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10007
中图分类号:R194
区锏, 姚春, 王春玲, 莫雪妮
| 【作者机构】 | 广西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 |
| 【分 类 号】 | R194 |
| 【基 金】 | 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教育评价改革专项 (2022ZJY683)。 |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医疗卫生体系的独特资源,其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与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地成效[1]。当前,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正面临“传承中医根脉”与“融合现代技术”的双重核心诉求:一方面需坚守中医经典、师承传统与辨证论治思维,筑牢文化传承根基;另一方面要对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培育适配大健康战略发展需求和中医药产业升级的复合型人才。
从培养过程来看,中医药教育强调“院校制培养+师承制传承”的路径贯通,需实现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的无缝衔接;从教学评价而言,既要兼顾中医思维、医德素养等传承性要素,又要涵盖服务应用技能、跨学科能力等发展性指标,且需随行业变革动态调整[2]。然而,传统以标准化控制为核心的教学质量保障模式,侧重通过量化指标、外部问责实现质量管控,已难以适配中医药“文化传承+技术应用”的双重特性与核心发展规律[3]。
如何改进传统标准化控制模式的不足,构建既与中医药教育核心特性深度契合,又与现代技术创新趋势、协同育人需求相适应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已成为推动中医药教育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以质量文化建设为核心,以教师能力迭代、教材知识重构、教学范式创新“三教协同”为关键抓手,系统探索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转型逻辑与实践路径,为中医药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理念经历了从“外部控制”到“质量文化”的深刻转型,其核心逻辑从“被动合规管控”向“主动内生改进”逐步升级,与中医药教育“传承创新并举”的发展需求形成深度契合[4]。早期质量控制模式源于工业化标准化管理思想,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为典型代表,核心通过制度约束、量化指标与外部问责划定质量底线,本质是“自上而下的刚性管控”[5]。20世纪90年代以来,质量文化理念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核心导向[6]。欧盟将其定义为“包含价值认同、行为习惯等文化心理要素,与制度机制、协同模式等结构管理要素双向互动的组织文化”,核心是通过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实现质量的自我超越[7]。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突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导向,推动质量保障从“满足标准”向“追求卓越”转型[8]。中医药教育语境下的质量文化并非应用型大学通用框架的简单移植,而是与中医“大医精诚”的职业伦理、“精益求精”的技艺追求、“守正创新”的发展逻辑深度耦合的理念体系。其超越了单纯的管理工具属性,成为衔接中医原创思维传承、现代技术融合与行业需求适配的精神内核,为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转型提供根本理念遵循。
中医药教育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呈现三大复合属性:①文化传承与技术应用并重,既要坚守中医经典根脉与辨证论治思维,又要融合现代数字技术与跨学科应用能力;②院校培养与师承传承并行,既需通过院校制实现理论知识系统化传授,又需依托师承制传递临床经验与诊疗智慧;③传统素养与现代能力并举,既需夯实中医经典阐释、医德素养等传统核心素养,又需培育适配大健康产业的创新实践能力。这种复合型属性推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突破单一维度局限,形成“双维适配、双轨融合、双元动态”三大核心特征。“双维适配”聚焦培养目标,实现文化传承与技术应用的双重导向适配;“双轨融合”聚焦实践路径,实现院校制系统教学与师承制临床传承的双向贯通;“双元动态”聚焦评价标准,实现传承性核心素养与发展性现代能力的双轨动态调整。三大特征从培养目标、实践路径、评价标准3个维度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既精准回应中医药教育的独特属性,又构成“三教协同”机制落地的实践基础与质量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清晰界定各核心要素“目标-路径-评价”的内在关联,见图1。
图1 基于中医药教育核心特征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框架
