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11605
中图分类号:R197.1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 浙江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全科未分化疾病专委会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 【作者机构】 | |
| 【分 类 号】 | R197.1 |
| 【基 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274169)。 |
未分化疾病(medically unspecified disease,MUD)常累及多系统,病因涉及生理、心理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临床表现复杂,诊疗路径差异大,对医务人员的识别、鉴别与整合管理要求更高。中国在MUD的系统研究、规范诊疗和多学科协作方面仍不足:缺乏统一流程与分层标准,基层与综合医院在团队协作、信息化和医保支持上存在差距,制约推广与效果评估。为此,亟须建立以全科医生为核心,联动内科、心理、康复、护理等专科的未分化疾病多学科联合诊疗(multidisciplina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medically unspecified disease,MUD-MDT)模式,以提升服务质量并优化资源配置。
图1 综合医院MUD-MDT架构图
MUD-MDT:未分化疾病多学科联合诊疗。
图2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MUD-MDT架构图
MUD-MDT:未分化疾病多学科联合诊疗。
图3 MUD-MDT协作流程图
MUD-MDT:未分化疾病多学科联合诊疗。
本共识遵循系统性和透明性原则,参考国内外共识/指南方法制定。专家遴选兼顾学科代表性与实践经验,基本条件为相关领域从业≥5年、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所在单位具备MUD-MDT实践、愿意完成全程咨询评议。执笔专家组涵盖全科医学、心血管、内分泌、循证医学、社区管理等学科,来自不同级别和地区医疗机构。条目制定中,对关键推荐采用量化投票,赞同率≥80%视为达成共识;未达标者记录异议,并经讨论后修订或决议。
本共识适用于具备一定信息化基础和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与综合医院,有助于各地在推进MUD门诊、医共体和专病管理时,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风险分层、临床路径及绩效与医保衔接策略,并随新证据和实践经验定期更新,以推动MUDMDT模式的规范化与持续发展。
MUD以病因复杂、病程迁延和多系统受累为主要特征,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易出现识别率和治疗率偏低[1-2]。由于认知不足和诊疗流程离散,患者常在多专科间反复就诊并接受重复检查,诊断周期延长,增加误诊漏诊风险和经济负担,也显著影响就医体验。构建以全科医学科为枢纽、整合多学科资源的MUDMDT模式,有望改善上述问题,提升诊疗效率和患者结局[3-4]。
1.2.1 MUD定义MUD指患者处于多系统、多因素交互影响的未分化状态,经初步检查后暂难以明确诊断,病程持续或反复,伴随心理或社会功能受损。MUD是一个需持续观察和综合干预的临床状态统称,而非独立疾病类别[1,5-6]。部分复杂的MUD患者需要接受全科主导的多学科协作连续评估与动态随访。
1.2.2 MDT定义MDT指以患者为中心,由3个及以上不同学科专家组成相对固定的团队,为患者提供个体化、一站式、科学精准诊疗的服务模式,通常以定期、定地点开展多学科病例讨论会的形式进行[3]。
1.2.3 MUD-MDT定义 MUD-MDT指以MUD患者为核心对象,由全科医学科牵头,联合内科、外科、影像科、心理科、营养科、中医科等多学科专家,通过共同讨论、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的协作模式。
国内方面,2014—2016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引入MUD概念,发表相关论文和诊疗手册,中国MUD诊疗体系初步建立[5,7]。2019年国家将MUD纳入相关诊疗与管理制度后,综合医院全科逐步成为MUD与多病共存的综合管理中心[8-9]。截至2025年,全国已设立MUD门诊200余家,并在部分地区建设MDT与区域中心,推动流程标准化和模式同质化,但在学科协作深度、医保支持和区域均衡性方面仍有不足[10-11]。
国际方面,英国自1995年起在国家癌症计划中强化MDT,此后比利时、法国等国相继推广[12]。美国建立未诊断疾病网络,通过多中心协作收治长期未明原因病例,遗传学诊断显著改善部分患者管理,为复杂MUD的跨机构联合诊疗提供借鉴[13]。
