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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上皮瘤样癌（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LELC）是一种罕见恶性肿瘤，组织学特征与鼻咽部淋巴上皮瘤相似，表现为未分化癌细胞周围广泛淋巴细胞浸润[1]。LELC的消化系统发病率较低，尤其是食管LELC，全球报道病例约71例（含本例），发病多为50～80岁的亚洲人群，性别分布无显著差异。该疾病早期因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内镜下表现多呈黏膜下病变，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und，EUS）下的形态可与平滑肌瘤、间质瘤等良性病变相混淆，且传统认为其生长缓慢，增加了食管LELC临床诊断难度[2]。本文报道1例食管LELC患者，多次EUS均误诊为平滑肌瘤，两次内镜检查间隔103 d，肉眼观察下体积增大，提示这类疾病的生物学异质性。结合文献，本文系统分析该病例的诊疗过程及食管LELC特征，以期为早期识别、精准诊断和管理提供参考，丰富病例资料。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58岁，因“反酸、烧心1年，进食时出现哽噎及刺痛感8个月”于2024年12月20日于外院初次就诊。胃镜检查发现距门齿27～30 cm侧壁散在2处大小0.3～0.4 cm浅溃疡，表面覆白苔、周围黏膜充血肿胀，距门齿30 cm处有大小约0.3 cm表面光滑的黏膜隆起。初步诊断为食管溃疡及黏膜隆起，给予抑酸及修复黏膜治疗，未对黏膜隆起行活检及干预，嘱患者3个月后复查。2025年3月31日患者于当地医院复查胃镜显示隆起进展为1.5 cm×1.2 cm的半球状隆起，局部表面欠光滑。20 MHz小探头EUS显示该病变源于黏膜肌层，黏膜肌层、黏膜下层及固有肌层呈均匀低回声改变，腔内生长，截径18.6 mm×14.3 mm，有平滑肌瘤可能，患者及家属拒绝活检。2025年4月16日再次胃镜检查显示距门齿28 cm处可见表面黏膜粗糙、不规则隆起型病变，且EUS提示第一、二层增厚融合，固有肌层可见1.8 cm×1.6 cm低回声病变，向腔内外生长且紧邻心脏，仍考虑平滑肌瘤。随后患者转至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进一步治疗。入院后常规血液学检验和肿瘤标志物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增强CT示食管中下段管壁不均匀增厚，呈轻度强化，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晰，未见明显淋巴转移病灶（图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术前内镜检查可见黏膜下隆起（图2A），EUS提示病变来源于固有肌层2.2 cm×1.8 cm的均匀低回声病变，边界清晰，向腔内、外突出，考虑平滑肌瘤（图2B）。未见明显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STER）禁忌证，患者接受STER术式剥离实性瘤体（图2C），并将瘤体完整切除（图2D）。患者内镜及EUS动态变化见表1。术后病理显示部分组织变性较重，部分区域见上皮异型增生，细胞核空泡状，核仁明显，核分裂像常见，可见病理性核分裂像，呈巢片状、梁状及条索状排列，浸润性生长，伴间质纤维组织增生及较多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图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ALK（-）、CD2和CD20（间质淋巴细胞+）、CD30（-）、CD31（血管+）、CD56、Syn和CgA（-）、CK-H和CK-L（+）、D2-40（+）、Desmin（-）、HMB45（-）、INSM-1（-）、Ki-67（70%+）、p53（70%+）、P63（散在+）、S100（-）、Vimentin（+），EBER原位杂交（-）。病理诊断符合LELC，脉管内可见癌栓，切缘可见癌组织。患者既往有胃大部切除手术史，无法行常规外科根治术。术后患者接受紫杉醇联合铂类化疗及靶向免疫治疗，随访4个月未见复发或转移。本研究经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LDYYLL2025-861）。

