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POD）是老年患者髋部骨折术后常见且较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其发病高峰期集中在术后的第1周内，典型临床表现包括认知能力下降、意识水平不稳定及注意力集中困难等核心症状[1]。老年患者髋部骨折POD的发生率为10.09%~51.28%[2]。POD对老年患者术后恢复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与临床不良结局存在明确相关性，可导致老年患者住院时间显著延长，增加死亡风险，严重影响预后转归[3-4]。因此，降低老年患者髋部骨折POD发病率尤为重要。

目前，POD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研究认为其涉及神经炎症、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自噬紊乱、突触功能受损及血-脑屏障破坏等多种因素[5-6]。研究表明，神经炎症在POD发生、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已成为近年来的主流观点[7]。因此，抑制神经炎症通路可能是预防POD的有效策略。

颊针疗法作为微针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源于中医经典理论。颊针可通过干预“面部-脊髓-大脑”三联神经网络系统的信号传导，实现抗炎、免疫调节和镇痛等多重治疗效应[8]。临床研究证实，颊针疗法能够快速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并产生显著的镇痛效果[9-10]。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颊针疗法是否能够通过调节炎症反应来减少老年患者髋部骨折POD的发生。本研究旨在评估颊针疗法对老年患者髋部骨折POD发生情况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PASS 15.0统计学软件进行样本量计算。根据预试验结果，对照组和颊针组的POD发生率分别为32%和9%，设α=0.05，1-β=0.8，考虑10%脱落率，本研究最终需纳入患者100例。本研究经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3-03-091-K01），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选择2025年1月至9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择期全麻下行髋部骨折手术的老年患者。纳入标准：年龄60~80岁；②男女不限；③手术类型包括股骨颈骨折和股骨粗隆间骨折；④美国麻醉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Ⅱ级或Ⅲ级[11]。排除标准：①术前存在精神障碍、认知功能障碍；②存在严重肝肾功能异常、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循环系统疾病；③视觉和听觉严重障碍，影响沟通；④凝血功能异常或血小板计数减少，有出血倾向；⑤有头面部疾病史，如急性软组织损伤或感染、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等；⑥术前存在睡眠障碍，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12] ≥6分。剔除标准：当患者颊针在留针期间内，不慎将颊针脱落或者当患者进行颊针治疗不配合、非常抗拒。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颊针组，每组50例。两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和ASA分级、手术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例数年龄[岁，M（P25，P75）]性别（男/女，例）体质量指数（kg/m2，xˉ±s）ASA（Ⅱ/Ⅲ级，例）手术类型（粗隆/置换，例）对照组5074.00（66.00，77.00）16/3423.41±3.2818/3232/18颊针组5073.00（67.75，77.00）20/3022.41±2.4620/3029/21 Z/χ2/t值0.3040.6940.7240.1700.378 P值0.7610.4050.0880.6800.539

注 ASA：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不予行颊针疗法，直接行常规麻醉诱导。颊针组在常规麻醉诱导前行颊针疗法，颊针疗法均由同一名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实施。参照《颊针疗法》选穴，取双侧头穴（颧弓中点上缘向上1寸），双侧上焦穴（下颌骨冠突后方与颧弓下缘交叉处）、中焦穴（上焦与下焦连线中点处）、下焦穴（下颌内角前缘处），患侧髋穴（下颌角前上方1寸），骶穴（下颌角前上方0.5寸）和腰穴（颧弓根下缘颞颌关节下为背穴，背穴与骶穴连线中点处即腰穴）。面部常规消毒，选取套管针灸针（一次性针灸针规格：0.16 mm×25 mm，批号：2410001，马鞍山邦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穴位处快速垂直进针，留针至手术结束。术后1、2 d再按照同样穴位行颊针疗法1次。

