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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作为严重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其所致的免疫功能损伤仍是当前医学领域的棘手难题[1]。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通过高效抑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复制，促进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数量回升，成为降低艾滋病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核心手段[2]。然而，10%～40%的感染者在长期ART后仍表现为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正常值或功能恢复障碍，即免疫重建不良（immunological non-responders，INR）[3]。目前，INR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临床仍缺乏有效干预手段，成为艾滋病精准治疗的关键瓶颈。从中医辨证角度，艾滋病INR虽无古籍对应病名记载，但结合其“长期正虚、伏邪留滞”的病理特征，现代中医多将其归属于“虚劳”“伏气温病”等范畴[4]。伏邪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载：“春伤于风，邪气留连”“冬伤于寒，春必温病。”首次提出外邪伏藏体内、逾时发病的病机概念[5]。本文基于中医伏邪理论，结合现代肠黏膜免疫及菌群失调的研究成果，提出“邪伏肠络”的病机假说，以期为艾滋病INR的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

1 “邪伏肠络”理论概述

1.1 伏邪理论源流

伏邪概念首见于《黄帝内经》，其病机内涵随中医理论发展逐步完善。《说文解字》释“伏”为“隐伏潜藏”，“邪”为“不正之气”，两者合指外邪侵袭人体后，未即时发病而潜伏于体内的致病因素。《素问·生气通天论》载：“春伤于风，邪气留连”“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奠定伏邪“潜伏体内、逾时发病”的理论基础。《灵枢·邪客》曰：“邪气入身，必有所舍。”指出伏邪需依附于特定病位（如脏腑、经络）潜伏。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进一步阐释“伏气”病机，提出外邪可因体质差异潜伏体内，引发“伏寒化热”“伏湿生变”等病理过程。明清温病学派则将伏邪理论系统化，叶天士《温热论》提出“温邪伏肾”“邪气内陷”，提示伏邪与体质强弱的相关性；王士雄《湿热经纬》[6]曰：“湿热伏邪，蒸腾脾胃。”凸显伏邪致病与脏腑功能失调的关联性。清代周学海《伤寒补例》[7]、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进一步提出“伏邪藏于血肉，需和解、温补”“伏邪伤正，当培元托邪”，完善伏邪治疗“扶正祛邪并重”的原则。

伏邪理论核心可概括如下：①邪伏体内，外邪（如风寒、湿热、疫毒）侵袭后未及时清除，潜伏于机体特定部位；②正虚致发，伏邪是否致病及证候表现，取决于正气盛衰与体质差异；③传变复杂，伏邪可循经络、脏腑耗伤气血阴阳，导致虚实错杂证。

1.2 肠络——伏邪潜藏的关键靶位

络脉理论源自《黄帝内经》，《灵枢·脉经》载：“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指络脉是从经脉分支而出的横向网络，具有“网络全身、渗灌气血”的生理功能[8]。与经脉相比，络脉分布更细密，结构上“易虚易滞”——气血不足则络脉失养（易虚），邪气阻滞则络道壅塞（易滞），成为伏邪潜藏的病理基础[5]。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9]曰：“久病入络，气血不行。”提示络脉阻滞与伏邪久留的因果关系，邪气初犯体表，若未及时清除，可沿经络深入络脉，因络脉“细小迂曲”的解剖特点，导致伏邪滞留、气血瘀阻，形成“络虚则邪易入，络滞则邪难出”的病理状态。肠道作为“传导之腑”，其络脉（肠络）直接关联脾胃运化与肠道排泄功能，既需要依赖脾胃气血充养，又易受饮食、湿热、瘀毒等邪气侵扰，成为伏邪蛰伏的核心部位。

