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乳腺癌的新发病例数约229.7万例，已成为全球第二高发癌症[1]。乳腺癌的诊治不仅是个体事件，也深受家庭的影响，部分女性患者因权力分配不均与性别角色差异而在医疗决策中处于被动地位[2]。

自我倡权是患者面对疾病时能优先考虑自身、主动参与决策的能力，可增强自我意识与疾病掌控感[3]。国内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处于中等水平，亟待提高，前提在于明确其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4]。自我效能指个体对完成行为或达到预期的自信程度，与自我倡权呈正相关[5]。反刍性沉思为遭受创伤事件后开展的认知调整，包括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6]；乳腺癌患者的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与较低的创伤后成长等负性结果相关，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与积极适应、心理成长相关[7]。既往研究指出患者的自我效能可以引导反刍性沉思倾向，且不同的认知调整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自我倡权[8-9]。

根据意义构建理论，压力事件下的意义冲突会促使个体通过意义构建过程（认知情感加工）实现心理调适和自我成长。自我效能体现信念体系，是引导意义构建的个人资源；反刍性沉思是认知情感加工的方式，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有助于意义构建，而侵入性反刍性沉思阻碍适应及自我成长[6,10]。基于此提出假设，H1：自我效能直接影响自我倡权；H2：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在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旨在为医护人员制订干预措施以提升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选取长沙市第一医院及长沙市第四医院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病理学诊断为乳腺癌，且知晓疾病诊断[11]；②年龄 ≥18岁；③患者悉知并同意本研究内容，病情允许且能够配合。排除标准：①认知障碍；②沟通障碍、不能准确表达意愿；③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④有精神病史。根据横断面调查样本量计算公式N= 4(UαS/δ)2进行计算。参考统计标准即α=0.05，Uα=1.96，S=0.5，δ取值为0.25S～0.50S，考虑10%的问卷无效率，估算样本为69～274例[12]。本研究已通过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批准（2024370）。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患者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工作状态、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患病时间、疾病分期、手术方式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10个条目。

1.2.2 女性癌症幸存者自我倡权量表 该量表由Hagan等[13]开发，冯翎等[14]调试为中文版，包含3个维度：自我决策、有效沟通及社会支持，对应条目1～6、7～12、13～18。采用Likert 6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每个条目依次赋分为1～6分，共18个条目，总分为18～108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倡权水平越高，该量表内容效度为0.970，Cronbach’s α系数为0.819，信效度良好。

1.2.3 乳腺癌幸存者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由Champion等[15]开发，刘延锦等[16]调试为中文版，单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选项由“没有信心”至“非常有信心”，每个条目依次赋分1～5分，共11个条目，总分为11～55分，分值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在中国乳腺癌患者中验证具有较高的信效度，Cronbach’s α值为0.912。

1.2.4 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问卷 该问卷由Cann等[17]编制，董超群等[18]调试为中文版。包括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2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包含1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从未有这种想法”至“经常产生这种想法”每个条目依次记0～3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沉思的程度越高。共20个条目，总分计0～60分。侵入性反刍性沉思量表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5和0.726。

1.3 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

研究者针对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纸质问卷现场调查，向患者介绍调查目的、内容和保密原则等，取得其知情同意。患者独立完成问卷，若患者对问卷有疑问，研究者对问卷进行必要解释以确保其理解。在患者填写完毕后当场查验及收回，发现缺失项及时告知患者补充。将回收的问卷复核，剔除填写具有明显规律性的问卷。本研究共回收247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40份，有效回收率为97.17%。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和自我倡权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的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子分析法对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和自我倡权进行探索性因子提取，提出14个特征根＞1的因子，其中第一主因子对变量解释率为19.14%，低于40%的判断标准，提示未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不同特征的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得分比较

不同年龄、学历、工作状态、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及患病时长的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的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得分比较（分，

项目例数自我倡权得分F/t值P值年龄（岁）14.578＜0.00118～＜467569.40±8.8846～＜6011064.98±8.99≥6055 60.56±10.31学历10.990＜0.001小学及以下3157.87±7.74初中93 63.74±10.69高中/中专8867.88±7.03本科/大专2570.20±9.86研究生及以上3 78.00±13.00工作状态6.192＜0.001在职11069.23±7.73非在职130 62.07±10.15居住地4.870＜0.001城市（包括城镇）17067.42±8.46农村70 60.31±10.94

