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1]。2024年全球新发病例达231万例，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第2位[2]。我国新发病例35.7万例，占全国癌症病例的7.4%，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占比达15.6%，预计2030年患者数量将较2015年上升22.9%[3-4]。乳腺癌发生机制复杂，包括长期暴露于高水平的雌激素环境、频繁接触放射性物质和化学污染物等[5]。目前乳腺癌治疗以手术、放疗、化疗为主，80%以上患者需接受化疗[6-7]。化疗期间患者易出现体质量增加、认知功能障碍、焦虑、抑郁等不良反应，影响患者对运动康复的判断、降低患者运动意愿、加剧身体不适，阻碍患者运动康复[7-10]。运动恐惧指患者因经历剧烈痛苦或对痛苦过度敏感，而对活动产生害怕、回避的心理状态，其会延缓康复进程、加重身体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乳腺癌术后患者的预后[11]。恐惧回避模型指出心理与社会因素可揭示运动恐惧的形成机制，认知行为理论强调思维、信念与行为的关联性，通过调整这些因素可以改善心理与行为问题[12-13]。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整合潜在影响因素，构建运动恐惧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明确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支撑。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4年6月至10月选取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附属太和医院甲乳外科、肿瘤科的389例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为调查对象并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年龄 ≥18岁；②符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诊断指南》[14]诊断准则，术后组织活检证实乳腺癌；③处于术后化疗阶段；④知晓病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躯体疾病或运动功能障碍；②伴远处转移；③存在意识、语言沟通障碍或精神系统疾病；④近6个月内经历重大应激事件。多元线性回归要求样本量应为问卷维度数的5~10倍，本研究含23个维度，考虑10%～20%脱落率，最小样本量为128例[15]；结构方程模型要求样本量至少200例，200~500例时模型稳定性最佳[16-17]。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389份，有效回收率为97.25%。本研究经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2024伦审研（36）号]。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体质量指数、医保类型、居住方式、人均月收入等）及疾病相关资料（疾病分期、慢性疾病数量等）。

1.2.2 恐动症评估简表中文版（tampa scale of kinesiophobia-11，TSK-11） 由Woby等[18]改良而成，含11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进行评估，总分11～44分，得分越高运动恐惧越强烈。蔡立柏等[19]汉化后，量表包含活动认知、活动行为、活动态度3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83。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85。

1.2.3 恐惧疾病进展简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 由Mehnert等[20]优化，吴奇云等[21]经跨文化调适形成中文版，含12个条目，涵盖生理健康及家庭社会领域，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评估，总分12~60分，得分与疾病恐惧程度呈正相关。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8。

1.2.4 电子健康素养汉化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eHEALS） 由Norman等[22]编制，郭帅军等[23]汉化，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3。量表含8个条目，涉及电子应用能力、评判能力与决策能力3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评估（非常不相符=1分，非常相符=5分），得分越高电子健康素养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2。

1.2.5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assessment scale，SSAS） 由肖水源[24]编制，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总分12～66分，得分越高社会支持程度越强。量表重测信度系数为0.920，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3。

1.3 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措施

经科室及护士长批准后，通过东华系统检索患者病历资料，依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研究对象，向符合条件者充分说明研究内容，获取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调查于患者空闲时段进行，时长约20 min，研究人员全程现场督导，对理解困难者提供协助；问卷回收后及时核查，遗漏项当场补充完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与AMOS 2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TSK-11与FoP-Q-SF、eHEALS、SSAS得分的相关性；采用标准化得分率（得分率=各维度得分/各维度满分×100%）计算得分。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构建影响因素回归方程。AMOS 28.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法抽样检验中介效应（抽样次数5 000次）。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

不同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高血压病、医保类型、居住方式、人均月收入、疾病分期的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TSK-11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及疾病资料对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运动恐惧的影响（分，）

