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025.29.09
中图分类号:R473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的潜在剖面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凡凡， 马陆阳， 成萍萍， 史文丽， 刘铭心， 郑封民， 王秀丽
| 【作者机构】 |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手术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麻醉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 |
| 【分 类 号】 | R473 |
| 【基 金】 | 新疆护理学会科研项目（2022XH0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院内项目（20250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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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的潜在剖面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乳腺癌作为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1]。2022年中国肿瘤发病与死亡的数据显示，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为35万例，总死亡人数为7.5万例，已成为中国女性癌症死亡最常见的原因[2]。化疗作为治疗过程中的核心手段，能够有效降低复发风险，但由于治疗周期长、花费高等原因，导致患者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经济毒性是指患者由于治疗产生的经济负担而出现的客观财务负担和主观经济困扰[3]。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经济毒性的发生率可达78.8%[4]。经济毒性被认为是癌症治疗的一个不良后果，包括增加患者心理困扰，治疗依从性下降、治疗中断和更差的生活质量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5-6]。目前，我国乳腺癌经济毒性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现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居多[7-8]。虽有研究指出了经济毒性的水平，但其忽略了个体间的异质性。目前，对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潜在剖面分析的相关研究较少。潜在剖面分析是以人为中心，对群体的异质性问题进行归类的统计学方法[9]。本研究将基于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为日后制订个性化的经济毒性管理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科就诊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乳腺癌且已完成手术处在化疗期；③知晓病情并同意参加本研究；④意识清晰，可正常沟通。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并发症不能参与；②存在精神障碍、心理疾病；③治疗方案中包括新辅助化疗、乳房再造及同步其他治疗方案。根据样本量的计算原则，样本量取自变量个数的5～10倍，本研究中共包含22个自变量，考虑到20%的失访率，样本量=（22×5）×（1+20%）计算得出样本量至少为132例，本研究共调查320例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本研究已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KY2024120305），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问卷包括人口学变量和疾病相关知识，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手术方式、生育状况、疾病分期、有无转移、合并慢性疾病的数量、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支付方式、主要照顾者、疾病了解程度等。
1.2.2 恐动症Tampa量表（Tampa scale of kinesiophobia，TSK）恐动症评分表由Dupuis[10]编制，由胡文[11]在2012年完成汉化，该量表共包含17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计分法评分，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分别记1～4分，其中条目4、8、12、16为反向计分，量表总分为17～86分，分数越高代表患者运动恐惧的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78。
1.2.3 癌症患者同伴支持量表（cancer peer support scale，CaPSS）该量表由Patterson等[12]编制，后经我国学者李丽君等[13]翻译汉化，用于评估患者感知到的同伴支持的程度，以更好地评估患者的孤独感。该量表共包含3个维度，11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评分，从“任何时间都没有”到“所有时间”分别计1～5分，量表总分为11～55分，分数越高说明癌症患者同伴支持度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0。
1.2.4 患者报告结局的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comprehensive scores for financial toxicity based on the patient-report outcome measures，COST-PROM）该量表由国外学者De Souza等[14]于2014年编制，后经我国学者于慧会等[15]翻译汉化，共包含3个维度，11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完全没有”到“非常多”分别记0～4分，量表总分为0～44分，得分越低表明患者的经济压力越大，即经济毒性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8[16]。
1.3 资料收集方法