MUD-MDT以全科医学科为枢纽,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供个体化、连续诊疗;整合流程、减少重复与跨科流转,缩短诊断、提高效率,减轻负担、优化就医体验[14-15];并规范诊疗路径、推动分级诊疗,为MUD相关医保政策完善和全科能力提升提供支撑。
MUD-MDT以“以患者为中心”为原则,由全科医学科牵头,联合相关临床科室、平台科室和支持部门,明确全科首席专家(总体决策)、秘书(整理病历)、协调员(流程管理)等关键角色,围绕MUD患者核心问题开展多学科协作,分别在综合医院和基层社区构建互联互通的服务网络,实现识别、会诊、随访和转诊的连续管理。
全科医学科是MUD-MDT的首诊入口和组织中枢,全科医生同时承担“守门人”和“协调者”角色[16]。作为守门人,依据病史、体征和初步检查制定必要而适度的检查与管理方案,避免过度检查或诊断遗漏;作为协调者,动态评估病情复杂度,选择合适专科并统筹会诊流程,保障MDT高效有序运行[17]。
综合医院MUD-MDT团队由发起科室、核心科室、平台科室和支持部门组成(图1),以全科医学科为枢纽完成MUD患者从识别到综合管理的闭环。
2.2.1 全科医学科 全科医学科负责MUD患者的初筛与首诊评估,整理病历、预约检查和MDT讨论,形成统一诊疗方案并承担随访与跨科转诊,是综合医院MUD-MDT的功能枢纽。
2.2.2 核心科室 根据病情特点,由心血管、内分泌、呼吸、消化、风湿免疫、心理、中医、康复等科室组成核心团队,完成主要诊断和干预;心理科关注情绪与心理共病,中医与康复侧重功能改善和生活质量提升。
2.2.3 平台科室 检验、影像、病理等平台科室提供关键诊断证据,药学和营养等科室参与用药与营养管理,为MDT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2.2.4 支持部门 医务、门诊和质控部门负责MDT制度、流程与质量管理,信息部门搭建数据与远程会诊平台,医保物价科推动支付衔接,护理团队承担健康教育和随访管理,宣传及远程医疗团队面向患者和基层开展健康宣教与远程支持,多部门协同形成诊疗组织与运营管理的闭环[18-22]。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MUD-MDT体系中负责首诊识别、连续管理和双向转诊(图2),与医共体上级医院形成分级诊疗联合体[23]。
2.3.1 全科医学科与核心支持团队 基层全科医生依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完成初诊评估、基本检查及标准化量表初筛,制定可在社区执行的管理方案,并在病情复杂或疗效欠佳时启动社区MDT或上级医院远程会诊。预防保健和护理团队负责公共卫生筛查、健康教育、高危人群管理及随访,并在必要时联合中医、康复、心理、营养等专业在社区实施综合干预。
2.3.2 医共体上级医院 医共体上级医院为基层提供专科和技术平台支持,包括器质性疾病排查和复杂治疗、远程MDT讨论和专家门诊,并依托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实现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互联共享;患者管理系统(APP或小程序)用于症状记录和随访提醒,强化分级诊疗的连续性与可操作性。
围绕“资质准入—能力提升—梯队建设—考核改进”构建与MUD “多系统受累、病程较长”和“全科主导、多学科协同”相匹配的MUD-MDT团队。
2.4.1 人员培训 全科医生重点提升MUD识别、鉴别诊断、MDT协调和长期随访能力;专科医生强化跨学科合作和MUD评估能力;秘书、协调员及护理人员熟练掌握MDT流程、信息化工具和患者管理技能。
2.4.2 人员梯队结构 核心专家层约10%,由高级职称全科及相关专科专家组成,负责疑难决策、规范制定和培训;骨干执行层约70%,以中级职称全科、专科医生和主要护理人员为主,承担首诊评估、常规会诊和随访;后备储备层约20%,以初级职称医生和秘书为主,在MDT实践中逐步成长并补充骨干层。
2.4.3 人员考核与改进 以“考核—应用—优化”闭环保障人员能力适配MUD-MDT需求。
MUD-MDT的规范运行依赖明确的准入标准与分层策略。本章基于多维度评估构建风险分层体系,用于判定患者是否进入MDT(表1)。
表1 MUD患者的风险分层评分体系
注MUD:未分化疾病。
本共识从症状复杂度、功能状态、心理共病、前期诊疗充分性4个维度构建0~12分多维度风险评分体系,既反映疾病负担和累及系统,也纳入心理社会因素和既往诊疗基础。
按总分将患者分为3类:低危(0~3分)为病情轻、功能良好且诊疗充分,可在基层或社区随访;中危(4~8分)为存在一定复杂性或心理共病,由全科医生动态评估是否纳入MDT;高危(9~12分)为多系统受累、心理负担重或前期诊疗不足,需优先进入MDT进行早期综合干预。
各维度评估要点如下:“症状特征与复杂度”依据症状数量及受累系统评估,≥5个症状或出现如衰弱、认知障碍等复杂表现者应赋最高分;“功能状态”建议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评估,反映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心理共病情况”建议采用患者健康问卷与广泛性焦虑量表进行筛查,老年人群可辅以老年抑郁量表或简易精神状态检查;“前期诊疗情况”则基于就诊记录、专科转诊及检查完成度进行判断,反映患者所获医疗干预的充分性。总分为4个维度得分之和,用于快速识别患者风险等级并指导是否以及何时启动MDT。
