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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气组成改变的结果，有别于自然变化[1]。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正持续加剧全球健康领域的威胁[2]。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显示，约36亿人口正面临相关影响，其中经济欠发达地区及低收入国家所受冲击尤为显著[3]。

健康素养是个体获取健康信息并科学决策的核心能力，较高的健康素养可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威胁[4-5]。但气候变化健康素养领域研究仍不足。2023年12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公众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及释义》[6]，2024年9月印发相关行动方案，该领域逐渐受到重视[7]。但全球范围内公众气候变化健康知识匮乏，如美国超半数青少年及46%成年人认知不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仅少数居民达到气候变化健康素养标准[8-9]。新疆地处西北生态脆弱区，南北疆气候差异大，鲜有对该地区居民的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的研究。本研究通过调查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旨在填补区域研究空白，为制订素养提升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结合PPS抽样的方法，于2024年11月至12月在昌吉、伊宁、库尔勒、喀什4个地市中各选取5个抽样区域（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心）共20个乡镇/街道，将年龄≥18岁的居民纳入研究范围，同时排除听障、视障患者及孕妇。参与者可凭个人意愿随时退出研究，研究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2024-56），所有参与者均知晓本调查目的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样本量计算

根据n=deff×Z21-α/2P（1-P）/d2 计算样本量，Z1-α/2为标准正态分布下面积为1-α/2所对应的百分位数。P为预调查居民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率。ε 为预期健康素养率的百分比。deff为设计效应。Z1-α/2=1.96，P=0.65，deff=2；d=r×p。相对误差r=15%，d=9.75%，N=184，考虑10%不应答和无效问卷等问题，所需样本量为184/（1%～10%）≈204.44，以此类推，在4个地市开展调查所需最低样本量为205×4=820。

1.3 调查方法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气候变化人群健康风险评估与适应项目，结合“知-信-行”理论模型，制订新疆居民气候变化健康素养问卷。问卷包括9道基本知识与理念相关题目，9道健康技能相关题目和10道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相关题目。每选择一个正确的选项记1分，满分65分，得分80%以上的调查对象被判断为具备气候变化健康素养。

收集昌吉市、伊宁市、库尔勒市和麦盖提县2021年11月至2024年11月的气象数据，包括日期、日均气温、日均风速、日均气压、日均相对湿度。气象数据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

在研究极端气温对健康素养的影响时，通过气温阈值和持续时间两个维度来定义极端气温现象。考虑到P1 和P99 百分位对应的天数较少，研究者普遍采用全年日平均气温分布的P2～P5 和P95～P98 百分位作为极端温度事件的判定标准。气温阈值和2、3、4 d作为持续时间进行组合，12种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的定义（HW1～HW12；CS1～CS12）。通过GCV用于选择模型参数，利用多定义下的极端高温/低温数据，计算其GCV值，选取最低的GCV值作为最终用于分析的极端高温/低温定义。

研究纳入基本健康知识、基本健康理念、健康技能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4个变量，建立了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提升路径模型[10]。研究假设如下，H1：基本健康知识与基本健康理念之间存在正向关系；H2：基本健康知识与健康技能之间存在正向关系；H3：基本健康知识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H4：基本健康理念与健康技能之间存在正向关系；H5：基本健康理念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

问卷中的三类题目存在多个选项，经统计三类题目正确选项总分为65分（基本知识与理念类正确选项共9分，健康技能类27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29分）。四地参与调查的人数分别为：昌吉市335名，伊宁市328名，库尔勒市414名，麦盖提县443名，共1520名。剔除100份逻辑核查错误问卷，最终1420份纳入分析。

1.5 质量控制

调查团队由2名专家、6名研究生和20名经过统一培训的街道、社区调查员实施现场调查，使用电子问卷星实时在线输入，对于年龄＞60岁及智能手机操作不便的居民提供纸质版问卷进行作答。通过问卷星设置，将有漏填的问卷项定义为无效问卷。调查结束后及时将纸质版问卷整理录入。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特定百分位数、持续天数下的极端天气发生次数；R 4.3.1通过广义交叉验证确定极端气温定义，对居民健康素养按特征分段统计具备率（具备率=具备人数/该段总人数×100%）。计数资料以名数（n）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样本量小或理论频数不足时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比较采用曼-惠特尼秩和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极端气温与健康素养关系。AMOS 26.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用极大似然法估计路径系数，依据CFI、GFI等评估适配度并检验中介效应，若X→M→Y路径Estimate值显著且中介效应95%CI不包含0，则认定M存在中介作用。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预调查工作回收40份问卷，有效率为100%，问卷Cronbach’s α=0.786、KMO=0.719，问卷信度及效度良好，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共回收有效问卷1 420份，有效率达到93.42%。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具备率为31.13%。调查对象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 ∶2。年龄以＞25～50岁居多，职业中单位/公司职员占比高，学历多为专科/本科，收入3万～8万占比最大。不同职业、学历、家庭年收入的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素养水平不同（P＜0.05）。见表1。