“双维适配性”明确“培养什么人”,以“文化传承+技术应用”构建差异化培养目标[9]。一方面坚守“传承中医根脉、培育原创思维”使命,将“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经典理论、“辨证论治”临床思维与“大医精诚”医德理念融入培养全过程,筑牢中医文化根基与传承能力;另一方面对接新医科建设与产业升级需求,聚焦人工智能辅助辨证、中药数字化炮制、中医大数据分析等跨学科领域,培育现代技术应用与产业适配能力。这种“文化素养+专业能力”的双重目标,区别于研究型大学学术创新导向与普通应用型大学单一技能导向,凸显“守正创新”发展逻辑。
“双轨融合性”厘清“怎么培养人”,以“院校制培养+师承制传承”构建双轨实践模式。院校制轨道通过系统化课程讲授与实验实训,完成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传授,搭建扎实知识框架;师承制轨道依托名中医跟诊抄方、病例带教、技艺口传心授等场景,传递临床辨证思维与诊疗经验。质量保障需推动两者深度融合,并推动向中医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实现“院校理论教学-医院临床实践-企业技术应用”无缝衔接,构建“理论学习-临床实操-产业应用”闭环培养体系,契合中医药“理论源于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传承规律。
“双元动态性”确立“如何评质量”,以“传承性指标+发展性指标”构建动态评价体系。传承性指标聚焦核心素养,重点评价中医经典阐释能力、复杂病例辨证准确率、医德医风表现等难以量化的要素,守住文化传承底线;发展性指标对接行业技术迭代,动态纳入人工智能辨证与人工辨证契合度、中药数字化制剂技术掌握程度等现代性指标。同时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避免固定指标体系滞后于产业变革与技术创新,实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的质量导向。
质量文化与“三教协同”呈现“双向驱动、互促互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质量文化提供价值引领与动力支撑,以“精益求精”导向推动教师提升“中医经典阐释+临床辨证+数字教学”综合能力,以“守正创新”要求促使教材实现经典理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以“注重实效”理念引导教学有机结合师承实践与数字化手段;另一方面,“三教协同”为质量文化提供实践载体,教师通过临床带教质量示范传递理念,教材通过经典案例渗透文化内涵,教学通过实践训练强化质量行为,形成“价值引领-实践落地-文化内化”的闭环机制。
“院校-医院-企业”三者协作是连接两者的关键纽带。医院通过临床质量标准影响教师能力要求与教学内容设计,企业通过技术质量要求推动教材更新与实践教学优化,质量文化则通过三方共同制订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确保“三教协同”始终锚定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核心目标。
传统以标准化控制为核心的教学质量保障模式,其内核是工业化生产逻辑下的刚性管控范式,与中医药教育“双维适配、双轨融合、双元动态”的核心特性存在本质性适配矛盾,这种矛盾并非个例,而是高等中医药教育质量保障领域的共性问题,严重制约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的可持续提升与特色发展。
现行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多直接沿用普通高等教育的量化指标框架,其设计逻辑侧重可量化、易考核的显性要素,导致“生师比”“论文发表数量”等硬性指标权重过高,而中医药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恰恰体现在中医经典阐释能力、辨证思维水平、医德素养等难以量化的质性要素上,这类要素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工具与量化转化方法[10]。这种“重硬指标、轻软素养”的导向,本质上忽视中医药教育“教学相长、临床为本”的传承传统,割裂评估体系与中医药学科的内在发展规律,无法精准衡量中医药教育的核心质量内涵。
更深层的失衡体现在行政主导与质控内核的结构性错位上。传统教学质量保障模式带有强烈的“管理主义”色彩,其运行逻辑以行政部门的层级化管控为核心,通过“教学督导听课”“年度质量报告”等制度规训实现对教学全过程的外部约束。在这一模式下,教师与学生沦为被动接受评估的客体,缺乏参与质量治理的话语权与主动权,难以形成质量改进的内生动力[11]。当前中医药院校的教学督导工作普遍存在改进建议聚焦课堂纪律、授课时长、课件制作等表层问题的倾向,对经典教学方法优化、临床实践设计、中医思维培养等质控核心环节的关注不足,最终导致质量保障陷入“行政主导、表面合规”的形式化困境,与中医药教育追求“精益求精”的质量内核相背离。
与中医药教育动态发展特性形成鲜明反差,是传统质量保障的静态监测局限。传统质量保障的数据采集系以结构化信息为核心,主要集中于学生考试成绩、考勤记录、课程完成率等静态结果性数据,其监测逻辑偏向“事后总结”而非“过程赋能”。中医药教育的质量形成过程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与实践性,跟诊实践表现、临床辨证准确率、操作规范度等过程性数据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关键指标,但传统模式缺乏对这类动态数据的有效捕获与分析手段。这种监测模式无法实时追踪学生在临床场景中的能力成长轨迹,难以及时发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等核心问题,导致质量改进缺乏精准的靶向性,无法适应中医药教育“理论源于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动态发展规律,制约教学质量的持续迭代优化[12]。
