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食管癌高发国家，发病率与病死率均超全球平均水平。据统计，2020年中国食管癌新发病例32.4万例，死亡病例30.1万例，分别占全球的54.70%和55.35%[1]。该病起病隐匿，患者出现吞咽困难等症状时多已达中晚期，根治性手术为首选治疗方案。受术后生理创伤、治疗不良反应、生活改变及复发恐惧等影响，食管癌患者易出现负性情绪与心理困扰[2]。心理困扰是患者在疾病过程中的不适体验，包括悲伤、焦虑、抑郁等多种非特异性症状[3]。心理困扰引发的负性情绪会加剧躯体痛苦，降低依从性，影响术后康复进程，甚至削弱免疫系统功能并增加疾病复发风险[4]。探究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改善患者心理困扰程度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肿瘤患者心理困扰的发生与人格特征、疾病相关因素、心理社会等因素密切相关[5-6]。自我调节常识模型（common sense model of self-regulation，CSM）认为个体对疾病威胁的疾病表征是驱动情绪与行为反应的核心，且通过“表征-应对-反馈”的闭环机制动态影响心理状态[7]。潜在剖面分析是以个体为中心，挖掘群体内部异质性特征进行归类划分的统计学方法[8]。目前，国内外针对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异质性的研究尚不充分[9-10]。因此，本研究以CSM为理论框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揭示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的不同类型，并探究其差异化影响因素，为降低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程度、制订个性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选取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就诊的食管癌术后患者。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首次经病理检查诊断为食管癌；③首次行胸腔镜食管癌根治术后；④意识清楚，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书写能力；⑤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既往或目前患有精神疾病；②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脑卒中、心力衰竭等）；③接受过正规心理治疗；④交流沟通有障碍。样本量计算：本研究有14个自变量，样本量取自变量的10～20倍，同时考虑20%的无效问卷，至少需要样本175例。Nylund-Gibson等[11]建议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的最小样本量为300例。因此，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43份，有效回收率为98.0%。本研究已通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B2021-634R）。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业、主要照顾者、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患病时间等。

1.2.2 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 由Kessler等[12]研发，郑文贵等[13]汉化，用于评估被测者在过去4周内经历的焦虑、压力等特异性心理压力相关症状的频率。量表包括1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评估，从“几乎没有”到“所有时间”依次记1～5分，得分范围为10～50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困扰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6。

1.2.3 身体意象量表 由Hopwood等[14]研制，由崔宛玉等[15]汉化，用于评估患者近1周对自我形象感受。包括情感、认知及行为3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采用Likert 3级评分进行评估，即“一点也不”到“非常”记0～3分，得分越高代表身体意象水平越低。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

1.2.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由Folkman等[16]编制，解亚宁[17]汉化，用于评估个体面对应激时的应对特点。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进行评估，即“不采用”到“经常采用”记0～3分，分别计算2个维度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于该类应对方式。本研究中该问卷积极应对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消极应对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59。

1.2.5 简易疾病感知问卷 由Broadbent等[18]研发，梅雅琪等[19]汉化，用于评估患者对疾病的自我认知。包含认知、情绪、理解能力3个维度共8个条目及1个不记分开放性问题，采用0～10分数字评分法进行评估，总分0～80分，得分越高表示疾病相关负性感知越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0。

1.3 资料收集

研究人员向符合标准的患者说明研究目的，承诺保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统一指导语，问卷由患者现场独立填写并回收，如有缺项当场补填。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Mplus 8.3统计建模软件及SPSS 20.0、R 4.4.2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Mplus 8.3软件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以极大似然估计结合EM算法拟合模型（收敛标准：对数似然函数绝对变化量＜10-5、最大迭代1 000次），经20组随机初始值多轮拟合规避局部最优解，以患者心理困扰为外显变量，初始模型从“C1”开始，逐渐增加潜在类别数目，依据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LL）（其值越接近0，表示模型拟合越好）、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经样本校正的BIC（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BIC）（数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越好）、熵值（ ≥0.8表明分类准确率超过90%）、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检验（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LMRT）及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P＜0.05）综合判定最佳剖面数，以平均归属概率（ ≥0.7）验证分类精确性；其次，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表示，分别通过t检验、非参数检验和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最后，利用R 4.4.2统计学软件采用LASSO回归（十折交叉验证确定最优参数）筛选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明确潜在剖面归属的独立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食管癌术后患者一般资料