所有患者麻醉前禁食8 h、禁饮2 h，入室后均开通外周静脉通道，面罩吸氧，超声引导下桡动脉穿刺置管监测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心率、血氧饱和度、脑电双频指数。所有患者进行全麻诱导，静脉推注依托咪酯（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TYT25F03）0.2 mg/kg、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260210XA）4 μg/kg、顺式阿曲库铵（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H20183042）0.15 mg/kg进行麻醉诱导，肌肉充分松弛后，待脑电双频指数在40~60行喉罩置入，连接麻醉机行机械通气，参数设置潮气量6~8 ml/kg、吸呼比1∶2，通气频率12次/min，通过调节呼吸频率使呼气末二氧化碳水平维持在35~45 mmHg（1 mmHg=0.133 kPa）。术中麻醉维持期间采用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AD5080181）、丙泊酚（江苏盈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批号：12512051）静脉泵注。根据手术进行情况追加顺式阿曲库铵，每次0.05 mg/kg，通过调整丙泊酚、瑞芬太尼泵注速度将血压、心率维持在基础值±20%，必要时静脉给予麻黄碱（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批号：L251001）5 mg、阿托品（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批号：2509291）0.5 mg。

术后镇痛泵配方：舒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AB50303711）1.5 μg/kg+地塞米松（河南润弘制药有限公司，批号：2503251）10 mg+生理盐水配至100 ml。背景剂量2 ml/h，单次按压剂量2 ml，锁定时间15 min。如患者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13]评分 ≥4分且按压镇痛泵无效或存在难以忍受的疼痛，则给予曲马多（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批号：072250921）补救镇痛，单次剂量为50 mg。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及麻醉时间；术前1 d、术后1 d血清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水平；术前1 d、手术当日、术后1 d的PSQI评分；术前1 d、术后1 d、术后2 d静息时VAS评分；术后7 d内POD的发生率采用中文版3分钟谵妄诊断量表（3-min diagnostic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3D-CAM）评估[14]。符合以下4个标准：①急性发作或波动病程；②注意力不集中；③思维紊乱；④意识水平改变。如果同时存在标准①和②及③或④，则诊断为谵妄。术后2 d内恶心、呕吐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多个时间点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M）和四分位数（P25，P75）表示，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多个时间点的比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用量及麻醉时间比较

两组丙泊酚用量、瑞芬太尼用量及麻醉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及麻醉时间比较[M（P25，P75）]

组别例数丙泊酚用量（mg）瑞芬太尼用量（μg）麻醉时间（min）对照组50287.50（215.00，375.00）647.50（498.75，831.25）115.00（86.00，150.00）颊针组50293.75（237.50，356.25）642.50（522.75，725.25）117.50（95.00，144.20）Z值0.7760.3240.759 P值0.4380.7460.448

2.2 两组不同时间点静息时VAS评分比较

整体分析发现：两组不同时间点静息时VAS评分组间比较、时间点比较及交互作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组内比较：两组术后1 d静息时VAS评分低于术前1 d（P＜0.05）；术后2 d静息时VAS评分低于术前1 d、术后1 d（P＜0.05）。组间比较：颊针组术后1 d、术后2 d静息时V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3 两组不同时间点静息时VAS评分比较[分，M（P25，P75）]

组别例数术前1 d术后1 d术后2 d对照组507.00（6.00，8.00）5.00（4.00，6.00）a3.00（3.00，4.00）ab颊针组507.00（6.00，8.00）4.00（3.00，4.00）ac3.00（2.00，3.00）abcχ2组间，P组间60.999，＜0.001χ2时间，P时间1186.149，＜0.001χ2交互，P交互30.238，＜0.001

注 与本组术前1 d比较，aP＜0.05；与本组术后1 d比较，bP＜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cP＜0.05。VAS：视觉模拟评分法。

2.3 两组术前1 d、术后1 d的CRP和IL-6水平比较

两组术后1 d的CRP水平及对照组术后1 d的IL-6水平高于术前1 d（P＜0.05）。颊针组术后1 d的CRP和IL-6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4。

表4 两组术前1 d、术后1 d的CRP和IL-6水平比较[M（P25，P75）]

CRP（mg/L）IL-6（ng/ml）组别例数术前1 d术后1 dZ值P值术前1 d术后1 dZ值P值对照组5018.02（8.28，28.87）37.06（22.88，65.16）4.542＜0.0010.08（0.05，0.13）0.15（0.12，0.18）4.745＜0.001颊针组5021.27（14.55，27.79）28.56（22.67，36.23）3.774＜0.0010.11（0.07，0.14）0.11（0.09，0.15）1.1550.248 Z值0.9072.3581.7292.839 P值0.3650.0180.0840.005

