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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鸣作为一种常见的听觉系统症状，其日益凸显的健康影响已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耳鸣是指患者在缺乏外部声源情况下产生的主观听觉感知，其病理机制已超越单纯的生理功能障碍范畴，呈现出显著的心理-社会维度特征。耳鸣与情绪障碍存在双向关联[1]。耳鸣的发生、发展及主观体验程度与个体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尤其在焦虑、抑郁、精神紧张及情绪波动显著者中，耳鸣症状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且治疗反应较差。耳鸣患者常伴有焦虑或抑郁症状，而情感障碍患者中耳鸣发生率显著升高[2-3]。以情感症状为首发表现的患者更易发展为慢性耳鸣，并伴随睡眠障碍等并发症[4]。从临床观察来看，耳鸣的声音性质、音量感、发作节律等特点可能与不同类型的情绪障碍有关，如持续性高频尖锐声多见于焦虑型患者，表现出对环境刺激高度敏感的倾向；低沉、轰鸣样耳鸣则多见于抑郁型患者，常伴有思维迟缓、兴趣缺失等表现。此外，部分患者在情绪激动、精神紧张或夜间独处时耳鸣明显加重，提示耳鸣症状具有典型的情绪依赖性波动特征。这种心身交互作用机制已成为目前耳鸣研究的重要方向[5]。

情志病是由情绪和精神因素引发的疾病类别，主要包括焦虑症、抑郁症及应激相关障碍等。这些心理障碍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而且与耳鸣的发生和发展存在显著关联。从病理机制到临床表现，耳鸣与情志病间呈现出密切的双向作用关系[6]。临床观察显示，在慢性耳鸣患者群体中，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障碍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群体。耳鸣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心理障碍的程度呈正相关[7]。两者常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心理障碍可加重耳鸣症状，耳鸣的持续存在又进一步加剧心理困扰。在该基础上，深入探究情志病伴耳鸣患者的症状特征与心理状态间的具体关联，不仅有助于揭示耳鸣的复杂发病机制，而且为临床制订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因此通过对该类患者群体的系统分析，进一步厘清其症状表现与情绪心理状态间的相互关系，能为实现耳鸣的个体化治疗与情志调护相结合提供指导。

1 中医视角下的情志病与耳鸣

情志病是中医理论中阐述情绪与健康关系的重要概念。中医整体观念下的“形神一体”观认为，情志活动与脏腑功能、气血运行密切相关[8]。情志为致病之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失调可扰乱脏腑阴阳平衡，引起气血失和，从而影响脏腑功能，导致包括耳鸣在内的多种临床症状。七情内伤是耳鸣发生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从病机角度看，耳鸣并非单纯源于“邪气上扰耳窍”，而是脏腑失调在耳的反映，其发生和演变过程与肝、胆、肾、心、脾等脏腑密切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耳鸣患者群体中情志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群体，提示两者存在交互影响[9]。

《灵枢·口问》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脾胃虚弱（胃中空）导致气血生化不足，宗脉失养，清阳不升，耳窍失充，发为耳鸣。《灵枢·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肾精亏虚（髓海不足）导致耳窍失养，出现耳鸣、眩晕、视物模糊等虚损症状。《素问·脉解》曰：“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阳气盛上，阳气过亢（如肝阳上亢、心火上炎），循经上扰耳窍。情志过激（如大怒、焦虑）导致气机逆乱，阳热上冲，引发突发性耳鸣。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耳鸣病机的核心思想认识为脏腑虚损为本，气血失调为标，外邪与内伤并重。其中脏腑虚损为本，责之肾、脾、肝三脏，肾开窍于耳，肾精亏虚则耳窍失养，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则清阳不升，耳窍空虚，肝气郁结化火，或肝阳上亢，扰动耳窍。气血失调为标，为气逆血虚所致。气机升降失常（如肝气上逆、胃气不降），导致耳窍壅塞；或气血不足，耳窍失于濡润，如《灵枢·决气》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外邪与内伤并重，若外感风邪，上扰清窍，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提及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耳鸣；若内伤情志，七情过极导致脏腑气机紊乱，如忧思伤脾、惊恐伤肾，进而耳鸣。