项目例数TSK-11得分F/t值P值年龄（岁）1.0040.40518~＜30419.25±5.9730~＜403722.11±5.0540~＜508822.97±4.4950~＜6011222.63±5.06≥6014821.97±5.42职业2.5110.011农民25422.37±5.05工人8323.02±5.03教师924.67±5.07医务人员215.00±0.00公务人员421.00±3.56自由职业1820.67±5.30无职业414.50±0.58退休922.89±4.60其他623.00±4.86文化程度6.393＜0.001小学及以下26621.67±5.22初中5523.38±3.78高中3923.10±5.28大专1926.84±3.91本科及以上1024.30±3.27婚姻状况8.440＜0.001已婚32621.92±5.12未婚2524.12±2.07其他3825.08±5.21户籍所在地1.2410.290农村17922.60±4.73城镇13122.55±5.02城市7921.57±5.90高血压病2.0910.037有16421.74±5.26无22522.83±4.91体质量指数1.6910.186偏瘦17922.15±5.99正常18322.34±4.24偏胖2724.07±3.36慢性疾病数量（个）1.4340.2401~＜320022.80±4.643~＜516821.95±5.54≥52121.76±5.25医保类型23.951＜0.001新农合22023.85±5.04城镇医保13420.51±4.40其他医保3520.20±4.81居住方式8.523＜0.001独居5727.25±6.34非独居33221.54±4.33人均月收入（元）8.658＜0.0010~＜4 00010425.76±4.20≥4 00028521.14±4.82疾病分期（期）43.690＜0.001Ⅰ9422.20±4.26Ⅱ19620.65±4.87Ⅲ9925.95±4.38

注 TSK-11：恐动症评估简表中文版。

2.2 各量表得分情况

患者TSK-11总分（22.37±5.09）分，得分率为50.8%；活动认知维度（12.39±3.04）分，得分率为51.6%；活动行为维度（6.11±1.57）分，得分率为50.9%；活动态度维度（3.88±1.30）分，得分率为48.5%。SSAS得分（34.87±5.27）分，eHEALS得分（20.82±7.91）分，FoP-Q-SF得分（31.15±10.97）分。

2.3 运动恐惧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oP-Q-SF得分与TSK-11得分呈正相关（r=0.771，P＜0.01）；eHEALS、SSAS得分与TSK-11得分呈负相关（r=-0.654、-0.660，P＜0.01）。

2.4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运动恐惧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TSK-11得分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及FoP-Q-SF、eHEALS、SSAS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见表2。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容差均＞0.1，方差膨胀因子均＜5，不存在共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oP-Q-SF、eHEALS、SSAS、人均月收入、居住方式、医保类型是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运动恐惧的影响因素（P＜0.05），共解释总变异度的80.3%。见表3。

表2 自变量赋值情况

项目赋值方法职业以“农民”为参照，设置8个哑变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4；本科及以上=5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参照，设置2个哑变量高血压病有=1；无=2医保类型以“新农合”为参照，设置2个哑变量居住方式独居=1；非独居=2人均月收入0~＜4 000元=1； ≥4 000元=2疾病分期Ⅰ期=1；Ⅱ期=2；Ⅲ期=3 FoP-Q-SF原值带入eHEALS原值带入SSAS原值带入

注 FoP-Q-SF：恐惧疾病进展简表；eHEALS：电子健康素养汉化量表 ；SSA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表3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运动恐惧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项目偏回归系数标准误标准回归系数t值P值容差方差膨胀因子常量33.9331.48022.925＜0.001 FoP-Q-SF0.1900.0140.40913.711＜0.0010.5691.757 eHEALS-0.2200.017-0.34312.923＜0.0010.7221.386 SSAS-0.1960.028-0.2036.948＜0.0010.5911.691人均月收入-1.9820.285-0.1736.949＜0.0010.8211.218居住方式-1.1850.355-0.0833.3370.0010.8291.206医保类型城镇医保-0.8680.268-0.0813.2430.0010.8081.238其他医保-1.1890.442-0.0672.690 0.0070.8171.223

注 R2=0.807，调整后R2=0.803，F=227.297，P＜0.001。FoP-Q-SF：恐惧疾病进展简表；eHEALS：电子健康素养汉化量表；SSA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2.5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及路径分析

以FoP-Q-SF得分为自变量，SSAS和eHEALS得分为中介变量，TSK-11得分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MIN/DF=3.432，RMSEA=0.079，AGFI=0.904，GFI=0.946，RFI=0.955，IFI=0.978，TLI=0.968，CFI=0.978，NFI=0.970，符合适配标准。路径分析结果显示，FoP-Q-SF对SSAS呈负向预测作用（β=-0.54，t=11.39，P＜0.001）；SSAS对eHEALS呈正向预测作用（β=0.27，t=4.773，P＜0.001）；FoP-Q-SF对eHEALS呈负向预测作用（β=-0.30，t=5.173，P＜0.001）；eHEALS对TSK-11呈负向预测作用（β=-0.41，t=10.891，P＜0.001）；FoP-Q-SF对TSK-11呈正向预测作用（β=0.56，t=12.554，P＜0.001）；SSAS对TSK-11呈负向预测作用（β=-0.23，t=6.492，P＜0.001）。见图1、表4。