注 CRP：C反应蛋白；IL-6：白细胞介素-6。

2.4 两组不同时间点PSQI评分比较

整体分析发现：两组不同时间点PSQI评分组间、时间点比较及交互作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组内比较：两组手术当日PSQI评分高于术前1 d（P＜0.05）；两组术后1 d的PSQI评分高于术前1 d、低于手术当日（P＜0.05）。组间比较：颊针组手术当日和术后1 d的PSQI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5。

表5 两组不同时间点PSQI评分比较[分，M（P25，P75）]

组别例数术前1 d手术当日术后1 d对照组504.00（3.00，5.00）8.00（7.00，8.00）a 6.00（6.00，7.00）ab颊针组504.00（3.00，4.00）6.00（5.00，7.00）ac5.00（4.00，6.00）abcχ2组间，P组间 43.627，＜0.001χ2时间，P时间437.891，＜0.001χ2交互，P交互 30.124，＜0.001

注 与本组术前1 d比较，aP＜0.05；与本组手术当日比较，bP＜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cP＜0.05。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2.5 两组术后7 d内POD发生率及术后2 d内恶心、呕吐发生情况比较

颊针组术后7 d内POD发生率及术后2 d内恶心、呕吐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6。

表6 两组术后7 d内POD及术后2 d内恶心、呕吐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例数POD恶心、呕吐对照组5015（30）13（26）颊针组50 5（10）4（8）χ2值6.2505.741 P值0.0120.017

注 POD：术后谵妄。

3 讨论

近年来，POD已成为老年患者围手术期脑功能管理的重要临床问题，其可能导致患者自理能力下降、生活质量降低、住院周期延长及病死率上升，因此日益受到临床工作者的广泛关注[15-17]。POD的发生是疼痛、睡眠剥夺和炎症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对POD的预防和治疗提出挑战。目前，老年患者的临床管理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化治疗规范，依据最新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POD的干预应当优先考虑非药物性措施[1]。

颊针疗法在围手术期的临床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作为微针系统疗法的重要组成，以传统中医理论为基础，融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构建独特的理论体系。该疗法以生物全息原理、三焦整体观及心身统一理论为核心指导，结合面颊部的头与三焦穴、脊柱穴、上肢穴、下肢穴16个穴位精准局部解剖定位，在疼痛控制、炎症调节、抗氧化应激及睡眠质量改善等方面均展现出显著的治疗效果[8,18]。本研究结果显示，颊针疗法可以降低炎症反应，改善术后睡眠质量，同时明显降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POD发生率。

POD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阐明，神经炎症反应是目前公认POD发生的主流机制。手术创伤、应激等多种因素导致全身炎症介质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引发神经炎症反应，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19-20]。髋部骨折手术创伤可激活炎症反应通路，促使CRP、IL-6等炎症介质大量释放[21-22]。同时手术破坏血-脑屏障结构完整性和生理功能，诱发神经毒性反应和细胞凋亡过程，最终参与POD的病理生理机制[23-24]。Wang等[25]研究进一步证实，髋部骨折患者术后炎症标志物（包括CRP和IL-6）的水平变化与术后恢复进程存在显著相关性，提示炎症反应的强度可能影响术后的恢复。

研究显示，颊针干预能够通过经络刺激，激活外周神经及脊髓水平的阿片类受体和5-羟色胺系统，促进外周伤害性感受器脱敏化，减少炎性细胞因子释放，从而降低炎症反应[26-27]。Yi等[28]研究表明，颊针疗法能够通过阻断外周及中枢疼痛敏感区域的环氧合酶生成，进而发挥抑制炎症的效果；也可经由激活迷走神经至孤束核的信号通路，实现对促炎性细胞因子IL-6表达水平的有效抑制[29]。已有研究表明，肥大细胞可能是颊针疗法产生作用的关键细胞靶点[30]。颊针疗法在抗炎方面的作用机制可能与肥大细胞触发血管及神经系统的对抗性反应相关[31]。

这一系列生理效应实现颊针疗法气血通畅、阴阳平衡和神志安定的治疗效果。此外，颊针疗法还能通过调控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进一步减轻炎症程度[32]。本研究中，颊针组CRP、IL-6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显示颊针疗法能够降低系统性炎症水平，从而减少由神经炎症引发的POD发生的风险。

Sewart等[33]研究表明，睡眠紊乱与POD的发生风险增加存在显著关联，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患者围手术期的睡眠状况，可能有助于降低POD的发病率。约60%患者在住院期间出现睡眠-觉醒节律失调，表现为正常睡眠模式被打乱和生理节律紊乱[34]。提示需要高度重视手术患者睡眠质量的评估与干预，以及其对POD发生、发展的潜在影响。