从病因病机来说，情志病与耳鸣间存在密切关联，其核心机制在于情志失调影响脏腑功能，导致气机紊乱、气血失和，最终上扰耳窍。肝胆功能失调首当其冲，肝主疏泄，调畅情志；胆为中正之官，决断之本。若肝失调达，胆气不降，清窍失养，便可诱发耳鸣。《难经》曰：“肝、胆、表、里之气也，胆入肝……乃上（气流向头部）。”肝胆并外为“表、里”，肝不足或胆燥易影响耳部功能。因此凡久怒心神不安、忧而思抑郁等情志过剧，常伴肝胆失调，气血偏痹或虚衰，影响耳部气血运行而致耳鸣。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常见于耳鸣患者，老年患者尤甚，因“肾开窍于耳”，肾虚则耳窍失于濡养。《灵枢·口问》曰：“肾气上通于耳，肾气虚则耳鸣。”情志与肾可相互影响，如《类经》曰：“肾气强则志定而恐不能侵。”反之亦是如此。若突发惊恐或长期恐惧，致肾气下泄，如《灵枢·本神》曰：“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即为肾气肾精虚空而见耳鸣。若思虑过度，脾失健运，后天之精（水谷精微）无法充养肾精，亦见肾精渐亏而致耳鸣，即“思伤脾，久思及肾”之义。此外，心脾失调，心神失养、气血生化无源，《景岳全书》曰：“气虚则声不达，血虚则声不和。”可导致耳部气血运行不畅，出现耳鸣、耳闷等症状。若心火过盛，心血不足，影响耳部气血运行；脾虚生湿，湿邪上泛，亦可妨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即清阳正气为耳窍之主气，故“清升浊降”，如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则耳窍病而耳鸣生之。耳鸣与情志病关联密切，两者常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其核心病机可概括为情志失调，脏腑失和，气血逆乱，耳窍失养/受扰。①肝郁化火，上扰耳窍：情志抑郁或暴怒，肝气郁结，郁久化火，肝火上炎，循胆经（络耳）上冲耳窍，突发耳鸣，声大如潮，伴头痛、口苦。②心肾不交，虚火上扰：长期焦虑、思虑过度，心火亢盛，肾水不济，心肾不交，虚火浮越上炎耳窍，耳鸣伴失眠、心悸。③脾虚气血不足，清阳不升：忧思伤脾，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不足，清阳不升，耳窍失养，耳鸣声低弱，劳累后加重。耳鸣可加重情志病，长期耳鸣干扰生活，引发“恐鸣症”（对耳鸣过度关注），导致肝气郁结、心神不宁，加重情志失调。或耳鸣日久耗伤肾精，肾精不足则髓海空虚，加重脑力衰退、情绪低落。

综上所述，耳鸣与情志病在中医理论中同源于“脏腑失调-气机逆乱-气血失和”，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情志失调→脏腑受累→耳鸣→情志更损”的恶性循环。治疗需“调脏腑以治耳鸣，疏情志以固其本”，通过药物、针灸、导引等综合干预，恢复气机升降与气血调和，最终实现身心同治。

在治疗方面，中医针对情志相关性耳鸣强调辨证施治、身心同调，通过调和脏腑、疏通气血、平复情志恢复耳窍功能，多采用综合干预策略[10]。对肝胆郁结型耳鸣，采用疏肝理气法；肾精不足型则运用滋阴补肾法；心脾两虚型采用补益心脾法[11]。治疗过程中注重药物与非药物疗法相结合，局部治疗与整体调理相统一，病理矫治与情志调摄相配合，并遵循标本兼治的治疗原则。通过综合运用中药、针灸、推拿、导引、食疗等多种手段，调整情志，平衡脏腑功能，最终达到消除耳鸣的目的[1，12]。

