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02298
中图分类号:R-052
田小彤, 李德辉
| 【作者机构】 | 河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北省中医院肿瘤二科 |
| 【分 类 号】 | R-052 |
| 【基 金】 |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H2024423105) 河北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项目(23yb-65)。 |
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癌症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攀升,且在疾病进展过程中,不仅患者本身遭受持续身心痛苦,还会对照护者及医护人员形成负面压力传播的连锁反应,这些困境促使医疗体系有必要重新审视癌症患者在躯体、心理、社会层面的整体需求[1]。已开展的研究证实,通过共情沟通、心理支持和伦理决策等人文关怀,癌症患者不良情绪及癌症相关症状可显著缓解,生活质量得以提升[2-4]。因此,人文关怀能力不仅是癌症疾病管理的辅助手段,还是评估肿瘤科医疗质量的核心指标。
当前,我国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提出的“新医科”建设,进一步向理论创新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的全息教育模式聚焦,对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提出更高要求[5-7]。考虑到癌症患者病情特殊性及身心脆弱性,肿瘤科所开展的临床实践教学需要注重培养包括共情能力、沟通技巧和伦理决策素养等在内的医学人文素养,以回应患者的人性化医疗诉求[8]。本文基于医学生、医师与带教老师等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综合视角,从当前肿瘤科临床实践教学中医学人文教育的实践与探索现状出发,针对课程碎片化、评估形式化、理论与实操脱节及师资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系统性全周期优化策略,以期为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肿瘤人文医疗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SCST是近年来临床医学人文教育的常用方法之一,旨在以小组讨论、情景演示、角色扮演、总结评价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结构化课程设计、沉浸式模拟训练与多维度评价体系,推动医学生在肿瘤科临床实践的过程中从“技术传递者”向“共情协作者”转型,从而实现人文教学与临床实践的协调整合。例如,李文婷和周红光[9]在肿瘤科沟通课程中实验性的采用教师标准化病人(teacher standardized patient,TSP)结合典型教案分析的创新教学模式,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共情回应、信息澄清等人文素养评估中较传统教学组得分提高35%以上;李豪等[10]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开展的基于TSP临床教学亦获良效,可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切实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而在近日结束的一项研究中,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团队开发“SST-AIDET教学模式”,系统化地将SST与AIDET®沟通模型相结合,并使用标准化脚本、三盲设计的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以及组合重构三维评估体系等创新评估方法[11]。结果显示,住院医师的医患沟通能力显著提升,并可能提高标准化病人的满意度。
叙事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与医患人文沟通如影随形,是使医学人文教育切实落地的重要途径之一,探索如何将叙事医学与临床诊疗实现深度人文融合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12]。在肿瘤科临床教学实践中,叙事的主体一般是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及实习医学生,实践的对象则是患者及家属。通过访谈与自我认知等方式进行“生命回顾”,梳理疾病叙事,有助于引导患者认知重构和自我觉醒,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和对死亡的恐惧[13]。例如,由于癌症患儿年龄较小,对疾病及自身感受的表达能力尚未成熟,在抗癌期及康复期均易出现心理障碍和不良反应。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研究团队通过构建“叙事支持树”模型,采用适合肿瘤患儿的叙事医学干预模式,以“四阶段”(重述、问题外化、重写、见证)和“三方法”(音乐、绘画、文学叙事)为核心,给予患儿情感支持和认同感,取得显著成效,拓宽患儿生命的长度与广度[14]。该措施目前已在浙江省5座城市的8家医院推行。
同时,通过以真实患者故事为切入点,进行有技巧的倾听、复现和回应,叙事医学的方法还能以灵活、多元化的视角诠释疾病引起的情感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纠葛,在临床教学过程中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共情心理,增强其职业认同感,从而与患者建立更紧密地情感联系[15]。王石娟等[16]实施数字化叙事护理教育联合案例教学,通过带教老师亲身示范叙事情感连接及叙事实践分享,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患儿及家属的需求和感受,显著提高学生的认知共情能力。此外,将叙事医学与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或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相结合的多元整合教学模式的成功推行,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17]。