续表1

项目例数自我倡权得分F/t值P值家庭人均月收入（元）9.105＜0.001＜1 0006 49.67±10.521 000～＜3 0007062.60±9.583 000～＜5 00010765.99±8.475 000～＜10 0004568.24±9.92≥100001272.67±9.49患病时长（年）8.200＜0.001＜113265.78±8.87 1～58766.61±10.28＞52157.43±10.01婚姻状况2.464 0.063未婚1270.00±10.1已婚21065.04±9.60离婚1368.85±8.48丧偶5 58.20±15.16疾病分期2.375 0.071Ⅰ期567.40±4.72Ⅱ期11867.58±9.69Ⅲ期5765.44±9.66Ⅳ期60 62.88±10.02手术方式1.823 0.070保乳术6467.25±8.30全切术176 64.66±10.20医疗费用支付方式2.377 0.053自费1166.73±6.81职工医保6267.15±9.26居民医保8666.34±8.07新农合78 62.62±11.76商业保险366.01±7.00

2.3 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的得分情况

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总分（65.35±9.78）分，自我效能总分（30.56±3.71）分，侵入性反刍性沉思总分（11.14±3.66）分，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总分（13.08±3.87）分。见表2。

表2 本组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倡权、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得分情况（分，

项目得分条目均分自我倡权65.35±9.783.63±0.54自我决策22.95±4.633.82±0.77有效沟通20.60±2.923.43±0.49社会支持21.80±4.343.63±0.72自我效能30.56±3.712.74±0.35反刍性沉思24.22±4.741.21±0.24侵入性反刍性沉思11.14±3.661.11±0.37目的性反刍性沉思13.08±3.871.31±0.39

2.4 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的相关性分析

自我倡权与自我效能呈正相关（r=0.733，P＜0.01），与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呈负相关（r=-0.466，P＜0.01），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呈正相关（r=0.637，P＜0.01）。见表3。

表3 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的相关性（r值）

注 aP＜0.05，aaP＜0.01。

项目自我倡权自我决策有效沟通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侵入性反刍性沉思目的性反刍性沉思自我倡权1.000 自我决策0.881aa1.000 有效沟通0.746aa0.580aa1.000社会支持0.811aa0.529aa 0.389aa1.000自我效能0.733aa0.648aa 0.518aa 0.612aa1.000 反刍性沉思0.161a 0.204aa-0.051 0.180a0.081 1.000 侵入性反刍性沉思-0.466aa-0.383aa-0.501aa-0.304a -0.331aa 0.600aa1.000目的性反刍性沉思0.637aa 0.611aa 0.411aa 0.507aa 0.411aa0.656aa-0.210 1.000

2.5 女性乳腺癌患者反刍性沉思在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的中介作用

以自我效能为自变量，自我倡权为因变量，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为平行中介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中介分析。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对自我倡权的总效应系数为0.640。自我效能负向影响侵入性反刍性沉思（β＝-0.260），侵入性反刍性沉思负向影响自我倡权（β＝-0.189）；自我效能正向影响目的性反刍性沉思（β＝0.269），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正向影响自我倡权（β＝0.364）。在纳入中介变量后，自我效能对自我倡权的影响依然显著（β＝0.492）（均P＜0.01）。见图1及表4。

