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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是一种源自鼻咽黏膜的上皮恶性肿瘤，是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我国鼻咽癌的发病率占全球新增病例的50%，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临床研究表明，鉴于其独特的解剖特征和对辐射的敏感性，放疗或化疗联合放疗是治疗鼻咽癌的主要策略[3]。然而，频繁治疗带来的各方面压力及药物毒性作用，加上放疗对皮肤、黏膜的损伤，常使患者经历明显的生理与心理不适，进而影响其生活质量[4]。根据不悦症状理论，尽管患者可能会经历相似的症状，但症状体验因个体心理和环境因素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5]。这些症状之间的相互协同与强化作用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身心负担，影响功能状态、治疗效果和预后[6]。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品质的重要成分，心理灵活性体现了在变化环境中调整心理资源以维持自我价值的能力，并在缓解个体心理病理状态中发挥关键作用[7]。已有研究表明，心理灵活性所强调的积极行为变革能力能够使个体更有效地应对各种情境，对疾病感知产生重要影响[8]。此外，心理灵活性亦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理功能，缓解疼痛，改善紧张、焦虑、恐惧、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进而减少医疗成本，提升生活质量[9]。然而，目前鲜见负性情绪、症状体验、心理灵活性和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为医护人员提供针对性提升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新路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4年4月至9月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抗肿瘤治疗的鼻咽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经病理学确诊为鼻咽癌且正在接受规范放疗、化疗或同期放化疗；③患者知晓自身的诊断、病情及治疗；④自愿参与本调查，且能够正常沟通、理解能力无障碍。排除标准：①研究期间服用任何精神类药物，如抗精神病药、麻醉药品及助眠药等；②病情危重、意识不清晰等原因不能完成调查者。本研究方案已通过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KYLL-2025-038）。

1.2 样本量计算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样本量估算公式：

其中，显著性水平α=0.05（双侧），μα/2=1.96，相对容许误差ε=0.05；参照况洁[10]的研究，取μ=26.571，σ=9.523，计算得最小样本量为197例，考虑10%失访率后最终样本量为217例。

1.3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为自主设计，问卷涵盖两部分内容，即a.人口统计学资料。包括年龄[划分为青年（18～39岁）、中年（＞39～59岁）和老年（＞59岁）[11]]、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经济条件等。b.疾病相关资料。包括肿瘤TNM分期（参照《2024 CSCO鼻咽癌诊疗指南》[12]分期标准）、病程时长（自确诊起计算，依据恶性肿瘤研究中的关键生存率节点，划分为＜1年、1～3年、＞3～5年及＞5年）、治疗方式、是否伴有慢性疾病等）。②华西心晴指数问卷（Huaxi emotional index，HEI）：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研发，主要用于筛查住院患者的负性情绪[13]。共9个条目，评分范围0～4分，0分为“从未发生”，4分为“持续存在”。总分≤8分为无异况，9～12分为轻度，13～16分为中度，≥17分提示重度不良情绪。本研究其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7。③中文版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M.D.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MDASI-C）：源自美国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包括两大模块[14-15]。第一部分含13个症状条目，用于评定各类症状的出现频率与严重程度；第二部分考察症状对日常功能的干扰程度。评分范围0～10分，0分为“无任何症状”，10分为“极度严重”。本研究选用第一部分以分析患者的症状负担，得分升高提示症状体验加剧，其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5。④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2nd edition，AAQ-Ⅱ）：由Zhang等[16]汉化，共7个条目，原评分等级为1～7分。本研究实施反向计分，1分为“总是如此”，7分为“从未发生”。得分越高反映心理灵活性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8。⑤简明健康测量量表12（12-itemshortformhealthsurvey，SF-12）：由Fong等[17]汉化，包括心理与躯体健康两个大类，涉及8个维度：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情感职能、精神健康、活力及社会功能，合计12个题项。按标准算法计分，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好。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1。

1.4 资料收集方法

在充分告知研究目的及意义并获得知情同意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负责向受试者分发问卷，并引导其自主完成填写。问卷回收后，调查员需当场审核填写的完整性与逻辑一致性，如发现遗漏或矛盾之处，及时与受试者核实并对数据进行补填或修正。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9.0及Amos 2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利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讨负性情绪、症状体验、心理灵活性及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基于Amos 28.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变量间的路径关系，并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以95%CI不包含0为有统计学意义。如果模型拟合度欠佳，查找相关文献根据影响癌症患者心理特质与应对方式的关键因素进行修正[18-19]。所有假设检验均为双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剔除8份不合格问卷后，共回收209份。剔除原因为：2份存在数据缺失，6份因重复陷阱题答案不一致。其中，39～59岁年龄段的患者共126例，占总数的60.29%；女性患者52例（24.88%），男性患者157例（75.12%）；接受单纯放疗92例（44.02%），放化疗联合治疗91例（43.54%），单纯化疗26例（12.44%）。负性情绪筛查显示，96例（45.93%）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其中轻度49例（23.44%），中度34例（16.27%），重度13例（6.2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人口学特征鼻咽癌患者的生活质量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4个量表（HEI、MDASI-C、AAQ-Ⅱ、SF-12）的条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37.85%，＜40%，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负性情绪、症状体验、心理灵活性、生活质量量表得分情况

