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数据，中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其病死率长期居于首位，疾病负担沉重[1]。心脏植入电子设备（cardiovascular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CIED）是指植入患者体内的电子治疗设备，主要包括永久性起搏器、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搏器和心脏再同步化治疗除颤器等，作为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重要治疗手段，具有显著治疗效果，植入量呈现稳定增长趋势[2-4]。研究表明，心脏手术后通过以运动为核心的康复可有效预防心血管不良事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5]。然而，CIED术后患者因对手术创面和植入物的担心，害怕身体活动及运动对机体造成伤害或再次损伤，进而产生的一种过度且非理性的畏惧心理，称为运动恐惧，即恐动症，可降低患者运动康复依从性，不利于心血管功能恢复，加重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6]。目前国内外关于运动恐惧研究多聚焦在慢性疼痛及骨关节疾病等领域，在心血管疾病中主要关注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后患者，其发生受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7-10]。不悦症状理论由Lenz等[11]提出，强调症状体验受生理、心理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为理解患者对运动的恐惧反应及运动减少现象提供了理论框架。基于该理论，CIED术后患者可能产生对运动的恐惧心理、运动量减少的症状体验，源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而多因素影响易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LASSO回归能够在变量选择中处理共线性，获得精简且可解释性较强的影响因素作用路径模型[12]。综上所述，本研究以不悦症状理论为指导，探究CIED患者运动恐惧的影响因素，为制订针对性干预措施、改善运动恐惧及疾病预后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行CIED植入或更换术的239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CIED手术指征且已经行完CIED术后躯体状况稳定；②患者年龄 ≥18岁；③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合并有精神类疾病病史，无法正常语言沟通；②在研究近段时间经历严重影响情绪或心理健康负性事件；③合并其他严重器质性病变。本研究已获得四川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5年审（1180）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要求样本量大于200，且至少为观测变量数的5~10倍[13]。本研究共22个变量，按10倍计算需220例，实际回收230份有效问卷，样本量符合要求[14]。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所在课题组自行编制，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婚姻状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家庭人均月收入等；疾病相关资料：植入设备类型、植入部位、植入情况、导线情况、合并症指数、跌倒史、病程等。

1.2.2 生理因素资料 包括体质量指数、疼痛、左心室射血分数、心功能分级。使用数字评价量表（numberic rating scale，NRS）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估，被测者主观选择疼痛程度相应的数字点，总分为0~10分，评分越高代表患者的疼痛程度越严重，其中0分代表没有疼痛；1~3分代表轻度疼痛；4~6分代表中度疼痛；7~10分代表重度疼痛[15]。采用纽约心脏病协会的心功能分级评估心功能状态，共Ⅰ~Ⅳ级，级别越高，心功能越差。

1.2.3 心理因素资料 选取运动自我效能为心理方面影响因素。运动自我效能量表（self-efficacy for exercise，SEE）该量表由Resnick等[16]编制，后经Lee等[7]汉化，共9个条目，用于评估个体在面对各种情况时每周3次步行/锻炼20 min的信心程度。总分为各条目得分相加除以条目总数，得分为0~10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运动信心越高，运动自我效能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0，内容效度为0.9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4 环境因素资料 选取锻炼社会支持为环境方面影响因素。锻炼社会支持量表（exercise social support scale，ESSS）由Sallis等[17]编制，中文版由李业敏[18]翻译汉化。本研究使用锻炼社会支持量表简明版，共5个条目，要求研究对象分别评价家人和朋友对其锻炼支持的频率，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评估，从1分（1次也没有）~5分（总是），得分越高提示研究对象的锻炼社会支持程度越高。Hankonen等[19]（2010）年的研究显示简明版和原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96。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5。

