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率与病死率分别居中国恶性肿瘤第5位和第2位，严重危害着国民的健康[1-2]。原发性肝癌起病隐匿且恶性程度较高，早期不易发现，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中晚期，治疗选择有限，预后较差[3]。中医在原发性肝癌的长期诊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证候研究是辨证施治的核心。为进一步探索中医证型与现代医学指标的内在联系，本研究旨在分析原发性肝癌中医证型的分布规律及其与临床客观指标的相关性，以期为中西医结合诊疗提供客观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2021年10月至2023年10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科的267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纳入标准：诊断明确、核心研究资料相对完备。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并发症、影响指标判断的其他疾病或存在认知、精神障碍。本研究经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2025HL-200）。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病理诊断标准及临床分期标准参照2024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2]。

1.2.2 肝功能Child-Pugh分级标准 参考2020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4]。

1.2.3 中医诊断标准及证候分型标准 参考《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2]及林洪生《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南》[5]（肝癌部分）中原发性肝癌的辨证分型标准，暂分以下5型：①肝郁脾虚证。主症：上腹肿块胀闷不适，腹胀纳少，进食后胀甚，倦怠短气，消瘦乏力，口干不喜饮，小便黄短，大便溏数，甚则出现腹水、下肢浮肿、黄疸。舌脉：舌质胖、舌苔白，脉弦细。②肝胆湿热证。主症：头重身困，胸脘痞闷，腹部胀满，纳呆呕恶，胁肋胀痛灼热，胁下痞块，身目黄染，心烦易怒，发热口渴，口干而苦，小便短少黄赤，大便秘结或不爽。舌脉：舌质红、舌苔黄腻，脉弦数或弦滑。③气滞血瘀证。主症：右胁疼痛较剧，如锥如刺，入夜更甚，甚则痛引肩背，右胁部结块，质硬拒按，或同时见左胁下肿块，腹胀满，皮色苍黄，筋脉显露，面色萎黄或暗，食欲不振，倦怠乏力，大便溏结不调。舌脉：舌质紫暗，有瘀点瘀斑，脉弦涩。④脾虚湿困证。主症：腹大胀满，肢重足肿，身重纳呆，神疲乏力，尿少。口黏不欲饮，时觉恶心，大便溏烂。舌脉：舌淡，边有齿痕，苔厚腻，脉细弦或滑或濡。⑤肝肾阴虚证。主症：蛙腹青筋，四肢柴瘦，臌胀肢肿，烦躁不眠，唇红口干，纳呆畏食，短气喘促，溺短便数，甚或循衣摸床，上下血溢。舌脉：舌质红绛、舌光无苔，脉细数无力，或脉如雀啄。

1.3 中医辨证分型操作流程与质量控制

本研究依据指南，由两位高年资中医专家独立进行盲法辨证。评估一致性后，对少数不一致的病例，由第3位资深主任中医师进行盲法复审，最终确定证型。

1.4 研究方法

制作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病例信息采集表，通过对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案室信息搜索系统进行筛选、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资料。记录一般资料（年龄、性别、既往基础疾病等）、中医证型、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C反应蛋白等血常规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γ-谷氨酰转移酶（gamma-glutamyltransferase，GG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总蛋白（total protein，TP）、白蛋白（albumin，Alb）、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等肝功能相关指标，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等肿瘤标志物，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AP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D-二聚体（D-Dimer，D-D）等凝血功能相关指标，肝功能Child-Pugh分级，原发性肝癌分期。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主要观察指标的缺失率低于5%，采用完全个案分析法进行处理，即在进行每个指标的组间比较时，仅纳入在该指标上数据完整的病例。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LSD-t法，计量资料不满足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使用Bonferroni校正。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使用Bonferroni校正。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鉴于部分证型样本量较小，对相应结果的解读需谨慎。

2 结果

2.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一般资料统计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67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根据中医辨证标准，所有患者可分为5种证型，其具体分布为：肝郁脾虚证95例（35.58%）、肝胆湿热证56例（20.97%）、气滞血瘀证51例（19.10%）、脾虚湿困证42例（15.73%）、肝肾阴虚证23例（8.61%）。由此可见，肝郁脾虚证、肝胆湿热证及气滞血瘀证是本研究队列中最主要的证型。其性别、年龄、常见临床症状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一般资料分布

