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090068
中图分类号:R256.23
冯群姝, 白若文, 倪敬年, 魏明清, 李婷, 时晶
| 【作者机构】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三区 |
| 【分 类 号】 | R256.23 |
| 【基 金】 | 北京中医药大学“解码中医”协同攻关项目(BZY-JMZY-2022-002)。 |
中国中医药诊疗需求正呈现稳步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总诊疗量超过16亿人次[1]。尽管如此,中医药仍面临诸多发展挑战,需要进一步明确优势适应证和提升临床真实疗效。基于药理学一般认识,疾病的自然病程、治疗用药、用药剂量和疗程与疗效直接相关。既往研究和文献较多关注辨证论治和方证相应,即依据证候辨识的准确性预期用药的疗效,对中药应用的疗程讨论较少[2]。相比现代医学以“疗程天数”或“疗程周期”量化治疗,中医更重视随证动态调整。然而,中药疗效并非单纯依赖药物种类与剂量,疗程的长短、调整频次、守方或易方策略,均对疗效起到重要作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一般原则》指出摸索“疗程的合理”是早期探索性临床试验的关键目标之一[3]。明清时期出现大量的中医医案记载,本文将重点关注这些医案中与功能性神经症状(失眠、头晕和头痛)相关的疗程记载,通过回溯古人对疗程的理解,以期为现代中医临床与疗效评价优化提供启示。
古籍文献通常不记录用药疗程,只记载单日剂量,对失眠的新久病情有少量提及。《金匮要略》关于酸枣仁汤的描述:“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上五味……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对具有明确急性病因的失眠,可通过针对病因的治疗,起到迅速改善的目的。《素问·逆调论篇》提到:“胃不和则卧不安。”因病邪导致胃气不降,和胃降逆能起到改善失眠的速效,其治疗遵循“祛邪为先”原则。《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李冠仙医案》中“胃中积热”“气逆胃不和”,治疗后多见“当夜即寐”的效果[4-5]。然而,慢性失眠通常更复杂,可能需要更长疗程的调治。《续名医类案》中“伤思过虑”致两年不寐,通过情志相胜(大怒出汗)实现“八九日不寤”的快速逆转[6-7]。提示慢性失眠通常具有情志因素的一般规律。情志疗法对缓解严重失眠具有辅助作用,但这些短期改善是否具有长期稳定性不得而知。慢性失眠通常需要长疗程治疗,符合中医久病虚损、守方缓图的认识。如心肾不交证“连进三十剂……入夜能寐而未酣畅……接服五十剂,遗精止而阳刚振”,肝血虚损证“服二十帖,至期而愈”,形神俱劳证经“服一月愈”[8-13]。此类案例共同提示慢性失眠虚损共性,需要长疗程治疗的事实。慢性失眠不持续治疗可出现症状反复或不愈。《尚友堂医案》中就记载1例因痰饮所致、十年不寐的患者,其服药未能见效,正是由于“任用之方,仅服二剂而止”,并明确指出此类痼疾“非旦夕可功”,强调治疗需持续方可奏效[8,14]。《虚劳心传》曰:“阴虚内热……当用甘寒……非百余剂不效。”提示治疗依从性和足疗程用药对疗效的影响[15]。
通过对古籍医案的梳理分析,可发现头晕治疗的疗程呈现显著的病机相关性特征。在短期见效案例中,实证病机占主导地位。《李中梓医学全书》记载虫积致眩者,通过驱虫治疗“凡三下之”即愈,体现“邪祛则正安”的治疗思想[13]。《孙文垣医案》记载肝风痰火证“服两帖而眩晕平”,《诊余举隅录》记载阳盛阴虚型中风眩晕“二剂,头眩若失”,均显示出实证眩晕的短期可愈特点[16-18]。古籍中眩晕通常包括旋转与非旋转类型,前者表现为头晕目眩、视物旋转,甚则仆倒,虽然病情严重,但属于可短期缓解的类型,“连进二碗,气呃稍定”“一帖吐止晕定”“五服而晕全除”[19-21]。此种眩晕通常与前庭神经相关,受其发作性病程特点影响,较难判断症状缓解与用药的关系。然而,慢性非旋转类型眩晕在中医古籍中常见,此类眩晕与慢性失眠相似,常有郁怒等情志致病因素,难自发缓解,其缓解通常与治疗用药相关。《医案精选集——古今医案按》记载郁火攻脑证需“连进十数剂”方能起身[22-23]。对病机复杂且属慢性虚损病例,疗程则显著延长。《临证医案笔记》记载思虑劳心证需“叠服一月”方能见效,《婺源余先生医案》记载肺肾并病者“调理两月”痊愈[24-25]。古籍还记载一些超长疗程难治性案例。《珍本医书集成》记载一则案例,“调理两月”后“头晕终不能瘥”[26-27]。另有“服经十载”和“恒守一方至十五年”的治疗记载[12,28-29]。这些案例提示对慢性难治性头晕,短期症状缓解与长期调理的重要性,生动地反映临床实际患者情况。
与失眠、头晕类似,古籍中头痛治疗的疗程呈现“急证易祛,虚证难复”的鲜明规律。头痛的辨证论治常分内外之邪。急性头痛案例多与外感实邪相关,其治疗遵循中医“祛邪务尽”的原则。《灵兰要览》记载外感风寒头痛,“至醉则去枕而卧,卧起其痛如失”[30-31];《孙一奎医学全书》记载疫症头痛“一帖即得睡,热减痛除”[23]。临床中急性头痛除外感因素外,也有因情志致病的案例。《齐氏医案》记载郁怒所致少阳头痛,“二服而效”[32-33]。部分头痛具有明显的发作性特征,可使用经验方治疗而不必改动药味组成。头风证“每有少发,投前方辄效”[30]。慢性头痛常有脏腑虚损及内生浊毒的原因,是临床常见且久治不愈的类型。《续名医类案》记载肾水亏虚头痛,“两月而痊”,需要缓中补虚进行调养[34-35]。对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头痛,也可先以汤剂治疗,然后以丸剂继续治疗。《婺源余先生医案》记载脾湿头痛,通过“连服十余剂渐次痊”,后改丸剂续服[25]。