1.3 肠道——中医“分清浊”与现代免疫调节的枢纽

中医对肠道功能的认识早见于《素问·灵兰秘典论》：“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强调肠道通过“分清浊”（吸收精微、排泄糟粕）维系后天之本。这一功能与现代医学“肠黏膜免疫屏障”理论高度契合。肠道菌群（如乳杆菌、双歧杆菌）不仅参与食物代谢，而且通过调节Treg/Th17细胞平衡、短链脂肪酸生成等途径，直接影响先天性与适应性免疫应答[10]。现代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失调（如有益菌减少、致病菌过度增殖）可导致肠黏膜屏障损伤，引发“肠源性内毒素入血”，激活炎症反应，进而抑制全身免疫功能[11]。该病理过程与中医“肠络阻滞、伏邪化毒”的病机描述形成互参——肠道既是“气血生化”的关键环节，又是“邪正相争”的前沿阵地，其络脉功能失调为伏邪长期潜伏提供适宜环境。

1.4 “邪伏肠络”理论的提出与科学内涵

基于上述理论，笔者课题组整合“伏邪潜伏”“肠络易滞”“肠道免疫”三大要素，提出“邪伏肠络”作为INR的核心病机：HIV病毒、ART药物毒性及内生湿痰瘀等实邪，因脾虚肠弱（本虚）而伏藏于肠络，导致络脉阻滞、黏膜屏障受损、肠道菌群失调，进而引发免疫微环境紊乱。

2 “邪伏肠络”与INR的相关性

2.1 HIV侵袭与肠络首当其冲

HIV感染以CD4+T淋巴细胞进行性破坏为特征。胃肠道作为人体最大的黏膜免疫器官，聚集全身80%以上的淋巴组织，成为病毒攻击的初始靶位与核心战场[12]。病毒侵入肠道后，迅速破坏黏膜固有层的CD4+T淋巴细胞，导致肠黏膜屏障完整性受损，进而引发肠道菌群失调——表现为优势菌由多形杆菌属向普氏菌属转移，肠杆菌科致病菌过度增殖，而产短链脂肪酸（如丁酸盐）的有益菌（如罗氏菌属）显著减少[13-14]。艾滋病患者的免疫重建状态与肠道菌群间存在双向的交互影响。在INR患者中，肠道菌群失调的情况极为普遍。从中医视角看，HIV病毒具有“嗜络伏藏”的特性，肠道络脉（肠络）因“网络细密、气血易滞”的生理特点，成为毒邪首先侵袭与长期潜伏的病位。毒邪伤络导致“络脉瘀阻、清浊不分”，既符合现代医学“黏膜屏障损伤-菌群失调”的病理过程，又呼应《灵枢》“邪气入身，必有所舍”的伏邪理论，形成“艾毒伏肠络→肠络阻滞→免疫微环境紊乱”的核心致病链条。

2.2 ART药物毒性累积与肠络损伤加剧

ART虽能抑制病毒复制，但其长期应用导致的药物毒性成为INR的重要诱因。临床观察显示，接受ART的HIV感染者中，肠道菌群多样性显著下降，变形菌门（如埃希菌属）异常增多，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罗氏菌属（产丁酸盐菌）明显减少[15]。丁酸盐作为肠黏膜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底物，其缺乏可直接导致肠黏膜屏障修复障碍，并削弱Treg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功能，形成“菌群失调-黏膜损伤-免疫抑制”的恶性循环[16]。从中医病机分析，药毒属“外来之邪”，长期攻伐易伤脾胃之气，导致“脾失运化、肠失传导”。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不足，既无力托毒外出，又因“气虚推动无力”致湿浊、痰瘀内生，与药物毒性、HIV病毒胶结于肠络，加重“络虚邪恋”的病理状态。这与现代研究中“ART导致肠道菌群代谢紊乱、黏膜免疫功能低下”形成互参，凸显“药毒伏肠络”对INR发生和发展的促进作用。