项目例数占比（%）性别男21179.03女5620.97年龄（岁）≤40114.12＞40~503011.24＞50~608431.46＞60~707829.21＞70~805821.72＞8062.25常见症状腹胀16762.55肝区不适21881.65胁肋疼痛17264.42神疲乏力20275.66胸闷6825.47黄疸8331.09纳差21078.65恶心11141.57眠差13450.19消瘦7829.21大便不调9334.83小便少、黄12747.57

2.2 不同证型患者实验室相关指标的差异性分析

2.2.1不同证型患者血常规相关指标的差异分析 不同证型组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C反应蛋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证型组血小板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肝郁脾虚组比较，肝肾阴虚组白细胞计数较高，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均较低，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C反应蛋白均较高；与肝胆湿热组比较，脾虚湿困组血红蛋白较低，肝肾阴虚组C反应蛋白较高；与气滞血瘀、脾虚湿困组比较，肝肾阴虚组C反应蛋白较高（P＜0.05）。见表2。

表2 不同证型患者血常规相关指标比较[M（P25，P75）]

组别例数白细胞计数（×109/L）红细胞计数（×1012/L）血红蛋白（g/L）血小板计数（×109/L）C反应蛋白（mg/L）肝郁脾虚组954.30（3.20，5.50）4.19（3.77，4.62）131.0（118.0，144.0）117.0（78.0，154.0）2.25（0.80，12.50）肝胆湿热组564.00（3.33，6.05）4.03（3.42，4.28）120.5（111.0，134.8）107.0（69.8，178.8）8.35（2.03，44.43）a气滞血瘀组514.70（3.40，6.60）4.15（3.49，4.83）125.0（109.0，145.0）130.0（82.0，183.0）10.40（2.00，23.90）a脾虚湿困组424.75（3.50，7.25）3.58（3.07，4.31）a112.5（93.5，122.3）ab120.5（55.5，172.0）14.70（8.95，37.00）a肝肾阴虚组235.60（4.10，15.20）a3.35（2.78，4.46）a114.0（91.0，130.0）a138.0（72.0，191.0）60.10（30.80，107.60）abcd H值13.79422.24829.4773.06653.091 P值0.008＜0.001＜0.0010.547＜0.001

注 与肝郁脾虚组比较，aP＜0.05；与肝胆湿热组比较，bP＜0.05；与气滞血瘀组比较，cP＜0.05；与脾虚湿困组比较，dP＜0.05。

2.2.2不同证型患者肝功能相关指标的差异分析 不同证型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TP、Alb、AST、ALP、GGT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证型组AL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肝郁脾虚组比较，肝胆湿热、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AST、GGT均较高，而Alb均较低，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直接胆红素均较高，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TP均较低，而ALP均较高；与肝胆湿热组比较，肝肾阴虚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AST均较高；与气滞血瘀组比较，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均较高，而Alb均较低，肝肾阴虚组的间接胆红素、AST较高；与脾虚湿困组比较，肝肾阴虚组直接胆红素较高（P＜0.05）。见表3。