1.2.5 症状表现评估 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questionnaire，GAD-7）由Spitzer等[20]编制，用来评估焦虑状态，共7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按0~3分计分，总分0~21分，其中0~4分为不焦虑，5~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15~21分为重度焦虑。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07。1.2.6 运动恐惧评估 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量表（Tampa scale for kinesiophobia Heart，TSK-SV Heart）由Bäck[21]于2012年在疼痛患者运动恐惧量表的基础上改编而来，本研究使用由雷梦杰[22]于2019年汉化并修订的版本，更适用于测量中国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水平，共包含感知危险（条目3、8、11、16）、运动恐惧（条目1、7、9、13）、运动回避（条目2、4、12、14、17）及功能紊乱（条目5、6、10、15）4个维度，17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进行评估，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别计1~4分，总分17~68分，＞37分提示具有明显的运动恐惧，得分越高，运动恐惧水平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859。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患者术后24~72 h且病情稳定时，由研究者向患者解释研究目的和内容，获取知情同意后开展调查。现场发放问卷并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问卷条目及填写注意事项说明，由患者自行填写，填写过程中研究者不进行暗示性指导。若患者不识字，由调查者逐题询问、代为填写。问卷现场回收，由研究者核查，若有漏项提醒患者补充。患者的病情资料由研究者通过电子病历系统采集。本调查共发放问卷239份，回收问卷239份，剔除规律作答或量表缺失率 ≥20%的无效问卷共9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30份，有效回收率为96.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02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 27.0与R 4.4.1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使用LASSO回归分析，十折交叉验证确定最优的调整参数（λ值）初筛变量，利用PROC包检验模型的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若AUC值＞0.7，说明模型性能较好。对筛选出的核心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变量关系，同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各变量对运动恐惧的独立与交互作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进行评价，若P＞0.05则提示模型拟合良好。基于不悦症状理论，利用lavaan包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变量间的路径关系。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检出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230例CIED术后患者，其中167例患者运动恐惧得分＞37分，运动恐惧检出率为72.6%。

2.2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两组在居住地、文化程度、跌倒史、疼痛、焦虑、锻炼社会支持、运动自我效能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发生率比较

项目无运动恐惧组（63例）运动恐惧组（167例）χ2/t/Z值P值性别[例（%）]0.3670.545男30（47.6）87（52.1）女33（52.4）80（47.9）年龄[例（%）]0.1170.732＜60岁20（31.7）57（34.1）≥60岁43（68.3）110（65.9）居住地[例（%）]3.9360.047农村13（20.6）57（34.1）城市50（79.4）110（65.9）体质量指数[例（%）]1.4100.703消瘦（＜18.5 kg/m2）2（3.2）5（3.0）正常（18.5~23.9 kg/m2）33（52.4）79（47.3）超重（＞23.9~27.9 kg/m2）19（30.2）64（38.3）肥胖（＞27.9 kg/m2）9（14.3）19（11.4）职业状态[例（%）]0.2440.621在职11（17.5）34（20.4）不在职52（82.5）133（79.6）文化程度[例（%）]9.1570.010初中及以下46（73.0）126（75.4）高中/中专4（6.3）27（16.2）大学及以上13（20.6）14（8.4）