343例食管癌术后患者的年龄为35～81岁，平均（65.63±8.96）岁。

2.2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以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10个条目为外显指标，依次构建1～5类潜在剖面模型。见表1。综合模型拟合指标，AIC、BIC及aBIC在3类模型后呈下降趋缓，虽4类和5类模型熵值较高，但最小类别比例＜10%，临床代表性欠佳，故最终确定3类模型，各类别平均归属概率分别为0.988、0.974、0.982，分类可靠性良好。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3个潜在类别在10个条目的得分情况见图1。根据条目得分特征，将3个类别分别命名为低心理困扰组（17.49%）、中心理困扰组（37.61%）及高心理困扰组（44.90%）。

图1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3个潜在剖面特征

表1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P值模型LLAICBICaBIC熵值类别概率LMRTBLRT 1-4 557.3139 154.6259 231.3809 167.9352-3 698.6957 459.3907 578.3597 480.0200.927＜0.001＜0.00146.94/53.063-3 369.1826 822.3656 983.5496 850.3150.957＜0.001＜0.00117.49/37.61/44.904-3 218.9216 543.8426 747.2416 579.1130.9670.0010.00117.49/35.28/39.94/7.295-3 150.8056 429.6096 675.2246 472.2000.9740.0060.00717.49/36.44/38.19/7.29/0.58

注 LL：对数似然比；AIC：赤池信息量准则；aBIC：经样本校正的贝叶斯信息准则；LMRT：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检验；BLRT：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

2.3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潜在剖面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潜在类别食管癌术后患者在婚姻状况、主要照顾者、疾病分期、身体意象、消极应对、疾病感知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潜在剖面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例数低心理困扰组（60例）中心理困扰组（129例）高心理困扰组（154例）χ2/H值P值性别[例（%）]0.0880.957男27648（80.0）103（79.8）125（81.2）女6712（20.0）26（20.2）29（18.8）年龄[例（%）]＜61岁9416（26.7）42（32.6）36（23.4）6.4450.16861～70岁12324（40.0）48（37.2）51（33.1）＞70岁12620（33.3）39（30.2）67（43.5）婚姻状况[例（%）]10.9660.004已婚32156（93.3）114（88.4）151（98.0）离异或丧偶224（6.7）15（11.6）3（1.9）学历[例（%）]9.3830.052初中及以下23646（76.7）89（69.0）101（65.6）高中、中专或大专776（10.0）28（21.7）43（27.9）本科及以上308（13.3）12（9.3）10（6.5）职业[例（%）]8.2550.409在职568（13.3）22（17.0）26（16.9）退休14822（36.7）61（47.3）65（42.2）无业10724（40.0）32（24.8）51（33.1）失业80（0.0）4（3.1）4（2.6）其他246（10.0）10（7.8）8（5.2）主要照顾者[例（%）]12.9160.012配偶14224（40.0）48（37.2）70（45.4）子女19532（53.3）79（61.2）84（54.5）独居/其他64（6.7）2（1.6）0（0.0）家庭人均月收入[例（%）]6.8560.144＜3 00016024（40.0）62（48.1）74（48.0）3 000～8 00013128（46.7）41（31.8）62（40.2）＞8 000528（13.3）26（20.2）18（11.7）医疗付费方式[例（%）]10.5100.105职工医保12326（43.3）46（35.7）51（33.1）居民医保7112（20.0）30（23.3）29（18.8）新农合13120（33.3）51（39.5）60（39.0）自费182（3.3）2（1.6）14（9.1）患病时间[例（%）]4.3940.355＜7个月22035（58.3）82（63.6）103（66.9）7～12个月8119（31.7）27（20.9）35（22.7）＞1年426（10.0）20（15.5）16（10.4）疾病分期[例（%）]17.8940.007Ⅰ期10723（38.3）35（27.1）49（31.8）Ⅱ期13527（45.0）61（47.3）47（30.5）Ⅲ期9710（16.7）33（25.6）54（35.1）Ⅳ期40（0.0）0（0.0）4（2.6）身体意象[分，M（P25，P75）]6.00（3.00，10.00）4.00（1.25，6.00）6.00（4.00，10.00）9.00（5.00，12.00）26.932＜0.001消极应对[分，M（P25，P75）]12.00（8.00，16.00）6.00（2.00，13.00）12.00（8.00，16.00）13.00（9.00，16.00）38.529＜0.001积极应对[分，M（P25，P75）]21.00（15.00，24.00）18.00（9.00，27.00）21.00（17.00，24.00）21.00（15.00，24.00）2.9100.233疾病感知[分，M（P25，P75）]41.00（34.00，46.00）33.00（25.00，38.00）40.00（33.50，44.00）43.00（40.00，47.00）60.351＜0.001