2 情志病与耳鸣的心理社会因素

2.1 情志病与个人心理特征

讨论情志病与耳鸣的心理社会因素，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个体的心理特征。个体的心理特征是形成和发展情志病的基础，由个性倾向、应激反应、情绪调节能力等构成，影响个体对环境信息的感知、表达和回应，并决定个体对耳鸣的接纳深度。情志病与耳鸣的关联性不仅体现在生理层面，而且与个体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个体的心理特征作为情志病的形成基础，通过个性倾向、应对策略和情绪调节能力等维度，塑造其对耳鸣的感知模式、心理接纳度及症状演变轨迹。这些特征通过“心理-生理-环境”交互作用，形成独特的耳鸣症状表达与心理反应模式。

2.1.1 个性倾向与情志病伴耳鸣人格特质是评估个体心理状况和情感应对的重要指标，人格特质可分为神经质（情绪不稳定性）、外向性（社会活跃度）、开放性（认知灵活性）3个核心维度。不同人格特质对耳鸣的易感性、症状体验及心理适应存在显著差异。神经质者具有焦虑、压抑、易急躁、情绪波动性高的特点，神经质特质突出的个体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高度敏感性和情绪放大效应，对耳鸣声的响度、持续性感知更强烈，而焦虑倾向促使患者过度关注耳鸣，形成“耳鸣-焦虑-症状强化”的反馈环路，因此临床转归较差。研究显示，高神经质患者耳鸣致残量表评分显著高于低神经质群体[13]。外向型个体倾向于通过社会支持与积极活动分散注意力，开放性特质则促进认知重构，其对耳鸣引起的心理压力缓解较快[14]。其神经生物学机制可能是高神经质个体的前额叶-边缘系统功能失衡（如额叶抑制功能减弱、杏仁核反应亢进）增强中枢听觉通路的异常信号处理，导致耳鸣症状与情绪障碍共病。

2.1.2 应对策略与情志病伴耳鸣应对是个体对压力源（或压力本身）所采取的一种能解决问题或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或手段，应对策略可分为问题聚焦型（主动解决问题）与情绪聚焦型（调节情绪反应）两类[9]。采用良好的、积极应对策略（适应性路径），如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可通过声治疗、认知行为训练等主动干预，降低耳鸣感知显著性，减轻耳鸣相关的心理压力，缓解负面情绪，进而减轻症状；认知重构可将耳鸣重新评价为“非威胁性刺激”，减少边缘系统过度反应。不良的、消极应对策略（非适应性路径），如逃避、否认、灾难化思维则可导致症状“神秘化”与焦虑泛化，加剧自主神经紊乱。临床观察显示，采用积极应对策略的患者其耳鸣症状和心理反应均较轻微[15]。

2.1.3 情绪调节能力与情志病伴耳鸣情绪调节能力指个体通过认知重评、注意分配等方式调控情绪反应的效能。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是情志病伴耳鸣患者管理心理困扰的核心保护性因素。通过正念冥想、结构化人际放松训练等循证干预手段，患者可系统习得对耳鸣相关负性情绪的觉察与调控技巧，从而有效阻断“情绪应激-耳鸣感知增强”的恶性循环[16]。这种调节效能体现在：预防情绪升级，通过认知重评降低对耳鸣的威胁性解读，抑制杏仁核-前扣带回通路的过度激活，避免焦虑/抑郁情绪转化为耳鸣症状的持续诱因[17]；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前额叶皮质对边缘系统的自上而下调控，显著降低心理痛苦指数[18]。反之，情绪调节能力不足可能加剧患者的心理负担，影响其对耳鸣的科学认知和理性应对[19]。

综上所述，情志病与耳鸣的病理关联深度嵌入个体的心理特征框架中，体现为个性倾向-应对策略-情绪调节能力动态交互。神经质倾向对耳鸣信号过度反应，显著提升症状感知强度与心理痛苦，外向性与开放性特质则通过促进社会支持利用和认知重构，加速心理适应进程。应对策略的选择直接调控耳鸣的疾病转归，积极应对预后良好，消极应对则强化听觉皮质的异常连接，加剧症状显著性。情绪调节能力作为中枢调控枢纽，决定个体能否有效阻断“耳鸣-情绪-症状强化”的恶性循环。因此提示临床实践中，需将各维度的心理特征评估整合至情志病伴耳鸣诊疗路径，针对不同特质的群体设计分层干预方案，以实现“调神”与“治形”的协同增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通过生态瞬时评估技术，动态捕捉心理特征与耳鸣症状的实时交互模式，为精准干预提供靶点。