续表1

项目无运动恐惧组（63例）运动恐惧组（167例）χ2/t/Z值P值婚姻状况[例（%）]2.1130.348已婚51（81.0）130（77.8）未婚4（6.3）21（12.6）离婚/丧偶8（12.7）16（9.6）家庭人均月收入[例（%）]0.9790.613＜3 000元27（42.9）67（40.1）3 000~5 000元23（36.5）55（32.9）＞5 000元13（20.6）45（26.9）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例（%）]1.9280.165医保63（100.0）162（97.0）自费0（0.0）5（3.0）植入设备类型[例（%）]7.1750.208 PM37（58.7）117（70.1）CRT8（12.7）13（7.8）ICD7（11.1）14（8.4）S-ICD3（4.8）10（6.0）LPM5（7.9）12（7.2）ICM3（4.8）1（0.6）植入部位[例（%）]2.2360.525左胸51（81.0）128（76.6）心脏3（4.8）14（8.4）左胸前及心脏7（11.1）14（8.4）左腋窝及左胸2（3.2）11（6.6）导线情况[例（%）]0.0220.882无6（9.5）17（10.2）有57（90.5）150（89.8）植入情况[例（%）]0.7690.380首次54（85.7）150（89.8）更换9（14.3）17（10.2）左室射血分数[例（%）]0.1140.737正常40（63.5）110（65.9）降低23（36.5）57（34.1）心功能分级[例（%）]3.8380.280Ⅰ级6（9.5）6（3.6）Ⅱ级29（46.0）74（44.3）Ⅲ级27（42.9）82（49.1）Ⅳ级1（1.6）5（3.0）合并症指数[例（%）]1.5240.677低风险7（11.1）16（9.6）中风险27（42.9）62（37.1）高风险23（36.5）76（45.5）极高风险6（9.5）13（7.8）跌倒史[例（%）]6.6380.010无25（39.7）98（58.7）有38（60.3）69（41.3）病程[例（%）]2.8560.240＜1年24（38.1）74（44.3）1~10年27（42.9）75（44.9）＞10年12（19.0）18（10.8）疼痛[分，M（P25，P75）]1.00（1.00,2.00）3.00（2.00,4.00）5.234＜0.001焦虑[分，M（P25，P75）]7.00（2.00.10.00）9.00（7.00,13.00）4.041＜0.001锻炼社会支持[分，M（P25，P75）]31.00（25.00,36.00）20.00（17.00,24.00）8.434＜0.001运动自我效能[分，M（P25，P75）]3.22（2.00,4.78）1.78（0.78,3.11）4.860＜0.001

注 PM：起搏器；CRT：心脏再同步治疗；ICD：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皮下心律转复除颤器（无导线）；LPM：无导线起搏器；ICM：心电事件记录仪。

2.3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焦虑、疼痛、运动自我效能和锻炼社会支持得分

术后患者运动恐惧总分为（40.94±10.48）分，各维度得分见表2。焦虑、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8.92±4.72）、（2.33±1.48）、（2.47±1.90）、（24.59±7.48）分。锻炼社会支持中家人维度得分为（13.76±4.82）分，略高于朋友维度得分（10.83±4.69）分。

表2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焦虑、疼痛、运动自我效能和锻炼社会支持的得分情况

项目条目数（个）理论得分范围（分）得分（分，xˉ±s）条目均分（分，xˉ±s）运动恐惧总分1717~6840.94±10.482.41±0.62危险感知44~169.00±2.592.25±0.65运动恐惧44~1610.19±3.002.55±0.74运动回避55~2012.17±3.342.43±0.67功能紊乱44~169.59±2.752.40±0.69焦虑70~218.92±4.721.27±0.67疼痛10~102.33±1.482.33±1.48运动自我效能90~102.47±1.902.47±1.90锻炼社会支持1010~5024.59±7.482.46±0.75家人55~2513.76±4.822.75±0.96朋友55~2510.83±4.692.17±0.94

2.4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重要特征变量筛选

选用LASSO回归对数据进行降维、去共线性处理。将运动恐惧作为因变量，其余22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LASSO回归模型，筛选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影响因素，变量赋值见表3。随着惩罚系数的增加，模型中自变量数量逐渐减少，经十折交叉验证后确定λ.min（λ=0.024）和λ.1se（λ=0.073）2个参数，见图1。当参数取λ.1se时模型筛选变量4个；当取λ.min时，模型筛选变量为9个。本研究中选λ.1se取值下的4个系数非零变量进行后续研究，分别为焦虑、疼痛、锻炼社会支持、运动自我效能，见图1。λ.1se模型AUC值为0.884。