图1 反刍性沉思在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间的中介效应

表4 各变量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预测变量R值R2值F值β（95%CI）t值P值自我倡权年龄0.780.6151.41-0.022（-0.164～0.120）0.310.76学历 0.112（-0.008～0.231）1.840.07工作状态-0.186（-0.382～0.011）1.860.06居住地 -0.316（-0.521～-0.112）3.05＜0.01 家庭人均月收入-0.038（-0.150～0.071）0.690.49患病时长-0.130（-0.243～0.018）2.280.02自我效能0.640（0.550～0.728）14.16 ＜0.01 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年龄0.420.187.23-0.015（-0.220～0.190）0.140.885学历-0.105（-0.279～0.069）1.190.23工作状态0.346（0.061～0.630）2.39＜0.05 居住地 0.256（-0.040～0.552）1.700.09家庭人均月收入 0.050（-0.109～0.208）0.610.54患病时长 0.044（-0.207～0.120）0.530.60自我效能 -0.260（-0.389～-0.131）3.99＜0.01 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年龄0.520.2712.39-0.010（-0.196～0.191）0.030.98学历 0.112（-0.051～0.276）1.350.18工作状态-0.177（-0.445～0.091）1.300.20居住地-0.065（-0.343～0.214）0.460.65家庭人均月收入0.215（0.065～0.364）2.83＜0.01 患病时长-0.136（-0.289～0.018）1.740.08自我效能0.269（0.148～0.390）4.38＜0.01 自我倡权年龄0.860.7471.68-0.024（-0.141～0.093）0.410.69学历 0.051（-0.048～0.150）1.010.31工作状态-0.056（-0.221～0.108）0.680.50居住地 -0.245（-0.414～-0.075）2.85＜0.01 家庭人均月收入-0.107（-0.199～0.013）2.010.05患病时长-0.089（-0.183～0.004）1.880.06自我效能0.492（0.414～0.571）12.39 ＜0.01 侵入性反刍性沉思 -0.189（-0.263～-0.115）5.06＜0.01 目的性反刍性沉思0.364（0.286～0.442）9.19＜0.01

使用Bootstrap法对样本进行5 000次抽样，采用95%CI估计中介效应。自我效能对自我倡权的直接效应为0.492（P＜0.01）；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在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之间的间接效应为0.049（P＜0.01）；目的性反刍性沉思的间接效应为0.098（P＜0.01），提示女性乳腺癌患者的反刍性沉思在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表5。

表5 女性乳腺癌患者反刍性沉思在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项目效应值Bootstrap S.E.95%CI效应占比（%）总效应0.6400.0450.551～0.728直接效应0.4920.0400.414～0.57176.98总间接效应0.1470.0310.090～0.21123.02自我效能-侵入性反刍性沉思-自我倡权0.0490.0160.021～0.084 7.69自我效能-目的性反刍性沉思-自我倡权0.0980.0250.053～0.15015.33

3 讨论

3.1 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自我效能与反刍性沉思现状分析

本研究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处于中等水平，低于段素伟等[19]对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研究，这可能与研究对象22.91%为老年患者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及收入偏低、居住农村且处于非在职的患者自我倡权水平低，这些人群在信息掌握、医疗资源获取处在劣势。其中有效沟通维度为得分最低的维度，与何丽等[20]结果一致，可能与乳腺手术导致患者出现自我意象受损与回避有关[21]；同时在医者权威观的影响下，许多患者选择顺从式接受治疗，而非主动开展沟通[22]。因此医护人员应该关注年龄偏大、文化及沟通水平有限的患者，借助趣味宣教视频促使其认识自身疾病，纠正错误观念；同时围绕“意象重建”开展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干预[23]；建立医患共享决策模式，鼓励其开展平等双向沟通[24]。本研究发现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低于Karademas等[25]研究结果，可能与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与自我管理有关。此外女性乳腺癌患者目的性反刍性沉思高于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与Brown等[26]结果一致。乳腺癌侵入性反刍性沉思通常会随着患病时长增加而下降，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持续的时间更长，且能直接促进心理成长[27]。

3.2 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对自我倡权的直接效应

本研究显示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倡权总分及各维度与自我效能呈正相关，且自我效能直接影响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倡权，与王心怡等[28]结果一致。社会认知理论指出自我效能通过认知、动机来调节行为，而认知、动机也是推动其在健康领域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部分。在认知层面，高自我效能的患者能形成更积极的疾病认知，将疾病视为可控挑战，从而增强理性判断的能力[25]。在动机层面，自我效能是实践的核心动力，高自我效能的个体对于疾病管理更有信心，增加其自主搜寻信息、开展医患沟通的可能性，这些行为即自我倡权的重要表现[5,7]。动机是激发癌症患者自我倡权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动机与自我效能密切相关，因此自我效能有助于驱动患者主动参与医疗决策、实现自我倡权的行为意愿[3]。基于此，临床工作中可以采用问题提示清单进行干预，提升乳腺癌患者的自我效能，从而增强疾病掌控感，更好参与治疗与决策[29]。