2 讨论

LELC发病与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密切相关，但食管LELC与EBV的关联性仍存在争议[3-4]。目前文献报道中有32例接受了EBV相关检测，仅4例患者通过聚合酶链反应、EBER原位杂交及免疫组化等方法证实EBV阳性，另有1例男性患者通过EBV基因分型分析发现其感染了“I/XhoI”丢失型重组菌株[5-6]。提示食管LELC中EBV感染率低可能与检测方法相关。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食管LELC肿瘤细胞常高表达鳞状上皮标志物（细胞角蛋白5/6、细胞角蛋白10/13、p40），而结蛋白、波形蛋白等间充质标志物及嗜铬粒蛋白A、突触素、S-100蛋白等神经内分泌标志物呈低表达或阴性，支持其鳞状上皮来源。然而，日本学者Takubo和Katsube报道2例在巴雷特食管背景下发生食管LELC的病例，认为其存在腺上皮起源的可能[5]。

临床上，食管LELC常表现为进行性的吞咽困难、胸骨后不适等非特异性症状。在报道中其内镜下多呈黏膜下病变，表面可光滑或者伴有糜烂、中央凹陷，与良性病变表现相似，白光内镜难以定性，少数病例镜下呈溃疡或出现严重管腔狭窄[7]。窄带成像放大内镜检查中，病灶区域的微血管可呈规则分布，类似正常黏膜，或走行紊乱、分布稀疏的不规则结构[2,8]；碘染色呈浅染、边缘不规则或完全未着色[8-9]。然而，这些黏膜微细结构改变缺乏特异性，与良性病变重叠，无法作为可靠鉴别依据。本例患者在初诊时病变仅为表面光滑的黏膜隆起，临床症状不典型，且患者活检意愿不强，采取观察随访是较为合理的临床决策。EUS对于黏膜下病变的来源及解剖层次有很高的准确率，能够协助临床医师诊疗。但食管LELC的EUS典型表现为均匀低回声团块，与平滑肌瘤、间质瘤相似，是术前误诊的主要原因。本例患者多次EUS检查均提示平滑肌瘤，使得干预不积极。然而，病变的生长速度远超典型平滑肌瘤，这一恶性潜能使临床医师放弃对病变的动态观察，最终选择行内镜下切除。

本例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快速进展的生物学行为。在2024年12月初次发现时，病变为直径约0.3 cm的黏膜隆起。至2025年3月复查时，病灶已进展至1.5 cm×1.2 cm的半球状隆起。在103 d的时间内，其最大直径增长了约5倍。若采用几何学中椭球体体积公式进行估算，肿瘤体积从约0.014 cm3 增至约1.4 cm3，增幅高达约100倍，推断其体积倍增时间约12.8 d。这种生长速度与文献中描述的“惰性”食管LELC形成强烈反差。既往文献中，日本学者Nakasono曾报道1例食管LELC在1年内大小未见显著变化，甚至还有学者观察到未接受任何治疗的食管LELC病灶，在短时间内肿瘤体积缩小的现象[10]。但本例与韩国报道的1例6个月随访中肿瘤大小增加，表面分叶增多的病例相似，提示部分病例可表现为快速进展[11]。