图1 LASSO回归分析

表3 变量赋值

项目赋值情况性别男=1，女=2体质量指数消瘦=1，正常=2，超重=3，肥胖=4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2，离异/丧偶=3植入设备类型PM=1，CRT=2，ICD=3，S-ICD=4，LPM=5，ICM=6植入部位1=左胸，2=心脏，3=心脏及左胸，4=左腋窝及左胸壁跌倒史无=0，有=1病程＜1年=1，1~10年=2，＞10年=3运动自我效能定量资料运动恐惧否=0，是=1年龄＜60岁=1， ≥60岁=2居住地农村=1，城市=2职业状态在职=1，离/退休=2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中专=2，大专及以上=3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医保=1，自费=2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元=1，3 000~5 000元=2，＞5 000元=3心脏导线无=0，有=1植入情况首次植入=1，更换=2左室射血分数正常=1，降低=2心功能分级Ⅰ级=1，Ⅱ级=2，Ⅲ级=3，Ⅳ级=4合并症指数低风险=1，中风险=2，高风险=3，极高风险=4疼痛定量资料焦虑定量资料锻炼社会支持定量资料

注 PM：起搏器；CRT：心脏再同步治疗；ICD：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皮下心律转复除颤器（无导线）；LPM：无导线起搏器；ICM：心电事件记录仪。

2.5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LASSO回归变量筛选结果显示，焦虑、疼痛、锻炼社会支持及运动自我效能是运动恐惧的稳定预测因子。在此基础上，经正态性检验发现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进一步探讨CIED术后患者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焦虑与运动恐惧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运动恐惧与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及焦虑存在相关性（均P＜0.01），其他各预测因子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

表4 运动恐惧与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r值）

项目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焦虑运动恐惧疼痛1.000运动自我效能-0.249aa1.000锻炼社会支持-0.190aa0.262aa1.000焦虑0.325aa-0.250aa-0.189a1.000运动恐惧0.346aa-0.321aa-0.557aa0.267aa1.000

注 aP＜0.05；aaP＜0.01。

2.6 CIED术后患者疼痛、锻炼社会支持、运动自我效能、焦虑与运动恐惧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不悦症状理论，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CIED术后患者疼痛、锻炼社会支持、运动自我效能、焦虑及其交互作用对运动恐惧的影响。为降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变量在分析前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结果显示（表5），第一层回归模型中，运动自我效能（β=-0.222，P=0.042）与锻炼社会支持（β=-0.276，P＜0.001）对运动恐惧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疼痛（β=0.439，P=0.008）、焦虑（β=0.113，P=0.022）呈现正向预测作用，该模型共解释运动恐惧59.5%的变异（R2=0.595）。第二层模型引入3个二项交互项后，模型解释力提升至60.8%（R2=0.608），但各二项交互项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第三层模型中疼痛、锻炼社会支持与运动自我效能的三项交互作用（β=0.043，P=0.030）达到显著水平，模型总解释力提升至62.5%（R2=0.625），且最终模型的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拟合良好（χ2=10.090，v=8，P=0.259），为最优拟合模型。上述结果显示，除主效应外，疼痛、锻炼社会支持与运动自我效能的三阶交互作用对运动恐惧存在显著协同作用。

表5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项目OR值OR值OR值βWaldχ2P值βWaldχ2P值βWaldχ2P值（95%CI）（95%CI）（95%CI）疼痛0.4396.9630.0081.5510.4666.4860.0111.5930.4134.8580.0281.510（1.120~2.150）（1.113~2.280）（1.047~2.178）运动自我效能-0.2224.1290.0420.801-0.2633.9980.0460.769-0.3446.7310.0090.709（0.647~0.992）（0.594~0.995）（0.547~0.919）锻炼社会支持-0.27640.941＜0.0010.759-0.24930.076＜0.0010.779-0.27031.844＜0.0010.763（0.698~0.826）（0.713~0.852）（0.695~0.838）焦虑0.1135.2840.0221.1190.0993.9340.0471.1040.1084.5100.0341.114（1.017~1.232）（1.001~1.216）（1.008~1.230）疼痛×运动自我效能0.0570.4170.5180.944-0.0900.9680.3251.036（0.793~1.124）（0.958~1.120）锻炼社会支持×运动自我-0.0331.6930.1930.967-0.0180.4380.5080.914效能（0.920~1.017）（0.765~1.093）疼痛×锻炼社会支持0.0260.4880.4851.0260.0350.7710.3801.036（0.954~1.104）（0.933~1.035）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锻0.0434.6820.0301.044炼社会支持（1.004~1.086）Nagelkerke R20.5950.6080.625

