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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医疗取得重要成果，如改善医疗服务、普及全民医保等，但在医疗质量和公众满意度等方面仍有差距[1-4]。尽管日本医疗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日本民众对医生普遍尊重和好评[5]。中日医疗体系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别：两国医疗均以政府为主导，实现高比例医保覆盖率，但存在医疗资源城乡分配不均的问题；不过，日本的分级诊疗制度成熟，医护比例更高，医患关系更好。医学教育方面，两国医学本科学制相近，且两国均要求毕业后完成规培。当前，有关我国医学教育模式的研究多采用对比国外和自我反思的方式阐述，很少采用外部视角，即探讨国外人群对我国医疗现状的评价。笔者团队曾使用现场问卷调查法调研分析中美医学的差异[6]。本研究沿用上述方法，调研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不同群体对中日医生和医学教育现状的看法，并总结经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团队2024年“百人计划”期间赴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医院访学，以此契机选取该院不同群体开展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为主治医生以上医生（下称高年医生）、医学生或住院医生（下称低年医生）、医院工作人员（办公管理人员）、患者家属；②2024年7月至8月的工作日下班时间段京都大学附属医院咖啡厅的顾客；自研究者进入中心咖啡区域起，选取每隔9名完成购买的顾客。排除标准：拒绝参与问卷或无法配合调查。

1.2 研究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法。①问卷调查设计。问卷设计三大主题：a.不同群体对中日医生和医学教育的认知，包括医生受到的社会尊重度和信任度、医生的必备素质、学术型医院医生的首要业务、中日医生水平，中日医学教育的精英属性等；b.日本医生对中国同行的看法，包括中日医生的素质对比、中国医生最需改进的业务及与中国医生的合作意愿；c.日本医生对中国医学教育的看法，包括整体评价，对中日医学教育差异的了解，中国医学教育的不足和优势，与中国医学院的合作意愿。在描述医生受到的社会尊重度和信任感时采用10分制判断法，从“完全不尊重/信任”到“极度尊重/信任”划分为1～10分[6]。②调查问卷的可靠性。问卷设计中由3名医学教育从业＞5年的教职工评估题项与构念的契合度，3名教职工均最终认可问卷选项符合调查需求。正式调查前，预调查5名高年医生、4名低年医生、2名工作人员和1名患者家属，评价问卷设计、内容理解度及问题接受度，并根据结果修改1次问卷。预调查中83.3%受访者评判问卷结果为合适。预调查不纳入最终统计分析。正式问卷时随机采集9名受访者联系信息，问卷结束后2周对该9名人员重复问卷，两次回答选项的可重复度＞95%。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pagenumber_ebook=117,pagenumber_book=111

±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率[例（%）]表示，比较采用χ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

现场问卷126名，回收问卷88份（均回答完整）。其中高年医生25名，低年医生51名，医院工作人员和患者家属各6名。所有受访者均为日本籍。医生群体均为博士学位，工作人员均为硕士以上学位。患者家属中50%（3/6）有大学学位。

2.2 不同群体对中日医生及医学教育的认知分析

受访者采用10分制评级描述中日医生所受到的社会尊重和信任度。日本医生比中国医生社会尊重和信任度得分高，高年医生比低年医生打分高（表1）。

在“勤奋、细心、抗压能力、同理心和乐观”5种能力维度中选择医生必备素质时，4个群体均认为同理心最重要，其中医生和非医群体选择的比例分别为69.7%（53/76）和50.0%（6/12）（表1）。高年医生还看重抗压能力，低年医生注重抗压能力和勤奋，患者家属看重细心和乐观。

不同群体对学术型医院医生的首要业务理解不同。92.0%（23/25）高年医生认为首要业务是研究，但64.7%（33/51）低年医生、83.3%（5/6）医院工作人员和所有患者家属认为临床为主（表1）。