2.2 情志病伴耳鸣患者的心理调适与社会支持

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会支持系统是患者应对疾病的关键要素。耳鸣作为一种持续性主观听觉体验，不仅影响患者的生理健康，而且可引发显著的心理困扰和社会功能损害，其与情志病的双向作用需要更多心理调适策略和社会支持系统的结构。在中医“形神一体”观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共同框架下，耳鸣患者的心理调适与社会支持需遵循“调神以安形，助形以养神”的原则，通过多维度干预实现症状缓解与生活质量提升。

2.2.1 心理调适策略心理调适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采取的认知和行为调节策略，旨在维持或恢复心理健康状态。对耳鸣患者而言，有效的心理调适能减轻症状带来的心理压力，提高生活质量。目前主要调适策略包括认知重构技术（如认知行为疗法）、情绪调节训练（如正念减压、接纳与承诺疗法）、神经反馈训练等。正念冥想通过训练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的呼吸和身体感受，提升对目前体验的觉察和接纳能力。研究显示，该方法可帮助耳鸣患者更好地接纳症状，减少负性情绪反应，达到心理平静状态[20]。认知行为疗法通过识别和修正患者对耳鸣的认知偏差，建立合理的思维模式，调整适应不良的行为反应。这种结构化的心理干预方法能有效降低患者的烦躁情绪和心理阻抗，改善症状应对能力[21]。系统性的放松训练包括渐进性肌肉放松和呼吸调节练习，能显著缓解耳鸣患者的紧张、焦虑状态，改善睡眠质量，进而减轻症状困扰[22]。

2.2.2 社会支持策略社会支持网络对情志病伴耳鸣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通过家庭、医疗团队和社会团体的多层次协作，为患者提供情感安抚、科学指导和实际帮助。家庭支持能减轻患者的心理孤立感，医疗团队的多学科介入确保生理与心理问题的同步处理，病友团体则通过经验分享增强患者的适应信心。这种系统化的支持网络不仅能缓解耳鸣症状，有效缓解情志病，而且能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4]。来自家人、朋友、医疗团队和患者社群的社会支持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不仅能提供情感慰藉，而且能增强患者的疾病管理能力，促进心理适应和社会功能恢复，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环节。家庭支持在耳鸣患者的康复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家人通过倾听、陪伴和关怀，能有效缓解患者的孤独感和心理压力，为其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这种持续性的家庭关怀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心理环境，促进患者的心理适应。医疗团队协作实施“生理-心理-社会”阶梯干预，由耳鼻喉科专科医师、心理医师和康复治疗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能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诊疗方案。通过专业的病情解释和治疗指导，帮助患者建立科学的疾病认知，增强治疗信心，减少因疾病产生的心理困扰。此外，社区层面的支持体系为患者提供重要的交流平台，这些支持性环境能减少患者的社交孤立感，促进心理健康，同时通过经验分享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综上所述，心理调适与社会支持的有机结合是改善情志病伴耳鸣患者预后的重要途径。患者通过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和放松训练等心理调适策略，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缓解症状相关的心理不适。同时来自家庭、医疗团队和社区的多层次社会支持，为患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动力，有助于恢复其心理和社会功能。未来的临床实践应重视构建全方位的支持体系，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全程关怀。