MUD-MDT运行遵循以下原则:①以患者为中心。兼顾病情、心理和社会因素,鼓励患者参与决策。②多学科协作。由全科主导整合评估与随访,相关专科提供诊断和技术支持。③证据驱动与时效性。在循证基础上于规定时限内完成MDT讨论和必要检查。④共同决策与动态调整。通过标准化程序处理分歧,并依据随访结果持续修订方案。⑤全程管理。依托临床路径和信息系统,实现从首诊到康复的连续追踪和质量改进[24-26]。
为保障MUD-MDT规范、高效运行,本共识提出标准化协作流程(图3),涵盖患者筛查与风险分层、MDT启动、病例讨论、方案执行和随访管理等环节。各环节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结果回传和动态调整,形成“识别—干预—评估—改进”的管理闭环。
MUD管理需遵循“评估—治疗—随访”的连续路径,通过动态监测和阶梯式调整实现精准调控,建立标准化且兼具个体化的随访体系,兼顾诊疗连贯性与安全性。
3.4.1 MUD-MDT沟通与记录MDT讨论结束后,由秘书在24 h内完成记录,首席全科专家在24~48 h内向患者及家属沟通并确认方案。
3.4.2 随访纳入 所有完成MDT的患者均纳入持续随访管理,避免“只讨论、不跟踪”。
3.4.3 个体化随访计划 依据风险分层和病情变化制定随访频次与形式,中危患者一般每月随访1次,高危患者每2周随访1次,可根据病情动态调整。
3.4.4 定期评估与方案修正 通常每3个月进行系统复评,如病情无明显好转或出现新变化,可再次启动MDT讨论以修正方案。
为保证MDT规范、同质、可持续运行并提升诊疗质量与预后,需要在场所设施、医保支付、信息化、绩效与伦理法律等方面建立一体化保障。
综合医院设置MUD门诊和MDT讨论室,由全科按“未分化疾病/多病共存诊疗中心”建设并执行涵盖筛查、会诊和随访的MDT流程[8]。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框架下,MUD患者多为病情复杂、资源消耗高的病例,若完全按常规病组平均成本付费,易出现“重病低付费”。为此,一方面通过“特例单议”,由医保与医院对超出常规病组的个案评估,按成本和必要性协商支付,将异常高成本病例从“打包价”中剥离;另一方面通过“本地化分组补丁”,在国家统一分组基础上,按本地区MUD疾病谱和成本结构细分病组,使编码和补偿更贴近实际消耗。同时设置“低成本随访组”“高成本监测组”等分层病组,并结合DRG/DIP结余专项,按病例复杂度和结局补偿参与MUD-MDT团队,形成“规范路径—合理付费—激励协同”的闭环[27-28]。
依托医院信息系统和区域平台建设MUD-MDT模块,实现病例聚合、在线MDT与结构化记录,并与电子病历、影像等互联,用于决策支持和质量监测[29-30]。
将MUD-MDT工作量和质量纳入绩效考核,在绩效、职称、评优和培训中适度倾斜;同时依照相关法律,采用涵盖MDT讨论与信息共享的知情同意书和统一记录模板,在院内制度中明确职责与风险分担,平衡患者权益与医疗责任。
为规范MUD-MDT诊疗行为并实现持续改进,应建立常态化质量控制与多维度效果评价机制,确保多学科协作的规范性、安全性与有效性,从而提升诊疗质量与患者结局[31]。
5.1.1 设立MUD-MDT质量控制组 设立MUD-MDT质控组,由全科首席专家任组长、MDT秘书任质控秘书,联合协调员及医务、门诊等职能部门,负责质控方案的制定、执行与监督。
5.1.2 每月病例抽检 质控组每月随机抽取3~5例MDT病例,评估病历质量、流程执行与患者投诉,识别诊疗缺陷和潜在安全隐患,由质控秘书记录并反馈改进措施。
5.1.3 季度质量分析 每季度汇总抽检结果并开展根因分析,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追踪落实情况,对未达标项目通报并再次修订。
5.1.4 典型案例归档与应用 遴选具有代表性或改进效果显著的病例整理归档,纳入MUD-MDT培训与持续教育,用于团队经验共享和模式优化。
MUD-MDT的效果评价应兼顾多学科协作过程与临床结局,并形成闭环,用于持续优化路径和资源配置。①医务人员层面:用问卷、MDT参与次数、按时完成会诊和规范记录比例等指标,评价团队对MDT的认同度、参与度和协作质量。②患者层面:用满意度量表、决策参与度、症状改善自评,并结合投诉率和非计划再就诊率,评估沟通质量、就医体验与信任程度。③诊疗过程层面:通过首诊至MDT启动时间、中高危患者MDT启动比例、会诊意见执行率和多学科随访依从率,反映协作时效性和流程执行质量。④总体成效层面:以确诊周期缩短、门诊再就诊率、人均医疗费用及健康调查简表(36项)得分等指标,综合评估MUDMDT的中长期效果。
评价结果应按季度或半年汇总反馈,纳入质量管理和绩效考核,形成“评价—改进—再评价”闭环,为MUD-MDT的标准化与推广提供依据。
MUD因多系统受累、病因复杂、病程迁延,在基层与综合性医院均易出现诊断延迟与重复就诊。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MUD-MDT通过整合资源和流程,为此类患者提供一体化管理路径。本章选取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各1例典型病例,从风险分层、MDT决策和随访管理展示MUD-MDT的可行性与可复制性。