首先,病情是否具有可逆转的病程对疗程和疗效具有双重影响。如前所述,部分头晕可能属于“终不能瘥”的类型,此类情况不能仅依赖药物治疗,还需要考虑除中药外的其他治疗手段。其次,目标病症不同属性与疗程密切相关。如失眠病程有新久之分,头晕病性性质有虚实之辨,头痛致病因素有表里之别,其中久病、虚证及内因所致者常需更长的治疗周期。文献中诸如“二服而效”“连进十数剂”“二十帖至期而愈”“两月而痊”等记载,不仅体现疗程的差异,也对应不同疗效评价,反映出疗程长短对治疗效果的重要影响。最后,即使病证相同,持续治疗时间也是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虚劳心传》提到:“阴虚内热……当用甘寒……非百余剂不效。”提示即使在药物不变的情况下,也需要足够长的累积用药时间才能实现临床改善。这一认识与现代医学中对慢性疾病治疗的理念基本一致。临床上,失眠障碍、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及偏头痛等病症具有久病、虚证和内因相关特征,常需要数月治疗周期,初期效果可能不明显,而持续治疗对缓解症状至关重要[36-37]。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诊疗的核心方法,强调依据患者具体证候进行方药选择与剂量调整,达到“证-方”契合的目的[2]。由于相同证候可能存在于不同疾病中,同一疾病在不同阶段也可能呈现不同证候。目前研究多聚焦于相同疾病背景下证候分布的群体特征,针对特定证候持续时间的研究较缺乏,后者是决定处方疗程的关键。临床实践中,医生常以7 d或14 d为间隔调整处方,但关于应何时调整方药尚缺乏系统依据。因此,疗程对辨证论治的意义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包含方药调整在内的总体治疗时间;另一方面是在主要方药不变情况下的持续治疗时间。前者体现传统的、基于证候动态变化的序贯治疗策略;后者则强调辨证明确后治疗方案的稳定性,两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反映“守方”与“易方”的辨证关系。为充分发挥足疗程对慢性神经疾病治疗的积极作用,临床中应更加重视持续治疗的价值,并在变更辨证用药前,充分评估现有处方是否已达必要疗程。
中药疗程的规范化研究始终是中医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命题。研究显示,中成药疗程规范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是信息缺失与标准模糊——约82%的说明书未明确疗程信息;另一方面临床试验设计常忽视疗程与疗效、安全性的动态关联[38]。这导致临床处方多依赖经验或随证调整,缺少基于疗程的“守方”或“易方”决策依据。从历史经验看,古籍医案广泛揭示新病易祛、久疾难愈的普遍规律,强调疗程与疗效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此类经验性记载缺乏现代量化方法系统验证,在转化为现代临床规范时仍存在较大鸿沟。因此,未来亟须开展中药疗程研究,在临床循证层面构建覆盖不同病症的疗程-疗效证据链,为临床实践提供更科学的参考依据。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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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tion treatment duration issue for neurological symptoms commonly found in medical case records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冯群姝(2001.7-),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2023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脑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工作。白若文(2001.8-),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2023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脑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工作。
*具有同等贡献
[通讯作者] 倪敬年(1982.1-),男,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脑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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