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025.27.11
中图分类号:R98
李锐, 唐志勇, 郑会霖, 陈于彪, 邓静, 赵文博, 谭中富, 杨明
| 【作者机构】 |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药学部;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药学部; 川北医学院药学院; 四川省巴中市中医院药剂科; 四川省广安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药剂科; 四川省苍溪县人民医院药剂科 | 
| 【分 类 号】 | R98 | 
| 【基 金】 | 川北医学院2024年度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SWFZ24-Y-51)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临床科研专项(320.6750.2025-6-14)。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居民在面对疾病及自身健康问题时会选择自我药疗,但由于大多数人缺乏医药相关专业知识,自我药疗也会带来许多用药隐患和安全风险[1-3]。导致居民不合理用药的原因较多,居民安全用药知识不足、安全意识淡漠,依从性差等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因此,加强居民用药安全教育,规范居民安全用药行为是医药工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提高合理用药、减少医疗纠纷等的有效途径[4-5]。由于不同地区人群种族、居住环境及生活习俗的不同,每个地区的用药安全行为风险存在差异。为了解川东北居民的安全用药常识和用药行为现状,进行用药风险知识-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s-practices,KAP)调查,以期增强该地区居民安全用药的意识,纠正不正确的用药行为,减少因用药不当造成的危害,为后期对该区域居民用药方式和途径进行指导提供科学依据。
调查对象为四川省东北部城市(南充市、达州市、广安市、巴中市和广元市的居民,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以下简称“川东北地区”;年龄>18岁;意识清楚,能理解问卷内容,可以进行顺利沟通,且自愿参加本研究。
1.2.1 调查方式 此次问卷采取线上调查的形式。首先按照调查要求通过“问卷星”(https://www.wjx.cn/)制作问卷,2024年2月至3月通过随机抽样法对川东北地区居民发布线上问卷,被调查者在手机上进行问卷填写,结果由技术人员在后台进行统计。
1.2.2 问卷来源及内容 问卷内容参考“中国药学会”官网科技开发中心(https://www.cpa.org.cn/)发布的《中国居民用药行为风险KAP调查问卷》。问卷大致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基本信息、行为、知识、态度,问卷中居民的基本信息有8项内容,包括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障状况、年龄、职业、居住地、工作状况、性别。另外,用药知识部分包含28项问题,用药行为包含24项问题,用药态度方面的相关问题有11项[6]。
1.2.3 问卷质量控制 严格控制问卷的质量,选项全部相同视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问卷设计时对未全部作答的问卷设置无法提交提醒,待全部作答完成后方可提交;对参与答卷的手机IP地址进行限制,IP地址相同的不能重复提交。
1.2.4 问卷结果评价标准 对用药知识、用药行为、用药态度得分分别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用药知识总共28道题,为其设置不同得分,共有6个选项,极不赞同得1分,不赞同得2分,一般得3分,赞同得4分,极为赞同得5分,不清楚得9分。评分标准分为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几个等级,其得分标准分别为≥113分、85~112分、57~84分和28~56分。用药行为共24道题,评分标准也分为不及格、及格、良好和优秀,其得分标准分别为≥97分、73~96分、49~72分和24~48分。用药态度11道题,评分标准为反向积分,得分越高风险越低,评分标准也分为不及格、及格、良好和优秀,其得分标准分别为11~22分、23~33分、34~44分和≥45分[7]。
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进行汇总,使用Excel表进行数据汇总,采用SPASS 2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率[例(%)],比较采用χ2 检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居民用药案例行为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率[例(%)],比较采用χ2 检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居民用药案例行为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问卷调查线上共发放问卷550份,收集到有效问卷543份,有效回收率为98.73%。不同性别、年龄、月收入、居住地、医疗保障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职业用药知识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龄、月收入、居住地、医疗保障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用药行为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用药态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居民在安全用药方面的KAP得分情况(分, )