2.2 调查地区极端天气与是否具备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的相关分析

昌吉市极端气温事件发生10次；伊宁市发生33次；库尔勒市发生34次；麦盖提县发生52次，见表2。经曼-惠特尼秩和检验，具备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的居民得分[55（53，57）分]和不具备健康素养的居民[41（31，47）分]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21，P＜0.01）。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是否具备健康素养”与“极端天气次数”呈负相关（rs=-0.154，P＜0.001）。

2.3 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三维度具备情况分析

新疆地区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健康素养的3个维度中，基本健康知识与理念的掌握程度相对最低，为22.25%；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水平较高，为34.65%。见表3。

2.4 南北疆居民素养水平对比分析

数据显示，北疆地区居民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的具备率为36.34%，南疆地区为26.80%。从健康素养的3个维度分析，结果显示，南疆和北疆居民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的具备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南疆和北疆居民在基本知识与理念和健康技能这2个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结果显示，χ2/df=0.000、RMSEA=0.028、GFI=0.999、AGFI=0.992、RFI=0.993、CFI=0.999、NFI=0.999、TLI=0.996，各项数值均符合模型适配标准。见表5。

2.6 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结构方程的路径分析

结果显示，基本健康知识对健康理念（Estimate=0.564，P＜0.01）、健康技能（Estimate=1.470，P＜0.01）有正向影响，基本健康理念对健康技能（Estimate=2.192，P＜0.01），健康技能对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Estimate=0.749，P＜0.01）亦有正向影响。见表6。

2.7 新疆居民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素养中介效应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基本健康理念→健康技能→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路径系数为1.643，基本健康知识→健康技能→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路径系数为1.119。见表7。

3 讨论

本研究首次系统评估新疆社会群体气候变化健康素养水平，发现当地居民素养具备率仅为31.13%。教育背景和家庭经济状况是主要制约因素，反映出新疆在气候变化健康知识传播与教育体系完善方面存在不足。建议政府统筹实施“社区气候健康科普计划”，构建城乡全覆盖科普体系，重点针对低教育水平、低收入人群开展精准科普，以提升居民气候健康风险认知。

与聚焦学生、医护等特定群体的既往研究不同，本研究覆盖更广泛的社会群体[11-13]。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是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5]。本研究结果发现，专科及以上学历群体因知识获取优势具备率更高；家庭年收入＞8万～15万元居民因经济基础带来的信息获取便利，同样呈现较高健康素养水平[14-15]。本研究结果显示，极端天气次数与健康素养具备率呈负相关（rs=-0.154，P＜0.05），南疆高频极端气温抑制了当地居民健康素养提升，该结论与多数国际研究相悖。如美国沿海地区民众在飓风、暴雨频发下主动提升气候风险防范意识，采取建筑加固等措施[16]；在台风等自然灾害应对方面，居住于高频率受灾地区居民也展现出更强的风险认知与适应能力[17]。本研究结果显示，北疆居民在气候变化健康素养方面的总体具备率高于南疆居民。以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的研究数据为例，南疆互联网普及和科普活动频率低于北疆，致使居民难将气候体验转化为健康知识技能，信息传播不足或是主因[18]。为此，需实施差异化干预：南疆可利用短视频、广播等媒介开展“极端气象健康防护”科普，结合社区应急模拟训练；北疆则通过健康行为打卡奖励、知识竞赛等方式，推动健康技能融入日常。后续研究可采用多变量分析模型，挖掘知识普及率、技能熟练度与素养差异的内在联系，为精准干预提供理论支撑。

本研究构建了“健康认知→健康技能→行为模式”的转化机制（健康技能中介效应值=1.119、1.643，P＜0.05），提示实践能力在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行为过程中的核心媒介功能。这一结论验证了“基本健康知识促进健康理念建立，最终引导健康生活模式形成”的理论框架[19]。基于本研究结论，需构建跨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框架：其一，面向受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偏低的群体，可采用视觉化宣传材料与短视频教程相结合的方式，辅以社区实操训练，提高其健康素养与基础能力；其二，面向高学历人群，通过组织专业论坛、主题沙龙等深度交流平台，促进专业知识更新与实践经验的系统性传递。此外，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引导企业、事业单位及教育机构将气候健康议题纳入常规培训与课程体系，构建全民参与的良性发展格局。研究方面，应扩大样本采集范围、增加样本多样性，以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为制订精准干预策略提供更可靠的实证依据。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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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¹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分类号】	R12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2260648）。

新疆地区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素养调查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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