为确保调查的质量，正式调查前，选取5～10名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预调查，向其解释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在征得患者的同意后采用纸质版问卷进行资料收集，确定问卷填写所用时间及患者对条目的理解程度。经过小组讨论后，确定问卷填写时间最低时限为240 s。正式调查时，遇到患者有疑虑或文化程度低无法独立完成调查问卷时，由经过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解释或协助填写，禁止向患者使用诱导性语言，以保证调查问卷的准确性。问卷当场收回，并核实问卷的质量，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本研究共发放32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08份，有效回收率为96.25%。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Mplus 8.3软件对数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将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量表的11个条目得分作为外显变量，初始模型从“1”开始，依次增加潜在剖面分析的数量，通过以下指标判断模型的拟合效果[17]。信息评价指标：艾凯克信息准则（Aikeck information criteria，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t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及调整贝叶斯信息准则（aBIC），其数值越低，表示模型拟合效果越好；分类评价指标：熵（Entropy）值的取值范围为0～1，其取值越接近于1表明分类越精确。拟然比检验：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检验（Lo Mende-Rubin，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指数（BLRT）用于比较K和K-1轮廓模型，当这两个检验值的P＜0.05时，代表K个类别模型优于K-1个类别模型。使用SPSS 2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18]。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M）和四分位数（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H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特征值＞1的条目共有11个，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6.08%。因此，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拟合了5个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见表1。随着类别数量的逐渐增加，AIC、BIC和aBIC的数值逐渐减小。当类别等于2时，熵值等于0.932，LMR和BLRT的P值均＜0.05；当类别等于3时，熵值等于0.930，与类别等于2时的熵值接近，且LMR和BLRT的P值均＜0.05；当类别等于4时，虽然AIC、BIC和aBIC的数值仍在减少，但LMR的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类别等于5时，熵值得分最低且LMR的P＞0.05。因此，综合考虑认为模型3为最优模型，保留3个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各条目的均值得分见图1。类别1在各维度得分均值较低，说明患者经济毒性的水平较高，压力较大，故将类别1命名为“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类别3在各维度得分均值较其他两组得分较高，压力最小，故将类别1命名为“低水平经济毒性-低压力组”；类别2的得分均值处于类别1和类别3的中间，故将类别2命名为“中水平经济毒性-压力缓解组”。
图1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3个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特征分布
表1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潜在剖面分析各模型的拟合指数
注 AIC：赤池信息准则；BIC：贝叶斯信息准则；aBIC：样本校正的贝叶斯信息准则；Entropy：信息熵；LMR：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检验；BLRT：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
2.3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一般资料及经济毒性潜在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的308例患者均为女性，其余一般资料及经济毒性潜在类别的单因素分析见表2。
表2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不同类别经济毒性的人口学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注CaPSS：癌症患者同伴支持量表；TSK：恐动症Tampa量表。
2.4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潜在类别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8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以患者经济毒性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赋值方式见表3。结果显示，合并慢性疾病的数量、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支付方式、癌症患者同伴支持、运动恐惧是不同类别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4。
表3 自变量的赋值方式
注CaPSS：癌症患者同伴支持量表；TSK：恐动症Tampa量表。
表4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潜在类别的多因素分析
注 以“低水平经济毒性—低压力组”为对照。CaPSS：癌症患者同伴支持量表；TSK：恐动症Tampa量表。
3 讨论
3.1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
本研究将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经济毒性分为“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中水平经济毒性-压力缓解组”“低水平经济毒性-低压力组”3个类别，与朱燕等[19]对362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经济毒性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相似。在本研究中，“中水平经济毒性-压力缓解组”和“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共202例，占比为65.60%，提示患者经济毒性水平较高，压力较大，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疾病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以乳腺癌为例，其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等，治疗结束的患者，还需保证定期复查以了解疾病的发展，在此期间，患者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还需要承担因治疗造成的经济损失，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提示医务人员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技术，还需要积极了解医保付费方式、药物报销比例和患者经济状况等情况，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医疗决策，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医疗援助的方式，根据其经济状况制定个性化的经济支持策略，以降低经济毒性水平。