6.1.1 病例摘要 男,91岁,右膝痛伴双下肢水肿3年,加重1周;既往有高血压及脑梗死病史。评估示退行性骨关节病、下肢动脉硬化和心功能减退,无急性重症,符合老年多病共存、症状迁延的MUD特征。
6.1.2 风险分层评估与MDT启动 因高龄、多系统受累、长期症状、多重用药及功能受限,评为高危MUD,符合MDT启动条件。基层全科首诊风险分层评估后发起MUD-MDT,联合心血管、老年、骨/风湿、康复、护理团队及医共体上级专家。
6.1.3 MDT策略MDT认为膝痛主因为退行性骨关节病,下肢水肿与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及静脉回流障碍相关,合并衰弱和跌倒高风险。采取综合管理:优化心力衰竭与降压方案,配合利尿和弹力袜;局部镇痛加功能锻炼;康复制定个体化运动和步态训练;护理/公卫实施跌倒预防、用药管理和家庭照护,由全科统筹。
6.1.4 随访与转归 按高危分层随访,初期每2周,稳定后延长间隔,随病情调整方案。随访示膝痛与水肿减轻、活动耐量提高,再就诊和急诊减少,社区管理效果良好。
6.2.1 病例摘要 中年患者长期乏力、食欲减退,多次专科就诊未明原因,症状影响工作和生活;合并轻度代谢异常及情绪困扰,伴睡眠差和体质量波动,缺乏系统整合评估,呈典型MUD表现。
6.2.2 风险分层评估与MDT启动 住院后由全科医学科主导评估并进行MUD风险评分,见多系统轻中度异常及功能下降,判定为中—高危MUD。全科首席专家发起院MUD-MDT,联合内分泌、消化、心身医学/精神、营养和康复等科室。
6.2.3 MDT策略 在既往检查基础上补充内分泌和营养代谢评估排查隐匿器质性病变,由心身医学/精神科评估抑郁、焦虑及躯体化,营养与康复团队制定营养干预和运动处方。综合判断以功能性/心身因素为主,伴轻度代谢紊乱,采取心理干预和必要药物联合营养及运动康复,由全科统一协调诊疗与随访。
6.2.4 随访与转归 出院后按风险等级分阶段随访,重点监测乏力、食欲、情绪、体质量及工作功能。随访示症状逐渐缓解,生活与工作能力恢复,非必要专科就诊明显减少,体现MUD-MDT在整合诊疗和减少无效医疗方面的作用。
本共识立足MUD特点,构建以全科医学科为枢纽的MUD-MDT体系,涵盖组织架构、运行流程、支付与信息化保障及质量评价等关键要素。各级医疗机构可据此结合本地资源和疾病谱进行适配与简化,实现对MUD患者的连续、整合、价值导向管理。
MUD-MDT需在运行管理、信息支撑和政策环境上升级,使模式由试点走向常态应用,更好应对MUD病例复杂及长期管理需求。
将被动“会诊制”升级为基于风险识别的全周期管理:在电子病历中嵌入MUD风险评估和MDT启动规则,自动标记中高危患者并提醒MDT主持人介入;围绕常见症状群预设“套餐式” MDT,由全科按需调用。
将MDT结论结构化录入并拆解为任务,明确责任人与时限,以症状和功能变化设定再评估和再次MDT的触发阈值,形成“决策—执行—随访—再决策”闭环;同步建设跨机构病例与数据资源库,用于风险预测、智能决策和真实世界研究,持续优化模式。
支撑方面,将MUD风险分层、MDT启动标准和随访节点嵌入医院信息系统与区域平台,结合远程MDT和轻量化工具包,支持医共体基层开展简化版MUD-MDT,形成“全科首诊+区域协作网+信息化支撑”的服务格局[32-33]。
政策方面,在DRG/DIP框架下通过特例单议、本地化分组补丁等对高复杂、高消耗病例给予合理支付,将MDT启动率、再入院率和非必要转诊率纳入绩效与质控,并依托示范中心和培训基地,构建“共识—路径—信息化—支付—培训”一体化推广体系,推动MUD-MDT规范、可持续发展[34]。
《未分化疾病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专家共识(2025)》执笔专家组名单
共识专家组组长: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执笔专家组副组长(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何国枢(浙江大学医学院)、胡巍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金雅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刘梅(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秦艺玮(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王逸(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魏锦(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张清(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执笔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陈德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陈红辉(温州市中心医院)、陈英(桐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伟峰(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深圳大学全科医学系)、董巧玲(巴彦淖尔市医院)、丁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方舟(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兰亭分院)、高海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燕(解放军第九六〇医院)、葛承辉(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丽茹(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何国枢(浙江大学医学院)、胡巍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黄丹佩(株洲市三三一医院)、金雅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李晶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李霞(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刘雷(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刘梅(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刘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罗荧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彭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秦艺玮(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任菁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任天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施霞(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孙俊生(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临床医学院)、唐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罗湖临床学院)、唐莉(咸阳市中心医院)、田源(南阳油田总医院)、王蕾(嘉兴市第一医院)、王荣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王逸(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魏锦(天津大学中心医院/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熊晶(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霞(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浙宁(义乌市中心医院)、张清(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侯志岭(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共识秘书组组长:傅劲超(浙江大学医学院)
共识秘书组成员:黄振华(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严晓云(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安蔚(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刘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张逸桐(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刘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潘飞(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王力业(成都医学院)
共识顾问:巴德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劲松(浙江大学)、李国栋(世界家庭医生组织)、梁万年(清华大学)、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祝墡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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