2.3 心理状态与情志病伴耳鸣的恶性循环机制

在探讨情志病与耳鸣的心理社会因素时，心理状态与耳鸣症状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这种双向作用不仅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而且可加剧耳鸣症状，形成持续性的恶性循环，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情志病与耳鸣的相互作用呈现典型的“心理-生理-症状”双向强化模式。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通过激活边缘系统-自主神经通路，增强中枢听觉敏化，进而加重耳鸣感知；耳鸣症状的持续存在又进一步诱发情绪障碍，形成难以打破的病理闭环。这一循环的核心在于前额叶调控功能减退与杏仁核过度反应的神经机制失衡，导致患者陷入“情绪恶化-耳鸣加重-认知扭曲”的螺旋式下行。临床研究显示，该类患者的默认模式网络与听觉皮质呈现异常功能连接，使耳鸣信号被错误地赋予情感显著性，最终造成症状慢性化与心理适应功能进行性衰退[23]。

心理压力，特别是由焦虑、抑郁等情志病引发的压力，与耳鸣症状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慢性心理压力可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进而影响耳部微循环、神经传导和内耳代谢等生理过程，最终导致耳鸣症状加重。这种“耳鸣-持续听觉干扰-心理压力增加”的循环模式是症状持续的重要机制。患者的情绪状态显著影响其对耳鸣的主观感知。在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作用下，患者对耳鸣的注意力增强，感知敏感性提高。即使耳鸣的客观强度未发生改变，患者的主观痛苦程度也可能显著增加。这种感知增强效应可能引发继发性情绪障碍，进一步加重耳鸣症状，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耳鸣不仅是一种听觉系统症状，而且可能引发广泛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期耳鸣可导致睡眠障碍、疲劳综合征，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部分患者可能出现社交回避行为，导致社会功能受损，进而加重心理负担。这种心理压力的增加又可强化患者对耳鸣的感知，形成持续性的症状循环。因此在耳鸣的综合治疗中，心理干预具有重要作用。除针对耳源性疾病的治疗外，心理治疗方法可有效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改善情绪状态，从而减轻耳鸣症状。心理干预还有助于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提高心理适应能力，降低精神压力对耳鸣的影响。中医疗法在情志病伴耳鸣的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主张身心并调、标本兼治。通过辨证施治、综合调摄，不仅有助于缓解耳鸣症状，而且可提升患者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打破“耳鸣-情绪障碍-耳鸣”这一病理循环。

在探讨情志病与耳鸣的心理社会因素时，采用标准化的心理评估工具对患者心理状态和耳鸣症状进行量化评估具有重要价值。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通过专业医师与患者的一对一访谈实施，能系统评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提供客观的量化指标。心理韧性量表用于评估个体面对压力和逆境时的适应能力，反映患者在应对耳鸣及相关情绪问题时的心理弹性特征，为临床干预提供重要参考。情绪调节问卷用于评估患者的情绪调节策略，可系统反映个体在面对耳鸣困扰时的情绪管理能力，为理解心理状态与耳鸣症状的相互关系提供重要信息。耳鸣致残量表是评估耳鸣影响程度的标准化工具，从情感、功能和认知3个维度全面评估耳鸣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为症状严重程度的量化提供可靠依据。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等工具可评估患者情绪状态、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等参数，可进一步量化耳鸣与情绪障碍间的交互机制。为确保评估结果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耳鸣患者的心理特征，应采用系统化的评估策略。在评估时机的选择上，应在初诊时进行基线评估，在治疗关键节点进行动态评估，当症状出现波动时及时补充评估，并建立定期随访评估机制。采用“核心量表+补充量表”的多维度评估方案，核心评估工具包括耳鸣残疾问卷用于评估症状影响，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用于评估情绪状态；补充评估工具则包括心理韧性量表评估适应能力，情绪调节问卷评估应对策略，并可辅以生活质量量表评估整体功能。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包括统一评估人员培训标准、规范评估环境设置、建立数据核查机制及实施评估一致性检验。