教师、教材、教学作为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的核心要素,其各自发展的碎片化状态与相互协同的机制性缺失,构成“三教协同”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导致协同育人效能难以释放,加剧教学质量保障的系统性困境,而且与质量文化培育所倡导的“守正创新、精益求精”内在需求形成显著落差,成为制约中医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这一矛盾首先凸显于师资队伍的能力结构与协同动力层面。中医药教育对教师的核心诉求是“临床实践能力与教学创新能力兼备”,但现有师资队伍普遍存在能力结构失衡的共性问题。校内专职教师虽具备系统教育理论与学科知识体系,却长期脱离临床一线,难以将鲜活的临床诊疗经验、辨证思维转化为适配课堂教学的优质资源;附属医院名医、企业技术专家等行业师资虽拥有深厚的实践积淀,但缺乏系统化的教学理论培训与教学设计能力,难以实现实践经验的有效转化与数字化教学手段的有机融合[13]。更深层的症结在于,现行教师考核体系中“教学协同成果”的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权重设置难以形成有效激励,导致教师参与“三教协同”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最终固化“教学与临床割裂、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结构性困境,与质量文化所追求的“知行合一”导向相背离。
教材体系的固化滞后与适配性缺失则进一步加剧这一协同困境。教材作为知识传承与能力培养的核心载体,其质量直接决定教学内涵,但中医药教育领域部分教材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在编排模式上,传统“章节式”静态框架占据主导,内容呈现形式单一僵化,更新周期较长,难以同步吸纳中医药临床诊疗新进展、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跨学科融合创新内容;在资源供给上,缺乏动态临床案例库、虚拟仿真教学素材、三维实验模型等可视化、交互式资源,难以支撑中医经典理论、复杂诊疗技术等抽象内容的具象化教学[14]。更为关键的是,教材内容存在“中西医知识碎片化、经典理论与现代技术脱节”的弊端,未能实现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成果的有机融合,导致教材与临床诊疗实践、企业生产应用、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法通过知识传递渗透“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内涵。
教学范式的创新不足与实践转化效能偏低,构成“三教协同”落地的又一核心梗阻。传统“课堂讲授+临床见习”的教学模式仍在中医药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局限在于“以教师为中心”,缺乏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与实践能力的精准培育。沉浸式、互动式、探究式等新型教学范式的应用范围有限、深度不足,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与创新思维;临床见习环节中,“教师带教-学生观摩”的被动模式较为普遍,学生缺乏独立开展辨证分析、自主设计诊疗方案、动手操作实践的核心机会,导致理论知识向临床实践能力的转化通道受阻[15]。这种缺乏实效的教学模式,既无法契合“理论源于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中医药传承规律,又难以通过教学过程渗透“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质量文化,使质量文化培育失去最关键的实践载体,难以内化为师生的自觉行为与价值追求。
质量文化作为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灵魂,其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阻碍质量保障从“外部控制”向“内生演进”转型。结合中医药教育的文化属性与发展规律,这一建设过程面临多重深层现实阻力,制约质量文化的深度培育与落地见效。
首要的阻力源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层冲突。中医药院校对质量文化的认知普遍存在偏差,常将其简化为标语宣传、手册编制、活动开展等表层符号工程,忽视其作为价值内核的本质属性。这种认知偏差导致质量文化建设陷入“重形式、轻内涵”的工具理性陷阱,未能将“大医精诚”的医德理念、“至精至微”的技艺追求、“守正创新”的发展逻辑等中医药特色质量内涵,真正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相关质量文化活动多缺乏与中医经典学习质量、临床辨证精准度、医德素养培育等核心环节的深度结合,难以让师生形成对中医药质量文化的深刻认同。这种价值理性的缺失,使质量文化无法内化为师生的自觉追求,最终难以形成“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内生质量自觉,与质量文化建设的本质目标相背离。