2.3 内生湿痰瘀与肠络阻滞的恶性循环

《素问·评热病论》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HIV感染日久及ART损伤，导致脾胃虚弱成为INR的核心本虚病机。脾主运化水湿，脾虚则水液代谢失常，聚湿成痰、滞血为瘀，形成“湿、痰、瘀”等内生实邪。这些病理产物因“肠络易滞”的特性，易于蓄积阻滞肠道络脉，进一步破坏肠道“分清浊”的功能，加剧黏膜屏障损伤与菌群失调。朱柯颖以“脾为之卫”理论探讨INR的中医病机，指出脾与免疫系统相通，病程迁延致脾受损，引发气血生化不足，脏腑失养，功能衰退；气虚渐发展为阳虚，阳气不足则气机受阻，津血运行不畅，痰、湿、瘀等病理产物内生，加重病情[17]。这种“本虚标实”的病机状态，使肠络成为HIV病毒、药物毒性与内生实邪相互胶结的“邪伏巢穴”，最终导致免疫重建所需的肠道微环境与黏膜免疫功能难以恢复。综上所述，艾滋病INR的发生和发展，本质是“邪伏肠络”病机在多个病理环节的集中体现。HIV病毒首犯肠络：HIV侵袭肠黏膜，破坏CD4+T淋巴细胞与肠络结构，奠定伏邪基础；药物毒性损伤肠络：ART药物毒性加剧脾胃虚弱，导致肠络失养、湿痰瘀内生，形成“虚中夹实”；内生实邪阻滞肠络：湿痰瘀与伏毒互结，阻滞络脉气血运行，进一步抑制免疫修复。三者相互作用，使肠道微生态、黏膜屏障与免疫调节功能陷入“损伤-伏邪-再损伤”的恶性循环。

3 基于“邪伏肠络”探讨艾滋病INR的治疗思路

当前临床观察与现代研究显示，INR的病机本质呈现“虚损为本、邪实为标”的虚实错杂特征[18]。该病理过程既包含肺、脾、肾等脏腑亏虚的本虚基础，又因正虚导致HIV病毒、湿、痰、瘀等实邪胶结，形成“因虚致实、虚实互结”的复杂演变。结合“邪伏肠络”理论，“伏邪”可具象化为HIV病毒、药物毒性及内生之湿痰瘀等病理产物，而“肠络”作为气血津液输布的关键通路，既是伏邪潜藏之地，又是邪正相争之要冲。基于此，治疗当遵循《素问》“谨守病机，各司其属”之旨，以动态平衡扶正与祛邪为核心，力求达成“补虚不留邪、攻邪不伤正”的目标。

3.1 攻毒透邪，扶正补虚

中医虽无“HIV病毒”的明确记载，然而课题组通过长期临床总结，将其归为“艾毒”范畴。HIV病毒侵袭是导致艾滋病并发症及死亡的始动因素，故《素问·至真要大论》“客者除之”的治疗思路，仍是该病的指导思想。中医视“毒”为邪气亢盛之态，治毒需据毒邪性质、病位及正虚程度，灵活运用清热解毒、活血解毒、利湿解毒、扶正解毒等法。针对HIV病毒伏藏肠络、胶着难去的特性，宜采用“攻毒透邪+通络散结”的双重干预策略，一方面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另一方面清除病毒储存库，阻断其伏留路径。

现代药理研究显示，中药活性成分（如生物碱、多糖、黄酮类化合物）可靶向HIV-1复制周期中的关键酶系统（逆转录酶、整合酶、蛋白酶），实现分阶段抗病毒作用[19]。如唐草片以“清热解毒、扶正祛邪”为法，针对脾虚湿热型、气虚血瘀型的INR患者，既能修复受损免疫细胞、改善临床症状，又可抑制病毒复制[20]。复方三黄胶囊通过黄芩等抑制逆转录酶，阻断病毒生命周期的关键环节，兼具改善症状、增强免疫应答之效[21]。此外，再生丹、爱可扶正片等复方制剂虽显示出一定抗病毒潜力，但尚需更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及机制阐释。INR以正虚为基，祛毒须防伤正。通过对相关中药复方的频次分析发现，黄芪、白术、灵芝等补虚药高频出现，印证“扶正补虚”在祛毒过程中的重要性——扶正不仅能充养气血以抗邪，而且可防止攻伐之品耗伤正气，体现“攻补兼施”的配伍智慧。

3.2 调肠固屏，减毒增效

ART是艾滋病的基础疗法，但其导致的肠屏障损伤与微生态失衡，反可阻碍免疫重建。针对这一矛盾，中西医结合的核心策略在于发挥中医药“增效减毒”的优势，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及免疫微环境，协同ART推进免疫功能修复。