2.4 LASSO回归筛选变量

为规避多重共线性，将14个自变量纳入LASSO回归筛选。经十折交叉验证确定最优参数（λ.min=0.016 896 29，λ.1se=0.047 014 92），依据λ.1se取值筛选出5个非零系数变量：婚姻状况、年龄、身体意象、疾病感知及消极应对。见图2。

图2 LASSO回归的系数分布和交叉验证

2.5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心理困扰为因变量（赋值：以低心理困扰组为参照组，低心理困扰组=1，中心理困扰组=2，高心理困扰组=3），将LASSO回归筛选出的5个变量为自变量，婚姻状况（赋值：已婚=1，离异或丧偶=2）、年龄（赋值：＜61岁=1，61～70岁=2，＞70岁=3）、身体意象（连续变量）、疾病感知（连续变量）及消极应对（连续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疾病感知和消极应对是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潜在剖面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而身体意象对心理困扰类别的归属无显著预测作用（P＞0.05）。见表3。

表3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变量自变量βS.E.Waldχ2P值OR值（95%CI）C2与C1常量-4.2951.13714.274＜0.001年龄（以＜61岁为参照）61～70岁0.3080.4220.5330.4651.361（0.595～3.115）＞70岁0.1540.4580.1130.7371.166（0.475～2.861）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参照）离异或丧偶0.1400.6340.0490.8251.151（0.332～3.983）身体意象0.0010.0440.0010.9801.001（0.919～1.091）疾病感知0.0810.02213.721＜0.0011.084（1.039～1.131）消极应对0.1940.04022.979＜0.0011.214（1.121～1.314）C3与C1常量-9.5181.44443.464＜0.001年龄（以＜61岁为参照）61～70岁-0.1670.4370.1460.7020.846（0.359～1.993）＞70岁-0.9820.4923.9880.0460.374（0.143～0.982）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参照）离异或丧偶2.4890.9107.4790.00612.045（2.024～71.674）身体意象0.0570.0441.6800.1951.059（0.971～1.155）疾病感知0.1460.02436.128＜0.0011.158（1.104～1.214）消极应对0.2370.04329.998＜0.0011.268（1.165～1.380）

注 C1：低心理困扰组；C2：中心理困扰组；C3：高心理困扰组。

3 讨论

3.1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存在异质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水平存在明显异质性，可分为低心理困扰型、中心理困扰型、高心理困扰型，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0-21]。这提示癌症患者心理困扰的三分类特征具有普遍性。Zhang等[21]研究表明，甲状腺肿瘤患者的高心理困扰组占比最低，低心理困扰组占比最高，推测与甲状腺癌恶性程度低、生存率高、手术创伤小、并发症可控且对生活质量影响较轻相关。本研究中高心理困扰型占比最高且各条目得分高于其他两组，提示该类患者术后压力、焦虑等心理症状频发，自我调节能力弱，消极态度可能影响预后。因此，医护人员需优化干预策略，建立动态心理监测机制，整合认知干预、正念减压训练及家庭-同伴支持，对常规干预无效者及时联合临床心理科介入。低心理困扰型占比最低且各条目得分最低，提示该类患者对术后变化认知理性、心态积极，预后信心充足，医护人员可侧重疾病康复科普、个体化营养支持与饮食指导，以巩固积极心态、加速康复。中心理困扰型在条目9得分较高，反映患者术后兴趣丧失，心理负担较重，需引导患者及家属正视术后身心康复的渐进性，建立合理预期，结合术前兴趣推荐低强度活动，助力重拾兴趣、缓解心理压力。

3.2 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受多种因素影响

3.2.1 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示，离异或丧偶患者归为高心理困扰组的风险是已婚患者的12.045倍。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与心理压力密切相关，丧偶者的抑郁、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已婚或单身人群[22]。此类患者的心理困扰源于配偶支持缺失、医疗与照护压力叠加，以及婚姻终结引发的社交断裂、角色重构、社会评价压力与哀伤反应，其术后躯体不适更易放大负性情绪，更易诱发心理问题[23]。因此，医护人员需对此类患者实施精准化干预，包括哀伤辅导、认知重构、社区与慈善资源链接、病友互助及生活技能培训，以提升其应对能力与自我效能感。本研究结果显示，与＜61岁患者相比，＞70岁患者归为高水平心理困扰组的风险降低62.6%。研究表明，心理困扰与年龄呈负相关[24]。青中年患者处于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的关键阶段，癌症诊疗不仅中断其职业规划，还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应对疾病，使其难以履行家庭角色义务。这种与人生核心发展任务的冲突易引发角色挫败感与迷茫感，从而加剧心理困扰。相比之下，老年患者人生任务多已完成，习惯以同龄人为参照评估健康状况，对术后身体变化的接受度更高，心理困扰相对较低；而年轻食管癌患者因术后躯体改变对日常生活、家庭与工作造成多重限制，承受的心理压力更为显著[25]。因此，医护人员应针对不同年龄段患者实施分层干预：青中年患者侧重职业回归指导、家庭支持强化及压力管理训练；老年患者聚焦同龄病友经验分享、简化康复方案及正向心理引导；同时建立分层心理监测机制，配套个性化科普与多渠道咨询服务。

