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025.28.14
中图分类号:R195
黄韵颐, 王国文, 王强
| 【作者机构】 |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组织人事部;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教育处 |
| 【分 类 号】 | R195 |
| 【基 金】 |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4CRKJ 02) 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202315010337)。 |
慢性病共病是指个体同时患有两种及以上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1]。抑郁作为典型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缺失和无望感等[2]。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相关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已突破2.8亿,占全国总人数的19.80%[3]。其中老年健康问题中,慢性病共病的发病率达到36.3%[4];抑郁的患病率为13.3%[2]。相比于非共病患者,共病患者因其病因复杂等特点,一直被认为与抑郁关系密切[5-8]。疼痛是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感体验[9]。研究发现,慢性病患病数量与疼痛程度呈正相关[10]。同时,疼痛程度的加重会影响老年人群的抑郁水平[11]。因此,慢性病共病可能会通过疼痛的中介效应作用于抑郁状况。自评健康是个体对于自身实际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健康期望水平。共病患者的自评不健康风险要高于非共病患者[12-13]。且自评健康是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独立危险因素[14-15]。因此,慢性病共病可能通过自评健康进而影响抑郁状况。此外,疼痛感知是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16]。但是,现有研究对于以上变量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尚不明晰。本研究引入以上变量,分析在老年人慢性病共病与抑郁之间,疼痛与自评健康的单独中介或链式中介作用。
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根据研究目的,最终纳入8 363名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60岁。排除标准:关键变量数值缺失及异常。
1.2.1 自变量 依据问卷中“是否有医生曾经告诉过受访者有(慢性疾病名称)”这一问题进行共病情况的评估,回答存在两种及以上慢性疾病则认为受访者患共病,本研究将慢性病共病赋值为1,非慢性病共病赋值为0[17]。
1.2.2 因变量 采用抑郁量表的简化版本测量,共包括10个条目。其中,躯体症状5个,抑郁3个,积极情绪2个。每个问题均设有4个选项,依次为“很少或没有时间”“不太多时间”“有时或一半时间”“大多数时间”[18]。按照等级顺次分别赋予0~3分,积极情绪的条目采用反向计分方式,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19]。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8。
1.2.3 中介变量①疼痛。以问卷中“是否经常因为疼痛而难受”来判断研究对象疼痛状况,将“完全没有”“有一点”“有一些”“比较多”及“非常多”分别定义为1~5分,分数越高代表疼痛状况越多[20]。②自评健康。依据问卷中“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怎样”这一问题回答进行变量划分。从“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很好”依次赋值1~5分,评分越高表示自评健康状况越好[21]。
1.2.4 控制变量 参考文献[22-23],本文纳入的研究变量有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夜间睡眠时长、是否上网、生活是否满意。各变量赋值如下:性别(男=1,女=2)、年龄(60~<65岁=1,65~<70岁=2,70~<75岁=3,≥75岁=4)、户口类型(农业=1,非农业=2,统一居民=3,无=4)、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2,离异=3,丧偶=4)、夜间睡眠时长(≤6 h=1,>6~8 h=2,>8 h=3)、上网(是=1,否=2)、生活是否满意(满意=1,不满意=2)。
采用SPSS 2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M)和四分位数(P25,P75)表示,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19]。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慢性病共病、抑郁、疼痛和自评健康的关系;采用PROCESS中的Model 6检验中介效应。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夜间睡眠时长、是否上网、生活是否满意的老年人的抑郁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老年人抑郁得分比较[分,M(P25,P75)]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将慢性疾病、疼痛、自评健康和抑郁的所有条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1的因子有7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962%,小于临界值40%,说明该研究中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共病与疼痛、抑郁呈正相关(r=0.294、r=0.189,P<0.01),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r=-0.336,P<0.01);疼痛与抑郁呈正相关(r=0.365,P<0.01),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r=-0.444,P<0.01);自评健康与抑郁呈负相关(r=-0.396,P<0.01)。
本研究在控制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夜间睡眠时长、是否上网、生活是否满意的基础上,将慢性病共病作为自变量,抑郁作为因变量,分析疼痛及自评健康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链式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共病对抑郁状况的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322,P<0.001),纳入中介变量后,慢性病共病对抑郁状况的正向预测作用仍然成立(β=0.091,P<0.001),并且疼痛可正向预测抑郁状况(β=0.191,P<0.001),自评健康可负向预测抑郁状况(β=-0.198,P<0.001);此外,慢性病共病及疼痛可负向预测自评健康(β=-0.467、-0.342,P<0.001);慢性病共病可正向预测疼痛(β=0.537,P<0.001)。见表2、图1。
图1 链式中介模型图
表2 链式中介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注 aP<0.01。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疼痛与自评健康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疼痛与自评健康在慢性病共病与抑郁状况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总中介效应值为0.231(95%CI:0.212~0.251),占总效应的71.74%;慢性病共病到抑郁状况的直接效应值为0.091(95%CI:0.051~0.131),占总效应的28.26%。见表3。
表3 链式中介路径分析结果
注 效应值为标准化后数值。
研究结果显示,慢性病共病能够正向影响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这与于茜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另有研究发现,随着慢性疾病患病数量的增加,个体的抑郁症状也会加重[24-25]。与单一患病比较,慢性病共病具有病因复杂、症状叠加、治疗矛盾等特点。慢性病共病老年人可能对治疗方法、时间、花费等问题呈消极态度,抑郁的程度也随之加重。
本研究提示,慢性病共病能够通过疼痛影响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具体来看,慢性病共病可以直接影响疼痛状况。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关节炎、风湿病等慢性疾病常伴有疼痛症状。而相比非慢性病共病患者,慢性病共病患者因为疾病数量的增加,躯体各部位疼痛程度可能加重,导致神经系统对疼痛的敏感度增加[10]。疼痛可以直接影响抑郁状况。从心理角度看,疼痛程度加重带来的主观体验、恐惧感会增加中老年人情绪失调、焦虑和无助绝望[26-27]。从生理机制看,原因可能是疼痛和抑郁涉及共同的脑区改变和化学物质,疼痛程度越严重,抑郁风险越大[28]。
根据研究结果,慢性病共病能够通过自评健康的满意程度影响抑郁状况。首先,慢性病共病是个体对自身健康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张向清等[12]的研究结果相似,慢性病共病人群相较于未患慢性病共病的人群,其健康自评情况较好的概率明显更低。其次,自评健康状况可以负向影响抑郁症状。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对自身健康充满信心,更可能持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而有助于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14]。
研究结果显示,疼痛与自评健康在老年人群慢性病共病与抑郁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疼痛能够负向影响自评健康,即疼痛程度越重,自评健康状况越差。这可能是因为疼痛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化或所造成的个体健康行为的变化会影响患者对自身健康的解读。
本研究以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慢性病共病、疼痛、自评健康和抑郁的关系及作用路径。结果显示,慢性病共病可以直接影响抑郁,疼痛与自评健康在慢性病共病与抑郁之间存在单独及链式中介作用。提示要重点关注老年人慢性疾病的患病情况,强化对慢性疾病高危人群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视对于疼痛的治疗管理,提高老年人疼痛管理的持续性、主动性;改善患者的自评健康水平,以此缓解老年人的抑郁状况。但目前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①基于横断面数据的因果推断具有一定局限。②信息来自受访者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报告偏倚。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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