)
 
    注KAP:风险知识-态度-行为。
以性别(男=1,女=2)、年龄(18~<34岁=1,34~<49岁=2,49~<64岁=3,≥64岁=4)、受教育程度(研究生=1,本科=2,大专=3,中专或高中=4,初中=5,小学=6)、工作状况(在职=1,离退休=2,无/失业=3)、居住地(城镇居民=1,农村居民=2)、职业(企业工人=1,公司职员=2,机关干部=3,医疗机构=4,教师=5,企业经营管理=6,自由职业=7,学生=8,其他=9)、月收入(≤1 000元=1,>1 000~2 000元=2,>2 000~4 000元=3,>4 000~6 000元=4,>6 000元=5)及医疗保障状况(社会基本医疗保险=1,商业保险=2,自费医疗=3,公费医疗=4,其他=5)八项个人资料为自变量,以用药行为、知识、态度得分为因变量,并给予各个自变量赋值以此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2.1 居民在用药知识方面的影响因素 居民用药知识受性别、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及职业的影响(P<0.05)。性别为女性的得分越低(B=-3.148,P=0.038);年龄越小得分越低(B=8.719,P<0.001);月收入越高得分越低(B=-3.959,P<0.001);学历越高得分越低(B=8.043,P<0.001);在职得分比离退休及无/失业低(B=-3.165,P=0.022);各种职业当中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得分最低(B=-1.118,P<0.001)。见表2。
表2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居民用药知识影响因素
 
    注 线性回归方程:用药知识=52.096-3.148×性别+8.719×年龄-3.959×月收入+8.043×受教育程度-3.165×工作状况-1.118×职业。
2.2.2 居民在用药行为方面的影响因素 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影响居民的用药行为(P<0.05)。年龄越小得分越低(B=7.226,P<0.001);月收入越高得分越低(B=-2.329,P<0.001)。学历越高得分越低(B=1.625,P=0.003);无/ 失业低人群(B=-3.105,P=0.002)和医疗机构人员(B=-0.583,P=0.015)的得分普遍较低。见表3。
表3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居民用药行为的影响因素
 
    注 线性回归方程:用药行为=61.971+7.226×年龄-2.329×月收入+0.874×医疗保障状况+1.625×受教育程度-3.105×工作状况/-0.583×职业。
2.2.3 居民在用药态度方面的影响因素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用药态度有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得分越高(B=-0.872,P=0.032),结果见表4。
表4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居民用药态度的影响因素
 
    注 线性回归方程:用药态度=34.703-0.872×受教育程度。
调查结果表明,居民觉得社区和医院开展用药相关讲座的看法和态度中“有必要”最多,分别占41.8%和37.8%。居民认为社区居委会向居民发各种用药资料的看法和态度中“有必要”也最多,占39.0%。居民觉得通过网络、微信等传播合理用药知识宣传的看法和态度中“有必要”也最多,占37.2%。
本研究调查的主要人群为川东北地区居民,区域之间居民构成多元化,安全用药意识和水平参差不齐;另外,川东北地区各行政区域大多属于中国四、五线城市,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因此,有必要对该地区居民的用药安全行为风险进行调查研究。本研究结果显示,川东北地区居民在用药知识和用药行为方面得分均为良好,但用药态度方面得分为及格。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及职业是影响居民用药态度的最主要因素。参与此次调查的川东北地区居民中,男性人数少于女性(194人vs.349人),被调查对象大部分月收入为2 000~4 000元,有社会医疗保险,居住地为城镇,学历为大专或本科及医疗机构人员,这类人群整体来说用药风险较低,而老年人、收入低,无保险,农村及学历低居民的用药风险相对较高,在开展合理的用药知识教育时应重点关注这类人群,降低其用药风险[8]。