3.2.2 疾病感知 疾病感知是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疾病感知评分每增加1个单位，患者归为中心理困扰组和高心理困扰组的风险分别增加8.4%、15.8%。受传统文化影响，部分患者易将癌症视为不治之症，产生“倒霉”“命途多舛”等负性认知，并倾向于宿命论，认为结局不可改变。此类认知偏差会阻碍对疾病的正确理解，使患者更易陷入负性情绪与心理负担[26]。疾病认知偏差会加剧患者的负性情绪体验与心理负担。研究表明，癌症幸存者会将身体症状视为癌症进展的标志[27]。食管癌术后常见的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疼痛及疲乏等症状易削弱患者的康复信心，形成负性疾病感知，进而诱发负性情绪并加重心理困扰。此外，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易干扰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知，过度关注此类信息还可能引发癌症相关担忧。认知偏差与负面担忧的叠加，进一步加剧心理应激水平[28]。因此，医护人员应通过规范宣教提升患者疾病认知，加强术后症状管理，并结合正念与认知行为干预，以降低负性疾病感知，缓解心理困扰。

3.2.3 消极应对 消极应对是导致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消极应对评分每增加1个单位，患者归为中心理困扰组和高心理困扰组的风险分别增加21.4%、26.8%。研究表明，具有较高积极态度的患者可能对应对不利挑战有更大的期望和信心[29]。积极应对者倾向于主动与医护人员沟通以获取疾病信息，有助于减轻心理困扰；而消极应对者常回避病情、减少沟通，既难以获得支持，又易因无力感陷入绝望，从而加重心理负担并影响康复。食管癌术后患者长期存在的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症状会持续激活癌症相关记忆并累积负性情绪。消极应对虽能短暂缓解焦虑，但易导致负性想法侵入日常生活，最终加剧心理困扰[30]。基于CSM，负性疾病感知可直接诱发焦虑、无助等情绪困扰，并促使患者采取回避、否认等消极应对方式。然而，消极应对不仅无法缓解躯体症状与心理压力，还可能因延误康复进程、切断社会支持渠道而进一步验证负性认知，最终形成“负性疾病感知→情绪困扰→消极应对→负性感知强化”的恶性循环[7]。因此，医护人员应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鼓励其主动寻求情感与社会支持，引导患者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提升疾病应对能力，从而降低心理困扰。

4 小结

本研究经潜在剖面分析，将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划分为低心理困扰型、中心理困扰型、高心理困扰型3个类型。年龄、婚姻状况、疾病感知和消极应对是食管癌术后患者心理困扰潜在剖面的独立影响因素。提示医护人员需早期识别患者心理困扰类型，通过改善疾病认知、引导积极应对、强化社会支持等针对性干预，降低心理困扰程度，进而提升患者心理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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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ostoperative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LIN Mengyue1 ZHOU Tianjun2 CHEN Wenwen1 SHEN Yaxing1 YANG Lingli1

1.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2.School of Nurs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category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operation,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recruit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esophageal cancer surgery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at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between January 2024 and July 2025.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 the body image scale, the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the 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categ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fter variable selection via LASSO regressi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Results A total of 35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43 valid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yielding an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of 98.0%.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categorized the 343 patients into three distinct groups: low psychological distress (17.49%), moderat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37.61%), and hig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44.90%).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rital status, primary caregiver, disease stage, body image, negative coping, and illness perception among the distinc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rofiles (P＜0.05). Following LASSO regression screening,marital status, age, body image, illness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coping were identified as influencing factors. Subsequent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age, marital status, illness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coping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rofiles among patients after esophageal cancer surgery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patients following esophageal cancer surgery exhibit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comprising three distinct latent profiles:low, moderate, and high distres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age, marital status, illness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Healthcare providers should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specific typ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patients and implement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levels and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Esophageal canc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isease perception; Profile analysis; Influencing factor

[中图分类号] R7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6（c）-0084-07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10454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研究基金资助项目（ZSLCYJ202331）。

[作者简介]

林梦月（1997.4-），女，硕士；研究方向：外科护理。

[通讯作者] 杨凌丽（1982.11-），女，主管护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护士长；研究方向：外科护理。

（收稿日期：2025-11-06）

（修回日期：2026-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