表3 不同中医证型患者肝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例数[μmol总/L胆，M红（P素25，P75）][μmo直l/L接，M胆（红P2素5，P75）][μmo间l/L接，M胆（红P2素5，P75）]TP[g/L，M（P25，P75）]Alb（g/L，xˉ±s）肝郁脾虚组9515.5（11.9，22.7）3.6（2.6，5.4）12.5（9.1，16.5）67.00（63.40，70.80）36.95±5.13肝胆湿热组5624.8（17.6，42.3）a8.1（4.5，18.1）a17.9（12.3，26.0）a65.55（59.93，70.08）33.95±6.12a气滞血瘀组5120.3（15.1，32.2）5.4（3.5，9.1）a13.6（10.8，19.8）65.70（61.50，70.30）35.95±5.53脾虚湿困组4231.9（18.8，56.4）ac13.2（5.4，22.8）ac19.2（12.2，31.0）a60.60（57.60，67.33）a31.02±4.61ac肝肾阴虚组2375.4（38.6，143.5）abc32.3（20.3，75.3）abcd39.4（13.7，68.0）abc64.30（56.70，66.20）a31.11±4.04ac H/F值60.58479.10639.80318.24813.097 P值＜0.001＜0.001＜0.0010.001＜0.001组别例数ALT[U/L，M（P25，P75）]AST[U/L，M（P25，P75）]ALP[U/L，M（P25，P75）]GGT[U/L，M（P25，P75）]肝郁脾虚组9525.9（16.6，40.0）33.7（23.5，50.9）102.4（79.5，139.5）53.2（29.6，125.6）肝胆湿热组5631.2（18.1，45.3）49.9（31.8，85.6）a140.9（84.6，247.1）116.1（41.9，244.1）a气滞血瘀组5132.1（19.7，46.2）46.8（29.5，86.0）128.6（93.3，196.1）109.7（44.0，229.1）脾虚湿困组4231.5（21.1，60.9）70.1（37.8，116.8）a174.9（102.6，250.2）a121.9（56.6，254.6）a肝肾阴虚组2339.4（22.3，82.4）124.1（37.1，264.6）abc180.0（104.5，434.1）a201.5（44.6，394.8）a H/F值7.74337.88122.47020.640 P值0.101＜0.001＜0.001＜0.001

注 与肝郁脾虚组比较，aP＜0.05；与肝胆湿热组比较，bP＜0.05；与气滞血瘀组比较，cP＜0.05；与脾虚湿困组比较，dP＜0.05。TP：总蛋白；Alb：白蛋白；ALT：丙氨酸转氨酶；AST：天冬氨酸转氨酶；ALP：碱性磷酸酶；GGT：γ-谷氨酰转移酶。

2.2.3不同证型患者肿瘤标志物相关指标的差异分析 不同证型组AFP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肝郁脾虚组比较，脾虚湿困组AFP较高（P＜0.05）。见表4。

表4 不同证型患者AFP比较[ng/ml，M（P25，P75）]

组别例数AFP肝郁脾虚组9513.55（2.73，109.58）肝胆湿热组5630.30（3.80，693.10）气滞血瘀组5155.55（3.78，2033.58）脾虚湿困组42122.10（10.98，6822.60）a肝肾阴虚组2312.80（3.75，792.25）H值14.092 P值 0.007

注 与肝郁脾虚组比较，aP＜0.05。AFP：甲胎蛋白。

2.2.4不同证型患者凝血功能相关指标的差异分析 不同证型组PT、APTT、TT、D-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证型组FIB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肝郁脾虚组比较，肝胆湿热、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PT均较高，肝肾阴虚组APTT较高，脾虚湿困组TT较高，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D-D均较高；与肝胆湿热组比较，肝肾阴虚组PT、APTT、D-D较高，脾虚湿困组TT较高；与气滞血瘀组比较，肝肾阴虚组PT、APTT较高，脾虚湿困组TT较高，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D-D均较高（P＜0.05）。见表5。

表5 不同证型患者凝血功能相关指标比较[M（P25，P75）]

组别例数PT（s）APTT（s）FIB（g/L）TT（s）D-D（mg/L）肝郁脾虚组9511.60（10.90，12.70）30.70（28.40，32.50）3.29（2.75，4.09）16.00（15.00，16.90）0.170（0.090，0.620）肝胆湿热组5613.10（11.65，14.48）a30.10（28.00，33.75）3.12（2.44，4.29）16.15（14.80，16.88）0.465（0.160，2.038）a气滞血瘀组5112.40（11.30，13.50）30.20（28.40，32.30）3.53（2.71，4.49）16.10（14.80，16.80）0.520（0.190，0.910）a脾虚湿困组4213.90（12.00，15.23）a31.00（29.25，35.20）3.07（2.18，3.78）16.85（15.60，18.33）abc1.350（0.545，2.930）ac肝肾阴虚组2315.60（13.50，19.60）abc35.00（29.20，41.30）abc3.35（1.79，4.33）16.60（15.60，18.10）2.290（0.890，3.670）abc H值50.11814.6376.46817.21660.922 P值＜0.0010.006 0.1670.002＜0.001