通过单因素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性别对用药知识和用药行为方面有显著影响,女性优于男性,主要因为可能是大多数家庭生活中,女性会更加照顾老人和小孩,注重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主动学习药物相关的用药知识,并将药品知识积极应用到日常用药上,所以相对于男性用药知识及安全积累更多,用药行为更好[9]。年龄对用药知识及用药行为方面均有显著影响,特别是18~34岁的居民用药风险更低。而究其原因,年轻人电子产品使用较多,不管是用药知识还是其他各种信息,均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取,潜移默化影响年轻人的用药行为,而老年人的身体生理功能比年轻人更差,记忆力、听力、视力等都较年轻人有所减弱,进一步阻碍了其对电子产品的使用与理解[10-11]。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及医疗保障状况对用药知识及用药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工作状况仅对用药知识有显著影响。但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居住地及医疗保障状况对居民用药风险行为均无显著影响,而工作状况对用药知识及用药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在职人群和无/失业相对于离退休人群用药风险低,主要是因为在职人群更年轻化,无/失业大部分人群为大专及本科学生群体,接受用药知识及正确的用药行为途径更多,学习能力更强,故上述两类人群在用药知识及用药行为方面的用药风险更低。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对用药知识、用药行为及用药态度方面均有显著影响,但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用药知识、用药行为及用药态度方面均有显著影响,但月收入及职业仅对用药知识及用药行为方面均有显著影响。月收入及职业影响居民的用药知识和用药行为,月收入较高的人群受教育程度也普遍较高,在用药知识和用药行为方面得分更低,其用药风险更低。一方面,药物知识结构复杂,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难以理解,很难深入学习,所以用药知识较少,跟用药相关的行为存在较多差错且差错后的用药风险高;另一方面,学历高的绝大部分居民用药知识的普及率更高,自学能力更强,学习到的用药知识更多,且了解不良用药行为后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另外,职业影响居民的用药知识和用药行为,主要是因为该研究中调查人员职业为医疗机构的居民较多,该类人群本身具有一定的医学素养,所以其用药知识和用药行为风险较低。但是,该研究发现月收入≤1 000元的人群的用药风险也低,主要是因为该类人群的职业大部分是学生群体,其学历是大专或本科,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可以通过各方面的积累及自己的学习获得用药知识,所以在用药行为以及用药知识方面表现较好[12]。因此,应该多开展对月收入低及受教育程度低人群的用药知识教育活动,为该类人群普及更多的用药知识,才能降低其用药风险[13]。
用药知识是形成正确用药态度的基础,也是改变用药行为的关键,调查发现川东北地区对用药知识知晓多的居民不良用药行为及用药态度相对少于对用药知识知晓少的居民,这与俞学炜等[14]的调查结果相同。用药知识的缺失会影响居民的用药行为及态度,不合理的用药态度及理念会导致进一步的行为危害[15]。如本研究结果显示,川东北地区大部分居民对于服药前是否仔细查看说明书的行为风险最高,很少查看药品有效期、禁忌事项及药品副作用等存在严重的用药安全隐患。因此,若要提高该地区居民的用药行为及改变不良用药态度,首先应该提高居民的用药知识水平。从导致居民用药知识风险高的前3个用药问题可见,川东北居民对于药品疗效的过于看重,可能致使多用药、滥用药,导致药品不良反应增加;其次,药品储存和自备药的保管不当可能也会导致药品疗效下降或造成不利影响;另外,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川东北地区居民在药店可随处购买到抗菌药物,有关部门应加强管理,避免不合理使用甚至滥用抗菌药物。因此,通过多种干预策略提高川东北居民用药知识水平是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的方法。本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多数居民认为开展各种形式的用药知识教育活动及宣传是有必要的,比如在社区和医院开展用药相关讲座,社区居委会向居民发各种用药资料,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网络、微信等传播合理用药知识等。
综上所述,通过对川东北地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该地区大部分居民在合理用药认知和用药行为上表现良好,但是在用药态度方面还有待提高。药师应重点关注该地区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及老年人群,对于不同人群采取相应的行动,开展用药咨询活动,在合理用药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减少该地区居民在用药方面的危害[18]。
作者贡献声明:杨明负责提出研究命题及研究思路,对论文负责;李锐负责调查问卷的设计,数据统计处理,绘制各个表格,论文起草及最终版本修订;唐志勇负责制作调查问卷及数据收集;郑会霖负责问卷数据收集及问卷数据汇总;陈于彪、邓静、赵文博、谭中富均负责问卷数据收集。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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