中医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具有个体化靶向特征，可通过改善特定菌群组成（如增加益生菌丰度、抑制条件致病菌）及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修复肠黏膜屏障，进而激活肠-免疫轴协同效应[22]。临床研究显示，针对脾肾阳虚型INR患者，艾可清胶囊联合ART治疗能有效抑制病毒复制、促进免疫重建，并显著降低中医证候积分[23]；扶正抗毒丸、免疫2号等复方在减轻ART毒副作用（如肝损伤、胃肠道反应）方面表现突出。未来研究可聚焦中药调节肠道菌群-免疫轴的具体机制，结合临床数据挖掘，推动针对INR的药物研发。

3.3 健脾调肠，通络祛邪

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而升清；肠道为传导之腑，主通降而化物。两者通过气机升降相因、运化传导相协，共同维系饮食代谢。中医认为，脾虚失运则湿阻、痰生、血瘀，进而导致肠道传导失司，故临床强调“健脾以调肠”，实为“脏腑同治”思维的具象化。

INR病位虽涉肺、脾、肾，然而核心病机不离脾虚——脾失健运既是湿痰瘀等病理产物的源头，又是诸邪胶结的关键[24]。健脾益气之法，旨在“断邪之生源、畅气血之流”。临床研究显示，针对脾虚湿盛型INR患者，参灵扶正胶囊（党参、黄芪、白术等）可显著提升CD4+T淋巴细胞计数，改善神疲纳呆、便溏乏力等症状[25]。益艾康胶囊、补中益气解毒汤等复方通过健脾调肠，在促进免疫重建、改善证候等方面的效果确切[26-27]。疾病后期，湿、痰、瘀等病邪常相互搏结，证候多端，需精细辨明邪之属性（如湿热、痰凝、血瘀）而对证施药。临床可依据个体差异，以核心方为基础随症化裁，确立以人参、白术、茯苓为核心的益气健脾基础方，若湿热偏盛，则加薏苡仁、泽泻、茵陈以增清热利湿之效；若痰湿较著，可配半夏、陈皮以助化痰之功；若血瘀明显，宜予丹参、红花、川芎以强化活血化瘀之力。

4 小结与展望

在艾滋病诊疗领域，ART后的INR仍是亟待突破的临床难题。INR的发病机制涉及病毒持续潜伏、肠道微生态失衡、免疫应答异常等多维度病理过程，中西医对其核心病机的认识仍处于深化阶段，导致临床干预手段有限。本文基于中医伏邪理论与络病学说，结合现代肠黏膜免疫研究，提出“邪伏肠络”的病机假说，认为INR的本质是HIV病毒、药物毒性及内生湿痰瘀等实邪伏藏于肠络，引发“正虚邪实、络脉阻滞”的病理状态。这一理论创新不仅衔接中医“脏腑同治”“伏邪致病”的经典思维，而且与现代医学肠-免疫轴紊乱的病理机制形成互参，为INR的中医病机解析提供“宏观理论-微观靶点”结合的全新视角。

中医药在INR防治中具有整体调节优势，未来研究可聚焦以下方向。机制解析：借助代谢组学、单细胞测序等技术，揭示中药复方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代谢、黏膜免疫细胞分化及病毒储存库清除的多靶点分子机制。模型构建：整合ART药物代谢特征、免疫微环境参数及中医证型规律，构建“ART代谢-免疫表型-中医证候”三元关联模型，实现精准化辨证论治。疗法创新：基于“邪伏肠络”理论，研发以“健脾调肠、解毒通络”为核心的免疫激活疗法，重点干预肠黏膜屏障修复与CD4+T淋巴细胞功能重建。通过中西医协同与多学科融合，有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INR防治体系，为改善HIV感染者长期预后提供新路径。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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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艾研中心
【分类号】	R275.9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2274474）河南省科技研发计划联合基金项目（232301420074）河南省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科研专项项目（2023ZXZX1059）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LHGJ2023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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