本组患者HEI得分为7.00（2.00，11.00）分；MDASIC第一部分得分为29.00（19.00，41.00）分；AAQ-Ⅱ得分为16.00（11.50，24.00）分；SF-12总分为（88.25±15.74）分，其中躯体健康得分为38.28（30.87，44.32）分，心理健康得分为51.78（42.69，61.10）分。

2.4 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负性情绪、症状体验、心理灵活性、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负性情绪与症状体验呈正相关，而与心理灵活性呈负相关（P＜0.01）；症状体验与心理灵活性亦呈负相关（P＜0.01）；心理灵活性与生活质量两维度均呈正相关（P＜0.01），负性情绪、症状体验与生活质量两维度均呈负相关（P＜0.01）。见表2。

2.5 负性情绪、生活质量、症状体验及心理灵活性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依据不悦症状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以负性情绪和症状体验定为自变量，心理灵活性程度作为中介变量，生活质量为因变量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因该模型拟合度欠佳（χ2/v=3.45），且鉴于年龄是影响癌症患者心理特质与应对方式的关键因素，故在模型中纳入年龄变量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及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修正后模型拟合度良好：（χ2/v=2.38，近似误差均方根=0.07，拟合优度指数=0.98，规范拟合指数=0.99，比较拟合指数=0.99，调整拟合优度指数=0.92）。采用Booststrap法，抽取5 000个样本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心理灵活性在负性情绪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在症状体验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中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表3。

3 讨论

3.1 负性情绪、症状体验与生活质量现状及相关关系分析

本研究中，HEI筛查显示45.93%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存在显著的临床心理负担。该检出率与肖亮杰等[20]的结果相符，略高于程婷等[21]的相关数据。该现象可能与抗肿瘤治疗的特异性应激密切相关。躯体不适、病情预后不确定性、治疗经济负担及社会角色转变等各方面因素共同构成情绪风险网络，使得患者更容易陷入焦虑、抑郁和恐惧等负面情绪之中[22]。症状体验是指个体对身体不适的主观感知与情感反应，本研究中患者症状体验得分为29.00（19.00，41.00）分，其强度不仅反映了患者主观痛苦水平，更反映了“症状－表现”双向反馈路径，与负性情绪形成潜在的强化循环[23-24]。

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的躯体健康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与多项研究观察到的该人群普遍存在治疗相关功能损伤和疲乏等结果一致[25]。这一结果可能与放、化疗的治疗毒性作用、人群年龄特征、机体功能低下、长期营养缺乏及复原力差有关。此外，教育程度低与经济压力形成的“低资源困境”，进一步限制了患者对症状管理的认知与执行能力，在自我管理方面存在显著缺乏[26]。心理健康状态方面，该类患者处于中等水平，且发现高年龄组的患者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研究指出高龄患者得益于认知重构能力及家庭支持系统，而年轻群体因社会功能中断更需要经济援助支持及社会角色转变的适应，进而表现出更高的心理脆弱性，因此针对不同年龄层需制订差异化的心理支持方案[27]。

从变量间的关联来看，负性情绪与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rs＜0，P＜0.01），这一发现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提示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可能与心理健康受损及躯体功能下降存在统计学关联[28]。同时症状体验与生活质量也呈负相关（rs＜0，P＜0.01）。这提示干预方案需突破单维度管理范式，实施整合症状控制、情绪调节与社会支持的综合干预，可能更有效阻断“情绪－症状－生活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

3.2 负性情绪和症状体验的显著共变关系

本研究发现负性情绪与症状体验之间呈正相关（rs=0.81，P＜0.01）。二者可能通过以下路径形成动态关联：①情绪对症状感知的潜在影响。高负性情绪可能通过增强杏仁核—前额叶通路的敏感性，提升对躯体信号的威胁评估敏感度，从而放大不适体验[29]。②症状对情绪状态的潜在影响。严重躯体症状（如疼痛、疲劳）可能限制患者日常活动与社会参与，通过功能丧失或社交隔离加剧情绪困扰[30]。由此可见，在临床实践中应对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进行联合症状—情绪筛查，当患者报告任一问题加重时，需警惕另一维度恶化风险，并及时启动多维度干预以阻断生活质量下降循环。