2.7 基于不悦症状理论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模型构建

基于不悦症状理论和先前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为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的主效应会对焦虑产生影响的同时，三者间的交互效应同样会对焦虑产生影响；假设2为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对运动恐惧有显著影响，三者间的交互效应对运动恐惧也有影响；同时，三者可以通过焦虑的中介路径对运动恐惧产生影响。使用R4.4.1 lavaan包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运动恐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拟合指标见表6，修正后模型见图2。结果显示，疼痛（β=0.285，P＜0.001）、运动自我效能（β=-0.181，P=0.008）对焦虑的作用路径显著；运动自我效能（β=-0.177，P=0.024）、锻炼社会支持（β=-0.593，P＜0.001）及疼痛×锻炼社会支持的二项交互（β=0.256，P=0.013）对运动恐惧作用路径显著；焦虑对于运动恐惧的作用路径显著（β=0.153，P=0.008）。

图2 运动恐惧结构方程模型

表6 运动恐惧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χ2/vGFICFITLINFIRMSEA参考标准＜3.000＞0.900＞0.900＞0.900＞0.900＜0.080修正后模型1.0890.9870.9960.9830.9600.020

注 χ2/v：为卡方自由度比；GFI：为拟合优度指数；CFI：为比较拟合指数；TLI：为塔克-刘易斯指数；NFI：规范拟合指数；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

3 讨论

3.1 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总体特征与设备类型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检出率为72.6%，量表得分为（40.94±10.48）分，高于运动恐惧症的判断标准。各维度中，“运动恐惧”和“运动回避”维度得分较高，体现了CIED术后患者恐惧体验与行为抑制的双重表现，其程度高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和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23-24]。分析原因，可能与CIED植入患者对器械依赖性强，担心因运动引发囊袋出血、电极导线移位等并发症有关，提示医护人员应该重视CIED术后患者运动恐惧问题，加强早期识别与风险评估，及时开展干预措施以降低运动恐惧[25]。进一步对设备类型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设备类型间的运动恐惧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运动恐惧可能是CIED术后患者的普遍心理反应，而非特定于某种设备。但本研究中携带起搏器患者样本量占主导，心电事件记录仪、皮下心律转复除颤器（无导线）等亚组样本量有限，可能削弱了统计效力，因此，未来需通过多中心合作扩大CIED类型的样本量，以进一步验证和深化本研究结论。

3.2 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及疼痛-锻炼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运动恐惧的直接效应

本研究发现，运动自我效能与锻炼社会支持对运动恐惧有直接保护作用，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26-27]。高自我效能患者通过经验积累、替代学习等途径增强运动信心与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轻运动恐惧[28]。同时，锻炼社会支持能有效弥补患者术后因体位限制、疼痛等所致的自理能力下降产生的无助感，来自亲友的情感与行为支持有助于营造安全外部环境，降低患者对运动风险的评估和不确定性[10]。值得关注的是，路径模型结果显示疼痛到运动恐惧的直接路径不显著，但疼痛与锻炼社会支持的交互项正向影响运动恐惧，显示锻炼社会支持的保护效应受患者疼痛水平调节：高疼痛状态下，患者的注意力聚焦于躯体不适，此时外界的锻炼支持可能被感知为“压力源”，从而加剧运动恐惧；在低疼痛状态下，锻炼社会支持的正向作用更为显现，提示在制订干预措施时需结合患者疼痛状态实施个性化支持。