图1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运动恐惧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图

表4 SSAS、eHEALS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FoP-Q-SF与TSK-11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效应类型效应值标准误95%C校I正偏差百分位数P值95%CI百分位数P值M1间接效应0.0210.0030.015~0.028＜0.0010.014~0.028＜0.001 M2间接效应0.0200.0040.013~0.028＜0.0010.013~0.027＜0.001 M3间接效应0.0100.0030.006~0.016＜0.0010.005~0.015＜0.001 M4直接效应0.0930.0070.079~0.107＜0.0010.079~0.107＜0.001 M5总效应 0.1440.0080.128~0.160＜0.0010.127~0.160＜0.001

注 M1：恐惧疾病进展→社会支持→运动恐惧路径；M2：恐惧疾病进展→电子健康素养→运动恐惧路径；M3：恐惧疾病进展→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运动恐惧路径；M4：恐惧疾病进展→运动恐惧路径；M5：M1+M2+M3+M4。FoP-Q-SF：恐惧疾病进展简表；eHEALS：电子健康素养汉化量表 ；SSA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3 讨论

3.1 乳腺癌术后患者运动恐惧得分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TSK-11得分为（22.37±5.09）分，得分率为50.8%，提示患者运动恐惧处于中等水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1]。活动认知维度得分率最高（51.6%），其次是活动行为维度（50.9%），活动态度维度最低（48.5%），反映患者对运动的认知负面性最强，而心理接受度相对较好。活动认知维度得分较高，可能由于化疗导致的乏力、疼痛等不良反应使患者形成运动加剧身体负担的认知[7]。患者担心运动导致切口撕裂、淋巴水肿或病情复发，这种对不良后果的过度预期强化认知层面的恐惧。活动行为维度得分中等，反映患者虽有回避运动的倾向，但未达到严重程度，可能与临床常规康复指导中强调运动的重要性有关[6]。活动态度维度得分最低，提示患者主观上认可运动的康复价值，提示未来可通过纠正认知偏差即可有效转化为运动行为。

3.2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运动恐惧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经济相关因素：人均月收入与医保类型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收入患者运动恐惧得分更高，与Shen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低收入群体往往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担心运动引发病情波动需二次治疗进一步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因此对运动产生强烈的恐惧心理[26]。临床应针对低收入患者提供低成本康复方案，减轻其经济顾虑。本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医保及其他医保患者的运动恐惧得分低于新农合患者。城镇医保、商业保险等报销比例更高、覆盖范围更广，能有效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压力，使其更专注于康复本身，无需过度担忧运动可能带来的额外医疗支出[27]。未来可通过加强医保政策宣传、优化医保报销流程，进一步降低患者的经济顾虑，间接缓解运动恐惧。

3.2.2 社会支持相关因素：居住方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独居患者运动恐惧得分高于非独居患者。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需面对身体不适与心理压力的双重挑战，独居者缺乏家人的陪伴与照顾，社交互动减少，易产生孤独感、焦虑情绪。负面情绪会放大对运动风险的感知，而缺乏他人的鼓励与监督，也使得患者更难主动参与运动。临床可通过搭建病友互助小组、鼓励社区关怀等方式，为独居患者提供社会支持。

3.3 社会支持与电子健康素养的中介作用及链式路径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恐惧疾病进展可直接正向预测运动恐惧，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8]。恐惧疾病进展是肿瘤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表现为对疾病进展、复发及相关后果的过度担忧[21]。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可能会经历长期的健康焦虑，患者认为剧烈运动或过度活动会增加癌症复发的风险，或加速病情恶化，甚至被视为潜在的威胁[8]。同时较高的恐惧疾病进展的患者往往对疼痛更加敏感，容易将术后或化疗的正常疼痛或康复训练中的轻微不适解读为疾病恶化的信号，从而加重对运动的恐惧[29]。

3.3.1 直接中介路径：恐惧疾病进展→社会支持→运动恐惧 本研究结果显示，恐惧疾病进展对社会支持呈负向作用，社会支持对运动恐惧呈负向作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因恐惧病情进展，产生病耻感，担心自己的病情成为家人、朋友的负担，从而主动减少社交互动[30]。自我封闭会切断潜在的支持来源，导致实际获得的情感支持、实际帮助等减少。而充足的社会支持能为患者提供安全感，病友间的支持还能提供替代性经验，让患者相信运动的安全性，从而减少恐惧[31]。这一路径提示，临床干预需同时关注患者的情绪疏导与社会支持网络搭建。