注 与肝郁脾虚组比较，aP＜0.05；与肝胆湿热组比较，bP＜0.05；与气滞血瘀组比较，cP＜0.05。PT：凝血酶原时间；APT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FIB：纤维蛋白原；TT：凝血酶时间；D-D：D-二聚体。

2.3 不同证型患者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的差异分析

肝郁脾虚、肝胆湿热、气滞血瘀组以A、B级肝功能为主，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以B、C级肝功能为主。不同组型肝功能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胆湿热、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郁脾虚组，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胆湿热组，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气滞血瘀组，肝肾阴虚组与脾虚湿困组肝功能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见表6。

表6 原发性肝癌的中医证型与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的关系（例）

组别例数A级B级C级肝郁脾虚组9574192肝胆湿热组5623294气滞血瘀组5129184脾虚湿困组4252611肝肾阴虚组231517 H值95.417 P值＜0.001

注 肝胆湿热、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郁脾虚组比较，P＜0.005；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胆湿热组比较，P＜0.005；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气滞血瘀组比较，P＜0.005；肝肾阴虚组与脾虚湿困组比较，P＜0.005。

2.4 不同证型患者原发性肝癌分期的差异分析

肝郁脾虚组以Ⅰ、Ⅱ期原发性肝癌为主，肝胆湿热、气滞血瘀组以Ⅱ、Ⅲ期原发性肝癌为主，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以Ⅲ、Ⅳ期原发性肝癌为主。不同组型原发性肝癌分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郁脾虚组，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胆湿热组，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气滞血瘀组，肝肾阴虚组与脾虚湿困组原发性肝癌分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见表7。

表7 原发性肝癌的中医证型与原发性肝癌分期的关系（例）

组别例数Ⅰ期Ⅱ期Ⅲ期Ⅳ期肝郁脾虚组953132266肝胆湿热组56717293气滞血瘀组51614256脾虚湿困组42042711肝肾阴虚组2311318 H值73.175 P值＜0.001

注 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郁脾虚组比较，P＜0.005；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肝胆湿热组比较，P＜0.005；脾虚湿困、肝肾阴虚组与气滞血瘀组比较，P＜0.005；肝肾阴虚组与脾虚湿困组比较，P＜0.005。

3 讨论

原发性肝癌属中医“肝积”“癥瘕”等范畴，核心病机为本虚标实。临床研究显示，其证候分布多样，涉及气、血、阴、阳及多脏腑[6]。本研究证型分布以肝郁脾虚证最为常见，其次为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脾虚湿困及肝肾阴虚证，与多数报道相符[7-8]。这印证了《金匮要略》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的传统理论，肝病易损脾土，故临床肝郁脾虚证多见。

研究表明，脾虚肝损瘀毒型患者的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显著低于其他证型，更易出现贫血[9]。本研究显示，反映炎症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在肝肾阴虚证最高，肝郁脾虚证最低，而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则呈相反趋势，这提示肝肾阴虚证炎症反应剧烈，且气血耗伤严重，可能与该证型多见于终末期，肝损及脾、生化无权有关[10-11]；肝郁脾虚证则多见于早期，气血尚可。在肝功能方面，肝肾阴虚证的肝损伤指标总胆红素、AST、ALP及GGT最高，合成功能指标TP、ALB最低；肝郁脾虚证则相反，与欧杰等[12]研究一致。这体现了不同证型下“阴液亏虚，肝体失养”与“气滞为主，阴伤未著”的不同病机对肝脏生理功能的具体影响。本研究发现，AFP作为临床常用的原发性肝癌生物标志物，在不同证型间差异显著，脾虚湿困证最高，肝郁脾虚证最低，提示其随疾病进展而升高的趋势[13-14]。这与既往研究[12]相符，支持AFP可作为证候演变的客观参考指标之一。凝血功能是评估原发性肝癌病情与预后的重要指标[15-16]。本研究及既往研究一致发现，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中医证型与凝血功能密切相关：肝郁脾虚、气滞血瘀证的凝血功能相对较好，而肝肾阴虚、脾虚湿困证则显著受损，揭示了凝血功能全面恶化与晚期“正气衰败，邪毒内陷”病机深度的关联，为辨证施治与预后判断提供了客观依据[17-18]。相关研究显示，Child-Pugh分级作为评估肝病患者肝脏储备功能的重要量化指标，与原发性肝癌的中医证型分布存在一定相关性[19-21]。