3.3 焦虑在疼痛、运动自我效能间对运动恐惧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疼痛正向预测焦虑水平，进而通过焦虑影响运动恐惧，形成“疼痛→焦虑→运动恐惧”的链式路径。这提示疼痛虽然不直接引发恐惧，但会通过焦虑情绪间接促成运动恐惧。CIED术后患者的疼痛多源于手术切口、导线张力或囊袋不适等感受，容易引发焦虑，焦虑状态又会放大个体对运动过程中任何身体感觉的过度警觉，进而增加运动恐惧水平[29]。同时，运动自我效能负向预测焦虑，进而通过焦虑影响运动恐惧，形成“运动自我效能→焦虑→运动恐惧”的中介路径。本研究结果提示对自身运动能力信心较强的患者，在面对运动不确定性时产生的焦虑水平较低，能减少非理性的风险感知与恐惧情绪。因此，提升运动自我效能不仅可以直接增强运动信心与依从性，还能通过缓解焦虑情绪，间接阻断运动恐惧的形成路径[30]。综上所述，焦虑在疼痛、运动自我效能与运动恐惧间具有中介作用，这提示临床实践中需在提升自我效能、提供社会支持的同时，必须重视疼痛管理与焦虑缓解，并根据患者的实时疼痛水平调整支持策略，以有效阻断运动恐惧的形成路径。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运动恐惧在CIED术后患者中发生率较高，其形成受运动自我效能、锻炼社会支持、疼痛-锻炼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及焦虑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疼痛和运动自我效能又能通过焦虑的中介路径影响运动恐惧。综上所述，建议临床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并围绕提升自我效能、强化社会支持及管理疼痛与焦虑等核心靶点制订综合干预策略，以降低运动恐惧，促进心脏康复。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横断面设计虽能检验变量间关联，但难以确定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单中心便利抽样可能限制样本代表性，影响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开展纵向追踪或随机对照试验，以揭示运动恐惧的动态变化规律，并验证针对性干预措施的长远效果。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编写组.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概要[J]. 中国循环杂志，2025，40（6）：521-559.

[2] Wan E Y，Rogers A J，LAVELLE M，et al. Periprocedural management and multidisciplinary care pathways for patients with cardiac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s：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J]. Circulation，2024，150（8）：e183-e196.

[3] De Silva K，Nassar N，Badgery-Parker T，et al. Sex-based differences in selected cardiac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 use：a 10-year statewide patient cohort [J]. J Am Heart Assoc，2022，11（16）：e025428.

[4] Hussein A A，Wazni O M，Wilkoff B L. Cardiac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and infective endocarditis：a call to arms… [J]. J Am Coll Cardiol，2023，81（17）：1726-1728.

[5] 罗泽汝心，张秀，唐子淳，等. 主动脉疾病术后患者基于运动训练的心脏康复研究进展[J/OL].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1-6[2025-11-24].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492.R.20250915.1855.006.

[6] 李曼曼，刘蕾，王大遒，等. 基于VOSviewer的恐动症研究热点和趋势的可视化分析[J]. 智慧健康，2025，11（1）：70-75.

[7] Lee L L，Perng S J，Ho C C， et al. A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lf-efficacy for exercise scale for older adults [J]. Int J Nurs Stud，2009，46（2）：230-238.

[8] 费菲，盛梦婷，秦芳，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运动恐惧的评估与干预研究进展[J]. 中国护理管理，2024，24（8）：1266-1271.

[9] 常旭婷，朱雪娇，沈亮，等. 乳腺癌术后病人运动恐惧的研究进展[J]. 护理研究，2023，37（21）：3903-3907.

[10] 陈荣. 基于不悦症状理论的产后早期女性疲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扬州：扬州大学，2022.

[11] Lenz E R，Pugh L C，Milligan R A，et al. The middlerange theory of unpleasant symptoms：an update [J]. ANS Adv Nurs Sci，1997，19（3）：14-27.

[12] 奚丽婧，郭昭艳，杨雪珂，等. LASSO及其拓展方法在回归分析变量筛选中的应用[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23，57（1）：107-111.

[13] 王俊伟，王洪岩，马莎莎，等.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同情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J]. 护理学杂志，2025，40（6）：91-96.

[14] 邱皓正，林碧芳.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

[15] Monticelli A，Van Grootven B. Exploring established cutoff points for pain levels in the numeric rating scale：insights from a literature overview [J]. Pain Manag Nurs，2025，26（6）：689-695.