目前关于食管LELC自然病程的动态观察报道极为有限，对于其显著生物学表现的机制研究较少，其背后的潜在机制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极高的细胞增殖活性是驱动肿瘤快速生长的直接动力。本例中，Ki-67增殖指数高达70%，提示肿瘤细胞群体处于极度活跃的复制状态[12]；同时p53蛋白呈高表达（70%+），提示存在TP53基因的错义突变。p53作为重要的抑癌基因，其失活不仅会促进细胞无序增殖，更会削弱基因组的稳定性，导致基因组不稳定和突变积累，加速肿瘤的恶性演进[13]。Ki-67与p53的协同高表达，共同构成本例肿瘤恶性进展的内在驱动力。其次，肿瘤微环境与免疫监视的失衡可能是肿瘤快速进展的核心原因。传统观点认为，食管LELC间质中丰富的淋巴细胞浸润构成了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屏障。进展缓慢的个体可能得益于机体活跃的免疫微环境，并且肿瘤细胞表达人类白细胞抗原-DR（human leukocyte antigen-DR，HLA-DR），激活CD8+细胞毒性T细胞，引发强烈的特异性免疫反应，使得部分病例表现为生长停滞甚至自发缩小。然而，活跃的免疫浸润与快速的肿瘤生长在本例中并存，提示肿瘤细胞可能通过尚未明确的机制发生了免疫逃逸。肿瘤细胞可能通过下调抗原呈递分子的表达，或上调免疫检查点分子，如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使得浸润的细胞毒性T细胞无法被激活或功能被抑制，导致肿瘤在免疫被抑制的微环境中得以快速生长[14-15]。本例未检测PD-L1、HLA-DR及免疫细胞亚群，未能进一步明确其快速生长的具体机制，推测肿瘤微环境的功能状态可能是解释这种异质性的关键。在表现为惰性的病例中，肿瘤间质中浸润的淋巴细胞可能构成了一个有效且活跃的免疫监视环境，抑制了肿瘤细胞的增殖；而在如本病例的快速进展型中，肿瘤细胞可能通过某种尚未明确的免疫逃逸机制，使得宿主免疫应答失效。未来需要在更大样本量的基础上，对肿瘤细胞及其微环境进行分子与功能解析。尽管如此，仍提示对于EUS诊断为“平滑肌瘤”的食管黏膜下病变，若出现短期明显增大、表面黏膜改变或向腔外生长等征象，不应仅依赖EUS静态评估，应积极采取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术、超声内镜引导下粗针组织芯活检等方式进行深层活组织取样从而进行病理评估。在保证肿瘤可完整切除的前提下，也可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直接内镜下切除，尽早明确诊断。

食管LELC相较其他类型未分化癌预后较好，文献报道中随访时间处于2～168个月的病例多数未出现肿瘤复发或转移，可能与机体免疫反应抑制肿瘤进展和扩散有关[2]。目前，手术切除联合淋巴结清扫是标准治疗，但对于部分浅表且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早期病变，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已成为可行选择，此类患者若实现完整切除且无高危病理因素，通常无需追加放化疗仍可获得良好预后[9,16]。此外，食管LELC对放化疗均敏感，放化疗既可作为术前新辅助治疗以缩小肿瘤、提高手术切除率，也可用于术后辅助治疗，以降低高危患者的复发风险[17]。本例患者在STER术后病理确诊为食管LELC，但因胃大部切除史导致解剖结构限制，无法行常规外科手术，术后病理提示脉管癌栓、切缘阳性，存在高危复发风险。最终行化疗联合靶向免疫治疗的综合方案。

STER术式凭借其能在直视下处理病灶，最大程度上保留消化道黏膜组织，并且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等优势，已成为治疗来源于固有肌层的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的重要选择[18]。结合本病例本文对其定位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本病例中常规内镜和EUS检查难以定性，又表现出生长迅速等预警信号的病变，STER不只是作为治疗手段。它克服了常规活检难以获取深层组织的局限，为病理确诊提供了足量、完整的组织标本，其诊断价值在此类疑难肿瘤的诊疗流程中至关重要。如果实现R0切除（切缘阴性）且无高危因素，对于早期病变可视为根治性手段；然而，如本病例术后病理提示切缘阳性或脉管浸润等高危因素时，则应该客观将其视为非根治性切除。在此情况下，STER术式的核心价值更侧重于其诊断与分期功能，它明确揭示了肿瘤的侵袭性，并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了决定性依据。面对此类高危复发因素的恶性肿瘤，补充外科食管切除术联合淋巴结清扫应作为身体状况允许患者的首选策略；若无法再次手术，则需积极考虑辅助放化疗以降低复发风险[19-20]。因此，在疑难食管黏膜下肿瘤的诊疗中，STER兼具诊断和潜在根治的双重角色，其治疗地位的最终确立需严格依赖术后病理结果。

综上所述，食管LELC因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与良性病变高度相似，易导致术前误诊。本例报道的生物学行为快速进展型食管LELC，不仅突破了传统认知，丰富了病例数，更为该疾病的研究提供了新数据。基于本病例的发现与局限，未来研究应解析食管LELC生物学异质性的内在机制。对其肿瘤微环境进行功能化分型，检测PD-L1、HLA-DR等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并利用多重荧光免疫组化等技术剖析浸润淋巴细胞的亚群及功能状态，以揭示其免疫逃逸机制；进一步地，借助全外显子组或转录组测序等分子技术，比较其基因突变谱和信号通路上的差异，从而揭示驱动其异质性行为的关键分子机制。为临床识别高危患者、制订个体化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目前食管LELC的发生、发展机制尚不明确，早期识别存在困难，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其发病机制及诊疗方式。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 YOSHIZAWA M，MIYAWAKI Y，SATO H，et al.Esophageal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with a remarkable response to DCF chemotherapy：a case report [J].Anticancer Res，2025，45（10）：4643-4652.