3.2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不同类别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
3.2.1 合并慢性疾病的数量 本研究结果提示，相较于合并慢性疾病的数量0～2个的患者，合并数量＞2个的患者越容易被归到“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这与徐玲等[20]对脑卒中患者经济毒性的研究相似。究其原因，一旦确诊为慢性疾病，可能会导致患者长期甚至是终身服药，慢性病数量越多的患者不仅要承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还要承受购买药物带来的经济压力，若治疗中断，其并发症的发生率也随之提高，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导致其再入院率等不良结局的增加，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经济毒性。因此，提示医务工作者应了解患者慢性病的管理效果及数量，宣传慢性疾病备案政策，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同时应告知患者慢性疾病服药的重要性，防止因不规律或停止用药引起不良结局，降低患者经济毒性。
3.2.2 文化程度 本研究结果提示，与“低水平经济毒性-低压力组”相比，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的患者更倾向于归到“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与Ver等[21]研究相似，文化程度可影响患者的经济储备，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更容易表现出较高的经济毒性。究其原因可能与文化程度一方面决定患者的收入水平及工作性质，另一方面可能影响患者医疗决策的能力和对疾病的认知，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拥有更好的自我倡权水平，能够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和了解医保政策、慈善援助等。提示医务工作者应关注文化程度异质性带来的经济毒性差异，宣传医保政策，充分发挥和利用基层医疗机构的优势，帮助患者减轻经济压力，改善身心健康，最终改善患者的经济压力。
3.2.3 家庭月收入 本研究结果提示，相对于家庭月收入＞6 000元的患者，收入水平＜6 000元的患者更容易归到“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和“中水平经济毒性-压力缓解组”，与Echeverri-Herrera等[22]研究结果一致。家庭月收入可直接影响家庭的经济储备、抗风险能力。而家庭月收入较低的家庭通常具有更低的经济储备和抗风险能力，此类患者会因治疗周期较长而影响收入，甚至因此负债，不仅加重了经济压力，还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若治疗效果不佳，便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提示医务工作者应主动关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家庭月收入，增强与患者对治疗费用的沟通，在不影响患者治疗效果的前提下，为患者制订更经济的治疗方案，从而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
3.2.4 医疗支付方式 本研究结果提示，与“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相比，省市医保的患者更容易进入“低水平经济毒性-低压力组”，即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医保的患者经济毒性水平毒性更高，与He等[23]研究结果一致。我国目前常见的医保形式有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保险和省市医保，由于前两类的缴费金额和报销比例相似，所以本研究中归于一种类型。省市医保的报销比例较大，能够减轻患者的自费费用，同时，在本研究中属于省市医保的患者大多属于退休职工或单位缴纳，其经济压力进一步降低。提示相关部门应大力宣传其他经济实惠的大病参保政策，让患者在经济范围内适当购买，以提高应对经济压力的能力，减轻患者及家庭的经济毒性。
3.2.5 癌症患者同伴支持 本研究结果提示，癌症患者同伴支持是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相同[24]。同伴支持属于社会支持的一种，也是家人、朋友的补充[25]。在面对具有相似的经历的人，患者能够降低心中的胆怯与病耻感，积极表达内心的想法，并在交流中学习到疾病治疗的相关知识，同时同伴支持也能够促进患者间情感的交流，降低心理痛苦，维持有效的社交和人际关系。提示相关部门可利用线上互联网+、线下交流会等方式，为患者提供平台，加强患者间的交流与沟通。
3.2.6 运动恐惧 本研究结果显示，运动恐惧是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恐惧-回避模型认为，当个体存在因疼痛或者运动再损伤的担忧时，常常会出现回避行为，即运动恐惧，这种行为会导致患者出现活动无耐力和功能障碍，提高并发症的发生率，如乳腺癌术后肢体活动度受限、血栓风险增加、护理依赖增加，进而加重经济毒性。提示医务工作者应重视患者治疗及恢复期的健康宣教，及时评估患者运动恐惧的水平，提高患者的锻炼信念，以减少并发症，降低患者及家庭的经济毒性。
4 小结
本研究发现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经济毒性存在异质性，共识别出3个类别，分别为“高水平经济毒性-高压力组”“中水平经济毒性-压力缓解组”“低水平经济毒性-低压力组”。其中合并慢性疾病的数量、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支付方式、癌症患者同伴支持、运动恐惧是经济毒性类别的影响因素。提示在临床工作中，识别出不同类别的患者对缓解患者经济毒性的水平尤为重要，应充分考虑患者的经济状况和需求，为患者制订符合其情况的干预方案，以达到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疾病恢复的作用，本研究仅调查了一家医院，样本代表性有限，未来可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量的研究，以进一步论证和完善本研究结论。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杨畅，刘强.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临床实践指南：乳腺癌（2020V4）更新解读[J].临床外科杂志，2021，29（1）：16-19.