肿瘤疾病的特殊性进一步凸显医学人文关怀的不可替代性——在面临生理痛苦、经济负担与死亡尊严等疑问时,癌症患者亟须伦理与哲学层面的深度精神支持。对癌症患者,尤其是晚期临终患者进行人文关怀和救助,本质是“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具象化表现。作为聚焦生命末期照护的实践,安宁疗护概念的提出以保障患者身体舒适和精神尊严为核心,旨在提升终末期患者的生存质量,也折射出社会大众对健康理念与方式的逐渐转变。近年来循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文关怀结合安宁疗护能显著改善晚期、终末期肿瘤患者的负面情绪,减轻癌性疼痛及癌因性疲乏等肿瘤相关症状,提高患者的临终前生活质量[18-19]。在肿瘤科临床教学实践中,通过组建医疗、护理、心理及社会志愿者的多学科团队,通过角色扮演或模拟家庭会议,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处理抢救决策等伦理冲突的能力。同时,以终末期患者照护为教学场景,指导学生参与疼痛管理、压疮护理,有助于强化学生对“生命尊严”的认知,进一步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和价值观[20]。目前,多地已面向医护人员开展安宁疗护及姑息照护的继续教育培训课程。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已覆盖185个市(区),设有临终关怀科(安宁疗护)的医疗卫生机构4 259个,安宁疗护在临床应用及实践教学中得到初步普及和推广。
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临床医学二级学科,肿瘤学本身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和前沿创新性,其理论知识和治疗手段更新换代位于各学科前列。因此,肿瘤科临床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教学任务繁重、学习难度大的客观困难,部分带教老师在进行人文实践教学时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容易忽略学生作为人文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存在教学方法创新不足、课堂设计偏重诊疗技术传授而忽视人文素养培养、照本宣科等问题。而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灌输的状态,自主学习意识及临床思辨能力受到抑制,对人文关怀的核心理念认知模糊,难以充分关注患者的主体需求与互动参与,对于肿瘤科患者病情与心理的特殊性缺乏。此外,系统性的人文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完全构建,医学生人文教育课程占比较少且分散于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缺乏整合性教学设计与实践培训[21]。同时,量表评分等静态化考核方式常被用于评价学生人文关怀素养,“重形式而轻效果”且评价标准参差不齐,因而不能动态把握学生真实的学习与实践效果,导致学生易出现医患沟通经验匮乏、生命价值认知与复杂现实情境脱节等问题,制约其人文关怀能力与职业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肿瘤的治疗是涉及多学科的身心综合治疗,包括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心理治疗等,这就要求医师必须具备灵活的医患沟通技巧,拥有足够的耐心及责任心,在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前提下,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经济状况及个人意愿,制订符合医学伦理且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然而,当前临床对于肿瘤相关症状的控制尚存技术瓶颈,无法有效改善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且疾病所诱发的负性情绪反应又会反向削弱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在实际疗效与患者治疗期望之间的失衡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医护人员易陷入职业压力与人文伦理的双重困境[22];同时,终末期癌症患者是否使用呼吸机或采用抢救措施等伦理决策,本质是生存时长与治疗尊严之间的权衡,在人文伦理及法律法规方面也存在争议。此外,癌症患者对中医药及其他特色疗法的追求也存在差异性,其对中医及其他特色疗法的疗效信任程度也可能对当前的治疗决策产生显著影响[23]。当面临上述伦理决策困境时,肿瘤科医师必须在短时间内对特殊情况做出准确判断,并向患者本人或家属清晰传达包括病情和下一步治疗方案在内的关键信息,与患方建立信任关系。但在缺乏前期人文素养培训和实践的情况下,学生对相关的伦理决策挑战难以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导致医患矛盾风险增加。
2024年9月印发的《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24]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学人文关怀,提高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对于规范化培养的医学生来说,临床带教老师是最为关键也是最为直接的榜样示范。然而,由于临床和行政工作的繁重,临床医师往往身兼数职,在临床教学方面存在人才、资源和教育培训的持续缺口;同时,部分临床医师未经历过系统化沟通技巧培训或深层次的医学人文继续教育,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出现人文教育的断层,导致医师在诊疗过程中易忽视患者的心理需求,缺乏对癌症患者特殊心理的关照;此外,对于临床医师的人文素养也缺乏有效且规范化的考评机制。这些因素最终造成职业发展周期中的教育断层,部分医护人员的人文素养无法及时与癌症患者的特殊关怀需求相平衡,不但医学生缺乏人文关怀的榜样力量,而且也不利于建立和谐信任的医患关系,甚至进一步影响患者诊疗意愿和临床疗效。
正如WHO在《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palliative care(version 2.2023)》[25]中明确指出:“对晚期癌症患者而言,缓解心理社会痛苦与控制躯体疼痛同等重要。”对医学生来说,人文关怀的认知理念转换,本质是推动其建立临床决策的双轨思维——以技术轨道解决“如何延长生命”,以人文轨道回答“如何让生命值得延续”。