[16] Resnick B，Jenkins L S. Test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elf-efficacy for exercise scale [J]. Nurs Res，2000，49（3）：154-159.

[17] Sallis J F，Grossman R M，Pinski R B，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scales to measure social support for diet and exercise behaviors [J]. Prev Med. 1987；16（6）：825-836.

[18] 李业敏. 锻炼意向与行为的关系：计划，自我效能与社会支持的作用[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0.

[19] Hankonen N，Absetz P，Ghisletta P，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exercise adoption [J]. Psychol Health，2010，25（1）：55-69.

[20] Spitzer R L，Kroenke K，Williams J B，et al. A brief measure for assessing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the GAD-7 [J]. Arch Intern Med，2006，166（10）：1092-1097.

[21] Bäck M，Jansson B，Cider A，et al. Validation of a questionnaire to detect kinesiophobia（fear of movement）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J]. J Rehabil Med，2012，44（4）：363-369.

[22] 雷梦杰，刘婷婷，熊司琦，等. 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量表的汉化及信度效度检验[J]. 中国护理管理，2019，19（11）：1637-1642.

[23] Chen Y，Peng Y，Huang X，et al. Postoperative kinesiophobia in patients with 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Rev Cardiovasc Med，2024，25（8）：304.

[24] 王子安，刘欣，张茜，等.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恐动症水平变化轨迹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22，57（9）：1035-1041.

[25] 李闪闪，王新敏，董万里，等. 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潜在剖面分析[J]. 中国医药导报，2024，21（24）：180-185，192.

[26] 王茹，丁雯，马平，等.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治疗患者康复期运动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天津护理，2025，33（2）：183-188.

[27] 王颖，范佳薇，施小青，等.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运动恐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J]. 护理学杂志，2022，37（14）：27-31.

[28] 于甜栖，孙国珍，高敏，等. 运动自我效能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运动恐惧与运动康复依从性间的中介效应[J].现代预防医学，2022，49（22）：4163-4168.

[29] Ghezzi E S，Sharman RLS，Selvanayagam J B，et al. Burden of mood symptoms and disorders in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patient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39 954 patients [J]. Europace，2023，25（6）：euad130.

[30] Barisone M，Hayter M，Ghirotto L，et al. The experience of patients with an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studies [J]. Eur J Cardiovasc Nurs，2022，21（7）：677-686.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ways of kinesiophobia in patients after cardiovascular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 surgery

HE Wei ZHONG Xuelian LI Jialu GUO Hongxia▲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West China School of Nursing,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inesiophobia in patients after cardiovascular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 (CIED),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intervention plans to alleviate kinesiophobia in these patients after CIED surgery. Methods From October 2024 to March 2025,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enroll 23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IED implantation or replacem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ampa Scale for kinesiophobia Heart,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questionnaire, the exercise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he 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scale. LASSO regression,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construct a path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kinesiophobia. Results A total of 239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s survey. After removing nine invalid questionnaires, 23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with a valid recovery rate of 96.2%. The mean total score of the kinesiophobia scale was (40.94±10.48) points, and the prevalence of kinesiophobia was 72.6% (167/230).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exercise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kinesiophobia, while pain and anxiety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kinesiophobia. The three-way interaction among pain, 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urther confirmed that exercise selfefficacy, 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the pain-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two-way interaction, and anxiety directly influenced kinesiophobia, while pain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exerted indirect effects on kinesiophobia through the mediating pathway of anxiety.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kinesiophobia is relatively high among CIED recipient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high-risk populations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argeting the enhancement of self-efficacy, optim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management of pain and anxiety are recommended in clinical practice to reduce kinesiophobia and promote active cardiac rehabilitation.

[Key words] Cardiovascular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Postoperative patients；Kinesiophbia；Incidence rate；Influencing factors

[中图分类号] R47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7（a）-0073-08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11927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5-11-24）

（修回日期：2026-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