本研究发现，肝郁脾虚证、肝胆湿热及气滞血瘀证多见于肝功能较好的A、B级；而脾虚湿困证与肝肾阴虚证则集中于功能较差的B、C级。证型随肝功能恶化呈现由“郁、热、瘀”向“虚、损”演变的规律，对评估预后及制订个体化方案具有明确指导意义。同样，原发性肝癌分期也与证型分布密切相关：肝郁脾虚证多见于Ⅰ、Ⅱ期，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证多见于Ⅱ、Ⅲ期，脾虚湿困、肝肾阴虚证则集中于Ⅲ、Ⅳ期，此演变规律与蒋锐沅等[22]观察相符，提示临床可结合分期进行“辨期论治”以协同增效。本研究发现血小板计数、ALT、FIB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因在晚期复杂病理背景下，单一指标易受多重干扰，特异性有限，未来需关注指标组合或动态趋势。综上所述，不同中医证型与炎症、肝功能、凝血、肿瘤负荷及疾病阶段等多维度指标具显著相关性，为中医辨证客观化提供了依据。鉴于上述指标与肿瘤免疫微环境密切相关，中医证型或可为预测免疫治疗反应、实现“扶正祛邪”与免疫治疗结合提供新思路[23-25]。

本研究为一项回顾性探索，首次系统关联了原发性肝癌患者多维度指标与中医证型，为“病证结合”提供了新线索。但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可能导致选择偏倚，限制结论普适性。其次，部分中医证型样本量较小，影响统计效能，部分真实存在的差异可能未能被检出，同时少量极端值对均数和标准差的影响也可能被放大，且能通过多因素分析校正年龄、性别、乙肝病毒感染状态、肝硬化背景等潜在的混杂因素，所观察到的关联可能受到这些混杂因素的影响。最后，本研究受限于数据的时效性，未来可通过纳入更新时段的数据以验证和拓展当前结论。未来需通过多中心、前瞻性、大样本量研究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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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typ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objective indicators in primary liver cancer

WANG Qiankun LI Yanjie LI Xinyue LI Shanyi GAO Qi CHEN Xiaoqi

Department of Spleen, Stomach, Liver, and Gallbladd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types in primary liver canc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objective indicators. Methods Data from 267 in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Spleen, Stomach, Liver, and Gallbladd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October 2021 to October 2023 were collected.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different syndrome types grops (liver depress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group, liver gallbladder damp heat syndrome group,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group, spleen deficiency and dampness stagnation syndrome group, liver kidney yin deficiency syndrome group)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yndrome types were analyzed, and differences in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liver function, tumor markers, coagulation function-related indicators, Child-Pugh classification of liver function, and primary liver cancer staging among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mong 267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95 cases (35.58%)were diagnosed with liver depress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56 cases (20.97%) with liver gallbladder damp heat syndrome, and 51 cases (19.10%) with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were the most common, followed by 42 cases (15.73%) with spleen deficiency and dampness stagnation syndrome, and 23 cases (8.61%) with liver kidney yin deficiency syndrome.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hite blood cell count, red blood cell count, hemoglobin, C-reactive protein, total bilirubin, direct bilirubin, indirect bilirubin, total protein, albumin,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kaline phosphatase,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 alpha-fetoprotein, prothrombin time,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hrombin time, D-Dimer,Child-Pugh grading, and primary liver cancer stage among different syndrome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telet coun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level, and fibrinogen content among different syndrom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Differ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type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ultiple clinical objective indicators, liver function reserve, and tumor progression stages.This correlation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individualize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plans.

[Key words] Clinical objective indicators; Primary liver canc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types;Retrospective study

[中图分类号] R73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5（b）-0035-06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01694

[基金项目] 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科技攻关）项目（232102310188）；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中医学学科建设项目（STG-ZYX03-202126）；中西医防治重大疾病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

王乾坤（1998.1-），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023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医防治消化系统肿瘤。

[通讯作者] 陈晓琦（1984.11-），女，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西医防治消化系统肿瘤。

（收稿日期：2025-10-25）

（修回日期：2026-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