所有受访医生均接触过中国医生，90.8%（69/76）认可中国医生与日本医生平均水平相当。受访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家属均未接触过中国医生，对此均表示不了解。93.2%（82/88）受访者很担心病在中国，主要顾虑在于医疗水平（表1）。

所有受访者认为日本和中国一流是精英教育，93.2%（82/88）受访者认为中国也是精英教育。82.9%（63/76）医生听说过北京协和医院或医学院，但该比例在工作人员和家属中仅33.3%（2/6）和16.7%（1/6）（表1）。

2.3 日本医生对中国同行的看法

在“勤奋、细心、抗压能力、同理心和乐观”5种素质中，96.0%（24/25）高年医生和88.2%（45/51）低年医生认可中国医生在勤奋上不亚于日本同行。80.0%（20/25）高年医生和74.5%（38/51）低年医生认为中国医生同理心不足（表2）。

88.2%（67/76）受访医生认为中国医生临床能力尚未达到日本水平，且认为教学水平同样有差距。69.7%（53/76）受访医生认为中国医生科研水平与日本同行相当。88.0%（22/25）高年医生和76.5%（39/51）低年医生认为，中国学术型医院最需改进的业务是临床。98.7%（75/76）医生愿意和中国医生合作，94.7%（72/76）最关注科研合作（表2）。

2.4 日本医生对中国医学教育的看法

80.0 %（20/25）高年医生自我评价对中日医学教育异同仅有一般性了解，92.2%（47/51）低年医生仅少许了解。以日本医学教育作为10分参照，低年医生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印象分低于高年医生[（6.0,6.0）vs.7.0（7.0,8.0）,P＜0.01]。52.0%（13/25）高年医生认为中国医学教育逊于日本，而这一比例在低年医生中达78.4%（40/51）。所有医生认为中国一流医学院校的教育水平相当日本平均水平（表3）。

以“系统性、知识更新、创造性、实践性和人文”5个维度衡量医学教育，高年和低年医生认为中国医学教育在实践性方面较好，48.0%（12/25）高年医生认为中国教育在知识更新方面较好。69.7%（53/76）受访医生认为中国医学教育系统性不足，15.7%（8/51）低年医生认为创造性不足，12.0%（3/25）高年医生认为人文方面不足（表3）。

90.8%（69/76）受访医生愿意和中国一流医学院合作。64.0%（16/25）高年医生现实接触过协和医生或医学生。所有高年医生和27.5%（14/51）低年医生认为中国一流院校医生表现应优于中国医生的平均水平（表3）。

3 讨论

本问卷调查首次从日方医生和非医群体视角系统评估其对中国医疗服务和医学教育现状的看法，为既有中日医疗与教育的比较研究提供独特补充。

3.1 中国医生受到的社会尊重和信任程度低于日本医生

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医生和非医群体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对医生的尊重和信任程度低于日本医生，这可能与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更多地出现在国际期刊和媒体中有关[3]。中国医患关系紧张与多种因素有关，如基层医疗体系薄弱和沟通不足等[3-4]。本研究团队成员在赴美国和日本医院交流期间观察到，美日两国医生均高度重视医患沟通，并投入充足时间[6]。与此相比，中国医生由于每日接诊量巨大，与患者沟通时间有限，且沟通技巧的培训相对不足。为改善这一局面，一方面需要构建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亟须加强医生沟通技巧培训[3-4]。

3.2 日本医生认为中国医生同理心不足

选择医生最重要素质时，日本医生和非医群体均最关注同理心。调查中约70%日本医生认为医生最重要的品质是同理心，并认为中国医生同理心不足。同理心是指医生站在患者角度思考，理解患者感受和需求的能力，是职业素养核心要素[7-8]。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四部门近期联合印发了《加强医疗卫生人文关怀行动计划（2024—2027年）》[9]，旨在增强医务人员的共情能力，改善医患沟通，提升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职业尊重与信任。