进一步来看,多元文化的交织冲击构成质量文化培育的协同困境。传统中医药学术文化强调“因材施教、灵活施教”的教学自主权与经验传承特性,与现代质量问责体系所要求的统一教案、标准化考核、量化评价存在天然冲突。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中医药传统传承逻辑与现代教育管理逻辑的碰撞,易导致质量文化在执行中出现“形式合规、内涵脱节”的问题。而在产教融合场景中,企业侧重岗位实用技能的质量导向,与院校教师坚守学科知识系统性的培养理念常难以达成共识。这种校企之间的质量文化差异,使“校企协同、质量共担”的理念难以有效落地,形成文化传递张力,进一步加剧质量文化培育的协同难度。
此外,资源配置的约束与专业能力的不足,为质量文化建设筑起现实壁垒。在资源配置上,多数中医药院校的质量监控与评价机构面临人员编制不足的问题,工作人员需同时应对本科教学评估、专业认证、日常质量监控等多项事务,工作重心集中于材料整理与指标达标,难以开展深度质量分析、文化认同调研等实质性工作。在专业能力上,质量治理队伍多以医学背景为主,缺乏“中医药教育+质量治理+数字化技术”的跨学科知识结构与系统培训。这种能力短板导致其难以精准把握中医药质量文化的核心内涵,无法有效开展质量文化认同度诊断、“三教协同”质量成效评估等专业性工作,最终使质量文化建设与“三教协同”推进缺乏持续动力与专业支撑,陷入“有理念、无方法”的停滞状态。
理念转型的核心在于突破“重指标、轻内涵”“重管控、轻自觉”的传统合规控制思维,建立与中医药传承创新特性相契合的质量认知体系,为“三教协同”落地与质量文化培育筑牢思想根基,其逻辑遵循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相契合。
首要任务是确立“双维质量目标”,将“中医文化传承质量”与“技术创新应用质量”纳入核心体系,形成“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导向。在《中医学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中明确:文化传承维度聚焦“经典阐释准确率”“中医思维养成率”等核心指标,强调将“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经典理论、“辨证论治”临床思维融入培养全过程,筑牢中医文化传承根基;技术应用维度突出“数字化教学工具使用率”“人工智能辅助辨证契合度”等现代指标,对接新医科建设与产业升级需求,强化跨学科技术应用与产业适配能力。这种双维目标设定既回应中医药“守正创新”的发展逻辑,又符合多层次人才培养的实践规律。
在此基础上,需强化质量文化认同内生机制,构建“价值认同-行为激励-能力发展”的闭环培育框架。通过邀请行业名中医、专家开展质量文化专题讲座,深化师生对“大医精诚”“精益求精”等核心内涵的认知;将教学创新成果、临床教学质量、质量改进贡献等纳入职称评审、课题资助核心指标,形成质量导向的激励机制;针对校内专职教师、行业师资、新手教师等不同群体设计分层培养计划,通过“导师带教”“跨学科研修”“产业案例转化培养”等形式,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临床素养与协同意识,推动质量文化从理念认知转化为行动自觉。
同时,要将行业伦理与职业素养深度融入质量标准,增设职业伦理专项指标,将患者信息保护合规性、医患沟通态度、医德医风表现等纳入学生临床评价体系。通过临床情景模拟、医患沟通实训、名医典型案例教学等方式,强化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与伦理意识;深度挖掘中医文化中的医德资源,引入名医拒开贵重药、严谨辨证施治等典型案例,让“大医精诚”的质量文化内涵渗透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协同提升。
突破传统教学质量保障中单一行政主导的管控模式,以质量文化为精神纽带与价值共识基础,联动院校、医院、企业、师生等多元主体,搭建权责清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协同治理平台,构建契合中医药教育“双轨融合”特性的多元共治生态,其核心逻辑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教育发展规律相契合。
构建三方共治生态,首要在于创新质量责任协同机制。组建由院校专业负责人、医院科室主任、企业技术总监共同构成的“教学质量标准委员会”,基于中医药教育传承创新需求与行业发展实际,联合制定“三教协同”相关标准体系。明确医院医师、企业专家参与教学的资质要求与履职规范,界定教材中中西医整合模块、行业前沿模块的编写原则与内容标准,科学设定临床实践学时占比,确保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适配性。推行“双导师+行业导师”三元指导模式,院校导师负责理论教学与中医思维培养,医院导师侧重临床实践指导与诊疗经验传递,企业导师负责技术应用教学与产业需求对接,三方协同制订培养计划、共享优质资源、共同参与质量评价,形成“人才共育、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协同机制。