3.3 女性乳腺癌患者反刍性沉思在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不仅直接影响自我倡权，还通过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间接影响自我倡权，中介效应为总效应的7.69%和15.33%。提示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可能伴随积极的认知加工和情绪调整模式，从而有助于增强自我倡权；自我效能低的患者，更可能受困于被动思维，从而削弱控制感及自我倡权。其中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在中介路径贡献更大，与魏齐斐[30]的研究一致。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多反映早期的情绪侵扰，对心理调试的直接作用有限；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有持续导向作用，能主动整合经验，增强掌控感与行动力[6]。根据意义构建理论，个体患病后“全球意义”（对健康的认知）与“情景意义”（当下患病的事实）发生冲突，高自我效能的个体能通过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完成意义重建，从而促进自我倡权；而侵入性反刍性思伴随消极的心理困扰，不利于认知加工及自我成长[10]。研究指出反刍性沉思作为中介变量时，还会受到基本信念、心理弹性等变量的共同影响，因此单独中介效应可能较弱[31]。本研究中介效应验证了意义构建理论的适用性，也提示能从反刍性沉思入手提升自我效能及自我倡权。因此医护人员应识别反刍性沉思类型，通过正念减压、情绪调节训练，降低患者的侵入性反刍性沉思，缓解患者的心理困扰[32]；对于自我效能较高的患者，开展意义导向治疗引导其目的性反刍性沉思，以促进积极调适及自我倡权。此外过度的沉思可能出现认知过载及决策困难，因此促进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时需防止患者困于认知负荷之中，助其在意义构建中实现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的协同提升[33]。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中介效应为统计关联和推断，不构成因果证明，未来可开展相关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

4 小结

本研究探讨了自我效能、反刍性沉思与自我倡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不仅能直接影响自我倡权，还可通过反刍性沉思间接作用于自我倡权。临床医护人员在提高患者自我效能的基础上，应特别关注其反刍性思维方式，通过促进目的性反刍、减少侵入性反刍，引导患者进行认知加工与意义建构，从而增强其自我倡权。此外，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小样本量横断面研究，无法评估变量的纵向变化。其次样本量的选择有限，未来的研究可扩大样本量，开展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最后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共同影响自我效能与自我倡权之间的路径，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以便更完善地构建自我倡权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利益冲突声明：本研究所有作者均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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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self-advocacy among fe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LUO Yawen1,2 LEI Chunsha3 WU Qiaoyan1 TAO Zukang1 ZHENG Yunfang1 ZHOU Caihong4

1.School of Nurs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13, China; 2.Kiang Wu Nursing College of Macau,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999078, China; 3.Department of Breast and Thyroid Surgery,Surgery Division Ⅳ,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5, China; 4.Department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the Fourth Hospital of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selfadvocacy among fe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40 fe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ho met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from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and the Fourth Hospital of Changsha between July 2024 and June 2025.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female selfadvocacy in cancer survivorship,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he event-related rumination inventory were used for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advocacy scores amo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ges, educational levels, employment status, places of residenc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per capita, and duration of illness (P＜0.05). The mean total score of self-advocacy among fe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as (65.35±9.78) points, the mean score of self-efficacy was (30.56±3.71) points, the mean score of intrusive rumination was (11.14±3.66) points, and the mean score of deliberate rumination was (13.08±3.87) points.Self-advoca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fficacy (r=0.733, P＜0.01),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rusive rumination(r=-0.466, P＜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liberate rumination (r=0.637, P＜0.01). Intrusive and deliberate rumination both had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self-advocacy, with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of 0.049 and 0.098, accounting for 7.69% and 15.33%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Rumin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self-advocacy among fe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nhancing patients’ self-efficacy and adopt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ir rumination patterns, thereby promoting higher levels of self-advocacy.

[Key words] Fe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umination; Self-efficacy; Self-advocacy; Mediation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2（b）-0100-08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090926

[作者简介]

罗雅文（2001.1-），女，湖南师范大学护理学院与澳门镜湖护理学院联合培养2023级护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科护理、心理护理。

[通讯作者] 周彩虹（1974.3-），女，硕士，主任护师，长沙市第四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研究方向：外科护理、心理护理。

（收稿日期：2025-09-12）

（修回日期：202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