[2]莫淼，王泽洲，郑莹，等.2022年全球及中国乳腺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海军军医大学学报，2025，46（4）：497-503.
[3]MILLER M F，OLSON J S，DOUGHTIE K，et al.The interplay of financial toxicity，health care team communication，and psychosocia l well-being among rural cancer patients and survivors[J].J Rural Health，2024，40（1）：128-137.
[4]EHSAN A N，WU C A，MINASIAN A，et al.Financial toxicity amo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orldwide：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JAMA Netw Open，2023，6（2）：e2255388.
[5]ABRAMS H R，DURBIN S，HUANG C X，et al.Financial toxicity in cancer care：origins，impact，and solutions [J].Transl Behav Med，2021，11（11）：2043-2054.
[6]BOBY J M，RAJAPPA S，MATHEW A.Financial toxicity in cancer care in India：a systematic review [J].Lancet Oncol，2021，22（12）：e541-e549.
[7]张蕊馨，王影，朱振华，等.乳腺癌生存者经济毒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刊，2024，59（1）：56-59.
[8]景静凤，高晋南，李冬，等.乳腺癌经济毒性研究进展[J].中国医药导报，2019，16（32）：30-33.
[9]XIAO T，ZHONG H，XIAO R，et al.Profiles of financial toxic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ancer patients：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J].Res Social Adm Pharm，2024，20（2）：137-144.
[10]DUPUIS F，CHERIF A，BATCHO C，et al.The Tampa Scale of Kinesiophobia：a systematic review of it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 people with musculoskeletal pain [J].Clin J Pain，2023，39（5）：236-247.
[11]胡文.简体中文版TSK和FABQ量表的文化调适及其在退行性腰腿痛中的应用研究[D].上海：第二军医大学，2012.
[12]PATTERSONP，MCDONALDF，TINDLER，et al.The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cancer peer support scale in adolescents living with cancer[J].Psychooncology，2018，27（12）：2865-2868.
[13]李丽君，段应龙，刘翔宇，等.癌症患者同伴支持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J].中华护理杂志，2023，58（3）：374-379.
[14]DE SOUZA J A，YAP B J，HIUBOCKY F J，et al.The development of a financial toxicity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in cancer：the cost measure[J].Cancer，2014，120（20）：3245-3253.
[15]于慧会，毕雪，刘运泳.中文版癌症患者报告结局的经济毒性量表信度和效度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7，38（8）：1118-1120.
[16]杜春艳，王柳丁.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经济毒性剖面分析与影响因素研究[J].医院管理论坛，2024，41（5）：48-52.
[17]肖景芳，王瑞，谢敏娟，等.PCI术后患者运动恐惧潜在剖面分析及与体力活动的关系[J].护理学杂志，2024，39（1）：42-46.
[18]陈苗苗，甘茹，刘晓慧，等.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倦怠的潜在剖面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24，31（21）：171-176.
[19]朱燕，俞静娴，张琦，等.原发性肝癌患者经济毒性的潜在剖面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2024，39（23）：2478-2484.
[20]徐玲，曾司甯，郭子宁，等.脑卒中患者经济毒性潜在剖面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军事护理，2024，4（41）：51-55.
[21]VER H E，ALI-AKBARIAN L，PRICE S N，et al.Patientreported financial toxicity，quality of life，and health behaviors in insured US cancer survivors [J].Support Care Cancer，2021，29（1）：349-358.
[22]ECHEVERRI-HERRERA S，NOWELS M A，QIN B，et al.Spirituality and financial toxicity among Hispanic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in new jersey [J].Support Care Cancer，2022，30（12）：9735-9741.
[23]HE X，CHEN J，ZHANG L，et al.Identify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financial toxicity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middle and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a cross-sectional study[J].Front Public Health，2024，12：1421314.
[24]ZHANG M，WANG X，SHAO M，et al.Financial toxicity of informal caregivers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A crosssectional study[J].Eur J Oncol Nurs，2024，69：102519.
[25]ZIEGLER E，HILL J，LIESKE B，et al.Empowerment in cancer patients：Does peer support make a difference?A systematic review[J].Psychooncology，2022，31（5）：683-704.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financial toxic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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