在明确三方责任的基础上,需着力推动师生主体地位回归,提升治理效能。改革学生评教体系,增加“课程与临床相关性”“中医思维获得感”等贴合中医药教育特色的评价指标,合理设定特色指标权重,建立高效的质量反馈响应机制,确保学生诉求得到及时回应。构建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通过教学创新大赛、跨学科教研活动、质量改进专项课题等载体,激发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和质量治理的主动性。建立学生参与质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选拔优秀学生代表参与课程设计、教材研讨、质量标准修订等工作,组建质量监督小组收集课堂与实训中的质量问题,鼓励学生参与改进方案讨论,充分发挥师生在质量保障中的主体作用。
为确保治理的客观性与持续性,还需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价与质量监督。基于中医药不同专业的类型特征与发展定位,分类设计差异化评价体系:中医学、中药学等特色专业对接行业发展需求与执业资格标准,康复治疗学等交叉融合专业对接国际实质等效认证要求,中医药膳食疗等新兴专业探索开发“微专业”认证体系。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毕业生职业发展追踪与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定期形成质量报告并向社会发布。通过第三方评价能客观反映中医药专业毕业生的岗位适配性与综合能力,其评价结果可作为优化“三教协同”机制、深化质量文化建设的核心依据,推动质量保障体系持续迭代。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立足中医药教学“具象化、实践化、动态化”的本质特性,结合数字化质量治理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规律,通过多源质量数据整合、特色智能工具开发、智慧化治理平台搭建,推动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从传统经验判断向精准数据驱动转型,为“三教协同”机制落地与质量文化培育提供技术赋能。
智慧化治理的基础在于构建全链条质量数据画像体系。基于中医药教育全周期培养规律,打通“教务管理系统”“实习管理系统”“课程平台系统”等多场景数据壁垒,建立覆盖“招生-教学-实践-毕业-发展”的全流程质量数据档案。数据维度涵盖教师教学能力、学生实践表现、教材产业适配性等核心模块,通过标准化数据治理实现多源信息的有机整合。借鉴数字化评级的技术逻辑,应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质量预警模型,科学设置核心质量问题预警阈值,针对学生能力达标、教师教学投入、教材内容更新等关键环节形成动态监测机制。当学生相关指标出现偏差时,系统自动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并触发教师辅导提醒;当教师临床带教、数字化工具应用等指标不足时,提示院系开展针对性培训;当教材更新周期、前沿内容占比未达标准时,启动修订工作,实现质量问题的早期识别与精准干预。
在此基础上,需针对性开发中医药特色人工智能辅助教学与资源建设工具,构建“教师-教材-教学”三维智能辅助体系。教师层面,开发“中医经典教学智能辅助系统”与“临床-教学能力转换工具”,通过整合临床诊疗案例、行业技术标准等优质资源,支撑教师快速生成适配中医药教学规律的个性化教学方案;教材层面,搭建“动态更新平台”,采用“活页式”编写模式,建立教师、临床专家、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的内容迭代机制,实现教材知识与临床实践、行业前沿技术的实时衔接,形成“资源上传-内容更新-师生反馈-优化完善”的闭环;教学层面,开发“中医虚拟仿真教学系统”,构建三维实验模型、虚拟诊室等沉浸式教学场景,结合情感计算技术分析课堂互动状态,为学生提供安全、可重复的实践训练环境,助力实践操作规范与临床思维能力提升。
为强化实践环节的质量管控,还需搭建虚实融合的实践质量监控平台。遵循中医药“理论-实践-应用”的传承逻辑,整合院校、医院、企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多方资源,建设“中医药云端实训室”,为学生提供远程虚拟跟诊、模拟生产实践等跨场景学习机会,突破时空限制拓展实践教学边界。引入区块链技术构建“实践质量存证系统”,对临床操作、流程服务、实践技能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数据存证与追溯,确保实践质量评价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该平台通过虚实融合的设计,既契合中医药“双轨融合”的实践教学特性,又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实践质量的动态监控与精准评估,为“三教协同”中的实践教学协同提供技术支撑。
制度创新是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现长效转型的核心支撑,其核心逻辑在于突破传统刚性制度的束缚,构建适配“三教协同”机制与质量文化培育需求的动态性、差异性机制制度体系,为体系转型提供稳定且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契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从“固定规则”向“弹性适配”的发展趋势。