3.3 日本医院不同群体对学术型医院医生首要业务的理解不同

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对学术型医院医生的首要业务的理解不同。低年医生和非医生群体关注临床工作，高年医生的工作重点偏向科研。日本低年和高年医生对临床和科研的不同侧重，反映随年资增长，医生的工作重心由临床向科研的转移。这一现象与学术型医院医生的成长模式一致。科研能力是学术型医院与普通医院的核心区别。学术型医院重视科研的本质，是通过知识创新实现引领医学发展，但学术型医院还需维持临床和科研的平衡，避免“重科研轻临床”。

3.4 日本医生普遍认可中国同行的科研水平

调查中所有医生均接触过中国医生，普遍认可中国医生的水平。日本医生尤为认可中国医生的科研水平，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科研水平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有关。据2025年发布的“自然指数-卫生科学”数据，中国10家医院跻身自然指数全球卫生科学研究50强，标志着我国临床科研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多数日本同行愿意和中国医生或医院开展合作，其中科研合作是重点方向，一方面是由于调查对象来自于学术型医院，另一方面可能和中国庞大的医疗数据相关。

3.5 日本医生对中日医学教育差异的认知有限

相比于中国医疗，日本医生对中日医学教育差异了解较少。52%高年医生印象中认为中国医学教育不如日本，这一比例在低年医生中更高（80%）。由于日本医生对中国医学教育缺乏足够了解，他们对中国医学教育印象的客观性有限。近年来中国在医学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质量认证体系也逐渐和国际接轨，但不可否认的是，仍存在地区间质量不均衡、医教协同不足等挑战[10-11]。日本医生对中国医学教育的了解不足可能与中日机构的交流相对不足有关。90%以上日本医生有与中国一流院校合作的意愿，今后可开展更多的中日医学教育合作交流项目以促进了解。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外部视角，但仍存在局限性。首先，问卷样本量较小，尤其非医群体数量有限，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其次，日本医生对中国医学教育的了解程度不足，其负面感知可能并非完全客观的评估。后续研究中，为获取更可靠的资料，可考虑专门调查那些曾在中国医学院校进行交流或学习的日本医生，其亲身经历将能提供更为精准的评价。

4 小结

本研究基于国际视角评估，提示我国医疗需着力提升患者对医生的职业尊重和信任，重点强化以同理心为核心的医学教育。中国医疗的科研水平已具优势，仍需提升临床服务能力与医学教育质量。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YIP W，FU H，CHEN A T，et al.10 years of health-care reform in China：progress and gaps in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J].Lancet，2019，394（10204）：1192-1204.

[2]YIPW，FUH，JIANW，et al.UniversalhealthcoverageinChina part 2：addressing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J].Lancet Public Health，2023，8（12）：e1035-e1042.

[3]The LANCET.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 [J].Lancet，2020，395（10218）：90.

[4]WANG Y，DU S.Time to rebuil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China[J].Hepatobiliary Surg Nutr，2023，12（2）：235-238.

[5]陈罡.三国演“医”[J].中国医院院长，2010，12（24）：89-91.

[6]陈罡，陈丽萌，李雪梅.一家美国医院对中国医生和医学教育的问卷评价[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1（2）：17-18.

[7]HEATH I，GRAY D P.The importance of empathy[J].Lancet，2022，400（10348）：271-272.

[8]NEMBHARD I M，DAVID G，EZZEDDINE I，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empathy in health care [J].Health Serv Res，2023，58（2）：250-263.

[9]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医疗应急司.关于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的通知[EB/OL].2024-09-29.https：//www.nhc.gov.cn/ylyjs/gzdt/202410/3cc5cffc01 964fd8 9ad2879f1ca62281.shtml.

[10]WANG W.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progress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J].BMC Med Educ，2021，21（1）：453.

[11]LIU X H，FENG J，LIU C M，et al.Medical education systems in China：development，status，and evaluation[J].Acad Med，2023，98（1）：43-49.

【作者机构】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合作办公室
【分类号】	R-05
【基金】	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年医学教育骨干培训项目（2025mesp005）。

日本医生和非医群体对中日医生及医学教育的印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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