3.3 心理灵活性的双重部分中介作用

3.3.1 心理灵活性在负性情绪与生活质量间的部分中介作用心理灵活性概念源于接纳与承诺疗法，是指个体在情感冲突中通过接纳内在体验与认知解离实现价值导向行动[31]。本研究发现，心理灵活性在负性情绪与生活质量之间发挥了47.56%的中介作用。提示负性情绪一方面通过诱发治疗相关痛苦逃避及认知融合，削弱心理灵活性间接损害生活质量[32]；另一方面，负性情绪亦可直接导致患者快感缺失、社会退缩。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的核心治疗要点与之一致：拥有高心理灵活性的个体在情绪调节方面具备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采用不同的思维框架来看待并接纳负性情绪、重构认知，阻断情绪恶化，进而提升生活质量，而缺失该能力者则易陷入情感调节困境[33]。因此，医护人员在动态评估患者情绪源的同时，应结构化训练ACT核心技能，以激活患者对负性情绪的适应性调节能力，从而提升其心理灵活性[34]。

3.3.2 心理灵活性在症状体验与生活质量间的部分中介作用心理灵活性在症状体验与生活质量之间起到了36.21%的部分中介作用。该影响路径体现在：一方面患者因躯体症状（如患者因疼痛回避活动、因疲劳产生消极思维）削弱心理灵活性间接降低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疼痛强度、活动受限等对生活质量直接构成挑战。此路径与杨月波等[9]的研究形成互证，高心理灵活性个体能够促发主动应对，如通过正念、放松训练等方式，提升自身对症状的适应力，进而将症状焦点转化为价值导向，如维持社交目标，缓解功能损害[35]。因此，医护人员应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帮助其正确理解不适症状的成因与缓解方法，鼓励患者主动表达不适感。此外需开展结构化ACT训练，重点培养患者有效的情绪调节技术和增强接纳痛苦的能力，以便为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持。

3.4 整合共变与中介作用分析

心理灵活性作为共同通路，是负性情绪和症状体验共同作用于生活质量的关键机制，凸显了心理灵活性在调节“情绪—症状—生活质量”联结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在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群体中，负性情绪和症状体验会通过影响心理灵活性，进而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尤其重要的是，负性情绪和症状体验的共变关系可能也体现在它们共同影响心理灵活性的路径上。高负性情绪可能使个体在面对相同症状时更易形成灾难化认知，而严重症状体验又可能在负性情绪个体中更快耗尽心理资源，共同导致心理灵活性受损。反过来，较高的心理灵活性则能缓冲负性情绪和症状体验的负面影响，使鼻咽癌放化疗患者能更开放地接纳不适体验，更灵活地调整行为与价值联结，从而在面临治疗带来的各种挑战时，依然能维持或恢复较好的生活质量。

整合上述研究发现，临床需构建“情绪—症状—生活质量”三位一体的ACT干预框架。一方面，通过ACT疗法提高患者心理灵活性，避免落入情绪深渊，阻断负性情绪和症状体验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以ACT疗法提高患者对痛苦的接纳能力，加之功能康复直接弥补生理不适，为鼻咽癌抗肿瘤治疗患者的康复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支持。

4 小结

本研究揭示了鼻咽癌患者抗肿瘤治疗相关负性情绪与症状体验的显著共变关系，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心理灵活性在二者与生活质量间的双重中介作用，为制订整合式护理方案提供了以心理灵活性为干预靶点的新视角。尽管研究获得了初步发现，但本研究受限于单家医院的横断面设计，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等局限。未来应开展大规模、多中心验证，并建立治疗周期全程随访机制，纵向追踪并探讨负性情绪、症状体验及心理灵活性对生活质量的动态影响。临床实践中，建议整合ACT与多学科协作模式，组建由心理治疗师、肿瘤专科护士、临床医师构成的跨学科团队，构建症状、情绪联合管理干预方案，通过临床症状管理及心理辅导培养患者认知解离、正念等技巧提高心理灵活性，最终实现症状、情绪与生活质量的协同改善。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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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¹遵义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²遵义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³遵义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⁴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头颈部肿瘤科
【分类号】	R473.73
【基金】	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GZLCZB-2024-33）。

心理灵活性在鼻咽癌患者症状体验、负性情绪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双重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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