首要的制度创新在于建立动态调整的质量标准体系。立足中医药产业技术迭代与人才需求变化规律,制订《中医类专业教育质量标准动态调整管理办法》,明确标准修订的触发条件、规范流程与责任主体,确保调整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建立“行业新技术发展”常态化监测机制,定期梳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创新成果与人才需求导向,形成产业与教育衔接的需求反馈报告。采用“固定模块+动态模块”的“活页式”标准框架,固定模块坚守中医经典传承、医德素养培育等核心底线要求,动态模块预留一定比例的行业定制空间,实现教育标准与行业要求、技术创新同频共振,精准回应中医药教育“双元动态”的评价特性。
与之配套的是科学分类评价激励机制重构。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评价逻辑,建立“教学-临床-科研”三维评价标准,将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中医药大健康产品研发指导、临床带教成效等非传统成果纳入教师职称评审与考核核心指标,充分认可“三教协同”相关贡献。设立“教学质量创新奖励基金”,评选质量文化建设先进个人与协同育人优秀案例,为“三教协同”实践与质量文化创新提供资源支持。实施“教师临床实践专项计划”,明确教师参与临床坐诊或企业实践的最低学时标准,将实践经历与考核晋升直接挂钩,通过制度设计倒逼教师提升临床实践能力与产业适配能力,破解“教学与临床脱节”的结构性矛盾,强化质量文化的实践导向。
制度保障的关键落脚点在于构建持续改进的闭环机制。将PDCA理论嵌入质量保障全过程,形成“计划-执行-检查-改进”的闭环运行逻辑。计划阶段(P)基于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需求与文化传承要求,制订年度质量提升计划;执行阶段(D)推广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等教学方法,深化“基于问题的学习+师承问诊”等适配中医药教学规律的混合模式;检查阶段(C)构建“学生-教师-医院-企业-第三方”五维评价体系,全方位、多视角捕捉质量问题;改进阶段(A)组建质量改进工作组,针对协同育人效能不足、教师产业实操能力欠缺等核心问题,制订专项改进措施,形成“问题诊断-措施制定-落地实施-效果评估-迭代优化”的完整闭环。建立质量文化建设责任制,明确校长为第一责任人,院系主任、教师、医院医师、企业专家与学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过责任传导推动质量文化从理念认知转化为行动自觉。
新医科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度融合,对中医药教育提出“传承根脉”与“创新发展”的双重诉求,这一时代需求推动中医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进入转型新阶段,其转型本质是从传统“外部刚性质量控制”向“内生质量文化建设”的范式跃迁,通过注入“大医精诚”“守正创新”的核心内涵,推动体系从依赖外部规制、单一标准评估、被动反应的管控模式,升级至以价值共识为基础、注重特色培育、持续优化改进、主动创新驱动的文化生态系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质量文化与“三教协同”形成双向强化的良性循环:质量文化为“教师能力迭代、教材知识重构、教学范式创新”提供价值引领与精神内核,明确协同的核心方向是传承中医原创思维与融合现代技术;“三教协同”为质量文化提供实践载体,使抽象的文化理念通过教学全过程转化为具体的育人行为与质量成果,两者共同构成中医药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逻辑。构建质量文化引领的“三教协同”质量保障体系,其核心框架与实践路径契合中医药教育“双维适配、双轨融合、双元动态”的核心特性,与中医药协同育人、质量文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形成呼应。面向未来,体系的深化建设需要聚焦3个核心理论与实践维度:①在理念层面,需实现从“合格导向”向“创新导向”的范式升级,将中医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度、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效确立为核心评价指标,进一步凸显中医药教育的特色价值;②在主体层面,应持续夯实“院校-医院-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根基,通过制度设计提升师生群体在质量治理中的主体性和参与能效,构建多元共治的长效机制;③在技术与制度层面,需在智慧治理效能提升与数据伦理安全间寻求动态平衡,同时强化分类评价体系对中医药特色的引导功能,避免标准化评价对学科特性的消解。通过上述路径,方能构建集文化引领、全员共识、技术创新与制度保障于一体的新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为培养具备文化自觉、专业能力、创新思维与职业素养的新时代中医药人才提供支撑,进而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筑牢人才根基与学科基础。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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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of “triple-education collabor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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