3.3.2 直接中介路径：恐惧疾病进展→社会支持→运动恐惧 本研究结果显示，恐惧疾病进展对电子健康素养呈负向作用，电子健康素养对运动恐惧呈负向作用。数字健康信息中常包含疾病进展、治疗不良反应等内容，对疾病进展高度恐惧的患者，可能会下意识地回避这类信息，因为它们会直接触发焦虑[32]。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会让他们主动远离健康类APP、医疗网站等数字资源，导致获取信息的机会减少，电子健康素养自然难以提升。而电子健康素养高的患者，能更高效地通过数字资源获取运动安全性的关键信息，破解运动导致病情恶化的认知误区，利用互联网资源获得心理支持，从而减轻运动恐惧[33]。

3.3.3 链式中介路径：恐惧疾病进展→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运动恐惧 本研究结果提示，恐惧疾病进展可通过连续影响社会支持和电子健康素养，间接作用于运动恐惧，效应值为0.010（P＜0.001）。患者的健康信息主要来源于家人、医护人员及病友等社会支持载体，恐惧疾病进展导致的社交退缩会直接减少信息获取渠道[30]；而社会支持不足时，患者缺乏他人推荐的权威资源如康复指南、运动视频，难以系统学习运动康复知识，进而阻碍电子健康素养的提升[33]；电子健康素养低下使患者无法有效辨别运动的风险与收益，难以纠正认知偏差，最终加剧运动恐惧。这一链式路径揭示恐惧情绪对运动行为的间接影响机制，提示临床干预需采取“情绪疏导→支持搭建→素养提升”的阶梯式策略，切断恐惧传导链条。

4 小结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运动恐惧处于中等水平，恐惧疾病进展、电子健康素养、社会支持、人均月收入、居住方式、城镇医保、其他医保是其主要影响因素。社会支持与电子健康素养在恐惧疾病进展与运动恐惧间起中介作用。临床可从认知、技能、支持、经济、场景等多个层面切断该传导路径，借助电子健康素养与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逐步提升患者对运动的接受度与主动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横断面研究设计，难以确定各相关因素与运动恐惧之间的因果方向及时间先后关系；选取患者的时间跨度较长，可能对运动恐惧发生率产生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可通过多时间点的纵向观察，探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运动恐惧程度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结合睡眠质量、生化指标等进一步深入分析。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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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of exercise fear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after breast cancer

DONG Aoqi1 MA Qiao1 HUANG Yulian1 LIU Jiajun1 SHI Yajun2 YANG Zhengxia3

1.Seventh West Ward,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Province, Yiwu 322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Nursing,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Province, Yiwu 322000, China; 3.Department of Nurs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 Anhui Province, Wuhu 241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exercise fear i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plans. Methods A total of 389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reast Surgery and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 Affiliated Taihe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June and October 2024 were sele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tampa scale of kinesiophobia-11 (TSK-11), 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FoP-Q-SF), eHealth literacy scale (eHEALS), and social support assessment scale (SSA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univariat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using AMOS 28.0. Results A total of 4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with 389 valid responses collect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97.25%. The TSK-11 scores of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ere (22.37±5.09) poin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SK-11 scores amo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undergoing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based on occupation, educational level, marital status,presence of hypertension, type of medical insurance,housing arrangement,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and disease stages (P＜0.05).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oP-Q-SF, eHEALS, SSAS,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marital status and type of medical insuranc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ercise fear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P＜0.05).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ect of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on fear of exercise was 0.144, the direct effect was 0.093,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eHEALTH literacy and social support was 0.051. Conclusion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directly affects exercise fear, and it can also have an indirect effect on exercise fear through social support and eHEALTH literacy. Clinical staff should formulate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reduce patients' fear of exercise.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Chemotherapy; Exercise fea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diation

[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6（a）-0079-07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01543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23CX102）。

[作者简介]

董奥奇（2000.12-），男，硕士；研究方向：急危重症护理，慢性疾病管理。

[通讯作者] 马巧（1989.5-），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心血管内科七西病区护士长；研究方向：急危重症护理，慢性疾病管理。

（收稿日期：2025-10-23）

（修回日期：2025-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