针刺疗法可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对睡眠-觉醒周期产生积极的调控作用[35]。Zhao等[36]的研究证实，针刺治疗后，患者入睡时间显著缩短，夜间觉醒频率降低，同时睡眠深度与整体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本研究中，颊针组手术当日、术后1 d的睡眠质量优于对照组，提示颊针干预可以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与张晓青等[37]研究结果一致，颊针疗法能够有效提升术后睡眠质量，可能与颊针在髋穴、骶穴、腰穴产生镇痛作用，改善术后睡眠质量有关，同时选择头穴，其本身可改善患者失眠等相关病理生理状态[38]。

本研究颊针组术后1、2 d的静息时V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提示颊针疗法可产生明显的镇痛作用，与相关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其作用机制可能涉及颊针刺激诱导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内源性β-内啡肽，促进伤害性感受器脱敏和抑制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同时激活下行疼痛抑制通路，最终产生镇痛效应[26,39-40]。研究表明，术后疼痛是POD的重要诱发因素[41]。因此通过颊针疗法改善患者术后疼痛，同时也降低POD发生率。

中医学理论指出，谵妄的发生常与机体气血运行紊乱及元气不足等病理机制存在密切联系[42]。本研究选取三焦穴，其可改善患者躯体症状，缓解患者精神心理状态，促进全身气机通畅，从而降低POD发生率。

本研中，究颊针组术后2 d内恶心、呕吐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其可能与针刺治疗稳定血流动力学状态、改善胃肠道功能、调节自主神经活动及激素分泌等多重机制有关[43-44]。术后恶心、呕吐不仅导致患者生理不适，严重时还可能引发脱水、酸碱平衡失调及电解质紊乱，甚至造成切口疼痛加剧、出血或裂开等风险。这些不良后果会延缓术后恢复进程，延长住院时间，并对患者就医体验和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其具体作用机制仍需通过进一步研究深入探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采用空白对照，未将其与临床上其他预防POD的措施进行比较；其次，研究对象仅限于老年髋部手术患者，其他手术类型的老年患者是否同样受益仍需进一步验证；最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且仅在单中心开展，后续应扩大样本量，开展多中心研究，予以验证本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颊针疗法可降低老年患者髋部骨折POD发生率，改善术后患者睡眠质量，降低炎症反应，减轻术后疼痛，作为一种安全且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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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uccal acupuncture therapy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CHEN Hao CHEN Jianheng LYU Jie YAN Zeli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Affiliated Jiangning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ning Clinical College of Medicine, Kangda College,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uccal acupuncture therapy on 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elective hip fracture surger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t Affiliated Jiangning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2025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buccal acupuncture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anesthesia induction without buccal acupuncture therapy, while the buccal acupuncture group received buccal acupuncture therapy at points selected according to Buccal Acupuncture Therapy before anesthesia induction and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Serum levels of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interleukin-6 (IL-6) one day before surgery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ores on one day before surgery, the day of surgery,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resting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scores on one day before surgery,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and the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the incidence of POD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surgery, and the incidenc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within the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Results The resting VAS score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were lower than those on one day before surgery in both groups, the VAS scores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were lower than those on one day before surgery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in both groups (P＜0.05). The VAS score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and the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in the buccal acupunctur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RP levels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in both groups, as well as IL-6 level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on one day before surgery (P＜0.05). The CRP and IL-6 level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 in the buccal acupunctur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PSQI scores on the day of surgery were higher than on one day before surgery in both groups, the PSQI scores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were higher than on one day before surgery but lower than on the day of surgery in both groups (P＜0.05). The PSQI scores on the day of surgery and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in the buccal acupunctur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D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surgery and the incidence of nausea and vomiting within the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in the buccal acupuctur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Buccal acupuncture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improve postoperative sleep quality, reduce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alleviate postoperative pain, making it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Elderly; Hip fracture; Buccal acupuncture therapy; Postoperative delirium; Sleep quality

[中图分类号] R24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5（c）-0056-07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01510

[基金项目]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KD2024KYJJ259）。

[通讯作者] 严泽林（1983.5-），男，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颊针疗法在围手术期的应用。

（收稿日期：2025-10-22）

（修回日期：2026-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