医学生的培养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高层培养[26]。通过肿瘤科的临床实践教学经历,医学生应理解医学的温度不仅体现在治愈疾病,还体现在如何帮助无法治愈的患者——即通过共情沟通缓解死亡焦虑、借助心理支持重塑社会角色,以及依托伦理决策维护治疗尊严。同时,对各医学院校及临床实训基地而言,这也是肿瘤科人文实践教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与终极使命。对各医学院校及临床实训基地提出3点建议:①在当前形势下,医学人文培养亟待实现从理论教学到临床实践的范式转换,对肿瘤患者的人文关怀需贯穿诊断、治疗、康复及临终关怀各阶段;②切实消解肿瘤科人文教学“重形式轻效果”痛点的根本在于,以“政策契合-课程创新-实践转化-效果评价”的四维评估框架进行教评模式的创新与理论-实践转化;③以培养医学生倾听、反思、共情的叙事能力为目标,引导学生在临床实践中将人文关怀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以回应肿瘤患者对生存质量、心理社会支持及尊严维护的复合需求。
通过进一步重构医学人文教学框架,能更有效地促进人文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转化,增强学生的医学人文认知,并提升医学人文认同。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首先应加强跨学科教学与复合型师资队伍建设,并通过加强叙事医学理论学习和渗透,将死亡教育、安宁疗护纳入肿瘤科实践教学的必修模块,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鼓励医护人员及学生以专业医学视角为癌症患者提供人文关怀服务与诊疗建议:对于存在负面情绪的癌症患者,可建议其进行焦虑抑郁量表评分等精神心理评估,对合并心理疾病者则及时启动精神专科会诊或多学科协作诊疗,制订个性化干预方案。同时,应深度优化医学人文课程体系,传递医学人文精神,通过引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为实践教学创造新路径。例如,利用虚拟现实临终情境模拟等技术搭建虚拟教学平台,使医学生可沉浸式体验终末期患者的心理状态,提升死亡沟通及安宁疗护能力。此外,还可参照部分已试行的创新教学模式,引进“肿瘤人文诊疗决策树”[27]等教学工具,将心理评估(如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伦理冲突案例(如治疗目标争议)嵌入临床技能培训,通过案例分析或情景模拟等方式,培养学生在选择治疗方案及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时对患者尊严和自主权进行考量,有助于普及、推广安宁疗护的服务理念。
在评价学习实践效果时,应在《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28]的指引下,将医学人文教育贯穿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并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考核体系。应坚持静态考试和动态考核相统一、客观评价和主观自评相结合。一方面,可设立《肿瘤人文教学核心指标对照表》以用于教师的教学自评;另一方面,可引入患者满意度、标准化病人案例评分等作为学生技能实践的量化考核指标,通过系统性、整合性的人文关怀回应癌症患者对生存质量、心理社会支持及尊严维护的复合需求。
为进一步突破医学人文教育在肿瘤科临床实践中的形式化瓶颈,有必要在医学生职业发展各阶段建立全周期的支撑制度。一方面,应进一步深化对已上岗住院医师的人文素养能力培训,使带教医师以身作则,由道德说教转向“教学-实践-考核”的综合制度建构,强调老师与学生双方在人文伦理教学中的参与性和主观能动性,必要时可启动临床医师+人文导师的“双师认证”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还应对医师定期进行人文素养考核,将其与绩效奖金、职称评定等“硬指标”挂钩,提高医师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推动医学人文教育在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持久发展。还可借助当前区域联合诊疗模式,联合心理学、社会学专家开展多学科专业团队的师资培训,建立“肿瘤人文教学联盟”,推动三甲医院与基层机构实现师资和教育资源共享,以不断提升带教医师的叙事沟通、心理疏导等人文关怀能力。最终,从医学生的职业发展周期出发,以全面、系统的战略视角使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肿瘤科实践教学中实现“长尾效应”。
肿瘤科临床实践教学由单一“技术至上”的观念,转向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既是医学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基石。目前,医学人文教育的推广与普及已逐步从政策倡导迈向实践深耕,社会观念也日益革新。然而,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继续教育缺乏、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仍会严重制约学生在肿瘤科实践教学中人文素养的提升,有待系统性突破,且开展系统性医学人文教育在当前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仍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加强的过程。通过课程革新、师资强化、政策保障与制度赋能的协同推进,强化肿瘤科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长效构建覆盖全职业周期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才能有助于真正实现从“治愈疾病”到“治愈全人”的医学教育范式跃迁,塑造“以患者为中心”的有温度、有尊严的肿瘤医疗生态环境。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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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oncologyclinical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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