[2] OKATA T，UNO K，FUJISHIMA F，et al.Difficult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J].ACG Case Rep J，2019，6（8）：e00163.

[3] ZHANG S，LIN Y，LI Z，et al.Clinical treatment strategy and follow-up of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a retrospective study[J].Future Sci OA，2024，10（1）：2384878.

[4] LOW Y H，LOH C J L，PEH D Y Y，et al.Pathogenesi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of EBV-associated epithelial cancers[J].Front Oncol，2023，13：1202117.

[5] 张德庆，李锐，史冬涛，等.内镜切除食管淋巴上皮瘤样癌一例及文献复习[J].中华消化内镜杂志，2018，35（4）：293-295.

[6] GENG H，XING Y，ZHANG J，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viral infection other than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risk of esophageal carcinoma：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J].Arch Virol，2022，167（1）：1-20.

[7] 张远强，童华杰，杨纯平.食管淋巴上皮瘤样癌一例[J].中华胸部外科电子杂志，2018，5（3）：199-200.

[8] TSUCHIYAE，KUWAIT，IIOS，et al.Ararecaseofesophageal lymphoepithelial carcinoma without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J].Digest Liver Dis，2018，50（4）：414.

[9] WANG Y H，XIAO J，SHEN L Z，et al.Superficial esophageal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treated with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a case report[J].Int J Clin Exp，2020，13（7）：1902-1908.

[10] UESATO M，KONO T，SHIRATORI T，et al.Lymphoepithelioma-like esophageal carcinoma with macroscopic reduction[J].World J Gastrointest Endosc，2014，6（8）：385-389.

[11] CHOI Y Y，KIM G H，PARK D Y.An incidental subepithelial mass in the esophagus.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appearing as a subepithelial tumor in the esophagus[J].Gastroenterology，2014，146（4）：e1-2.

[12] ANDRÉS-SÁNCHEZ N，FISHER D，KRASINSKA L.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roles in cancer of the proliferation marker Ki-67[J].J Cell Sci，2022，135（11）：jcs258932.

[13] WANG H，GUO M，WEI H，et al.Targeting p53 pathways：mechanisms，structures，and advances in therapy [J].Signal Transduction Targeted Ther，2023，8（1）：92.

[14] 郝贺，汪治宇.肿瘤免疫逃逸作用机制及在食管癌中的研究进展[J].中国肿瘤临床，2018，45（9）：477-481.

[15] 尹文娟，苏丹，谭蔚泓.淋巴上皮瘤样癌分子病理研究进展[J].中国临床新医学，2021，14（9）：845-851.

[16] MANNAN A A S R，SHRIVASTAVA P，YUAN S.p16 Abnormality in HPV-Negative/EBV-Negative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J].Am J Clin Pathol，2014，142（suppl_1）：A283-A283.

[17] NARUMIYA K，YAGAWA Y，KUDO K，et al.Primary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with metastatic lymph node and gastric cancer[J].Clin J Gastroenterol，2021，14（5）：1329-1336.

[18] 付信娟，许洪伟.食管黏膜下肿瘤内镜治疗进展[J].中国医刊，2023，58（8）：829-832.

[19] 郑子钰，王鑫.食管癌综合治疗进展[J].中国肿瘤临床，2025，52（6）：298-303.

[20] FAN H，WANG Y，DONG J，et al.EBV-negative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of the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a rare tumor[J].Asian J Surg，2024，47（9）：4121-4122.

【作者机构】	¹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²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消化科
【分类号】	R735.1
【基金】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2JR5RA922）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25ZYJA02）。

食管淋巴上皮瘤样癌1例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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