此外，中医学视角则从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出发，强调七情内伤，认为情志失调不仅为耳鸣的重要诱因，也是其症状迁延难愈的根本所在。在中西医结合研究框架下，探索中医量表与现代心理量化工具间的关联，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当前中医心理量化评估工具如王琦[24]开创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量表》，评估中医九种体质类型，其中“气郁质”与心理因素（如焦虑、抑郁）密切相关。王哲等[25]编制《肝脏象情绪量表》，量化评估肝气郁结、肝火亢盛等证型与情绪状态的关系，为中医情志病（如郁证、不寐、梅核气）的诊断和效果评价提供临床工具。由松等[26]制订郁证的主客观症状量表，有利于心身疾病的证的诊断标准化。这类工具可与现代心理评估量表相互印证，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或相关性分析，提示耳鸣主观症状强度与心理失衡状态间的量化关系。中医辨证系统可在心理病因学评估中进一步发挥分类诊断的作用。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结合中医诊断工具如舌象分析系统、脉象辨识模型等，可对患者情志状态所致耳鸣进行辨证分型，如肝郁化火型、痰火扰心型、心肾不交型、气血两虚型等。各型证候对应不同的心理表征与耳鸣特征，为后续干预策略的个体化制订提供理论基础。

在情志病伴耳鸣的研究中，应充分融合现代心理量表与中医症状量化工具，构建“双评价体系”。一方面依托标准化心理评估工具对情绪失调进行横断面测量；另一方面通过中医辨证量表进行纵向病机评估。双维度数据可用于建构多因素回归模型或聚类分析模型，提示耳鸣症状与心理状态的交互网络及其内在机制。此举不仅可提升耳鸣干预的个体化与系统性水平，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医在心理疾病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应用。

评估结果的解释与整合同样重要，应建立多维评分剖面图，分析各量表间的相关性，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并据此制订个体化干预方案。在具体实施时需注意评估前应充分说明评估目的，确保患者理解量表内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评估过程中保持环境安静舒适，给予充分作答时间，并适时澄清疑问；评估后及时反馈结果，解释其临床意义，并讨论后续干预计划。通过系统化的评估策略，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为制订科学、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3 小结

情志病伴耳鸣患者在临床表现上不仅存在耳鸣这一感官症状，而且普遍伴随焦虑、抑郁、易怒等心理状态的异常。耳鸣的主观严重程度与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提示情志因素可能在耳鸣的发生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情绪波动、精神紧张及长期心理压力均可能成为耳鸣加重的重要诱因。此外，情志状态与耳鸣间存在一定的双向影响机制，耳鸣可加剧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耳鸣的综合治疗中，单纯依赖药物治疗难以取得理想效果，需加强对患者心理状态的评估与干预。通过心理疏导、中医情志调理、认知行为治疗等手段协同干预，可提高耳鸣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改善临床效果。综上所述，情志因素在耳鸣的发生、加重和持续中具有重要作用，临床上应高度重视耳鸣患者的情绪状态管理，从“身-心”整体角度出发，构建多维干预模式，以期实现更全面和有效的治疗。本文为理解情志病伴耳鸣的临床实践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理论指导。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心理干预的最佳实施路径，开发基于数字技术的远程管理模式，并建立多中心协作研究网络，以推动相关身心疾病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

4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入探索：①优化心理治疗模式，开发基于患者特征的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案，建立效果预测模型，探索数字化心理治疗平台，并系统评估长期治疗效果。②深化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重点探讨神经内分泌机制，分析神经可塑性变化，识别关键生物标志物，为开发靶向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③加强跨学科协作，建立多学科联合研究平台，开展临床转化研究，制订标准化诊疗方案，构建循证医学证据体系。④系统研究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分析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探讨文化背景的调节效应，评估职业因素的影响机制，并据此制订个体化社会支持计划。开展长期随访研究，建立标准化随访体系，评估心理干预的长期效果，监测生活质量的动态变化，为优化临床实践指南提供依据。

本文为情志病相关性耳鸣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为临床实践提供重要指导。通过上述研究方向的深入探索，有望在机制阐明、诊疗优化和疗效提升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议相关部门加大研究支持力度，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最终实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目标。同时呼吁学术界加强合作，共同攻克情志病相关性耳鸣这一复杂健康问题，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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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心理行为医学科； ²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心理科； ³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⁴北京市普仁医院耳鼻喉科
【分类号】	R749.2
【基金】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首发2022-1G-2132）。

情志病伴耳鸣患者症状与心理状态关联性的理论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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