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mmune thrombocytopenia，ITP）是一种获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为外周血小板过度破坏（外周血血小板计数低于100×109/L），以及骨髓巨核细胞血小板生成功能障碍，皮肤黏膜等出血，严重时可导致内脏出血并危及生命[1]。流行病学调查显示，ITP总患病率占2.9%，且在不同年龄群体呈现明显差异，儿童大多表现为急性自限性，成人易慢性化的概率占67%，而老年人发病率与出血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升高[2-3]。ITP的发病机制涉及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异常激活，导致巨核细胞的成熟障碍和血小板破坏增加。巨噬细胞为ITP发病的核心效应细胞，通常分为经典活化的M1型促炎巨噬细胞和旁路激活的M2型抗炎巨噬细胞。M1/M2型巨噬细胞的极化状态能影响免疫细胞亚群的分化，进而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4-5]。在ITP患者中，脾脏、肝脏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中的巨噬细胞，通过表面Fcγ受体与补体受体识别致敏血小板介导血小板过度吞噬，导致血小板在脾脏网状内皮系统内被清除。此外，ITP患者还存在巨噬细胞极化失衡，M1型极化细胞的增多导致促炎性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 1β释放增加，伴随Th1/Th2升高，加剧免疫反应，从而促进疾病进展[6]。本文探讨巨噬细胞极化在ITP治疗中的作用，并总结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进展。

1 巨噬细胞的生物学特征与ITP相关功能

巨噬细胞作为先天免疫系统的核心效应细胞，在骨髓、肝脏、脾脏等器官中形成特异性巨噬细胞群，其功能异常是ITP患者免疫紊乱及血小板过度破坏的关键环节。

巨噬细胞具有强大的吞噬清除作用，其介导的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是ITP患者血小板破坏的核心。作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巨噬细胞可通过模式识别受体、凋亡细胞受体及调理性受体三类特异性受体介导吞噬作用，其中调理性受体如Fc受体可通过抗体介导与表达相应抗原的靶细胞结合，识别致敏血小板，发挥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7-8]；临床研究显示，ITP患者体内的抗血小板自身免疫球蛋白G抗体和循环血小板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后，可被巨噬细胞表面高表达的Fcγ受体特异性识别并吞噬，ITP患者中巨噬细胞表面FcγRⅡa/Ⅱb mRNA表达的比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这两类受体的比例失调直接致巨噬细胞吞噬活性提高，加剧血小板破坏[9-10]。

同时，巨噬细胞作为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关键桥梁，其抗原提呈功能异常可进一步放大ITP的自身免疫损伤。巨噬细胞可通过Ⅱ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将抗原递呈给CD4+T淋巴细胞，并可能通过交叉呈递途径向CD8+T淋巴细胞递呈抗原，激活适应性免疫应答抗体[11]。即使无外源抗原刺激，仍可自主诱导糖蛋白Ⅱb/Ⅲa反应性T细胞增殖，触发自身免疫反应[12]。

此外，巨噬细胞还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调控免疫微环境，一方面分泌促炎性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促进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分泌抗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0、转化生长因子-β抑制过度免疫应答，同时可调节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的增殖与活化，维持免疫平衡。

2 巨噬细胞极化机制

巨噬细胞的表型具有极高可塑性，可根据免疫微环境刺激极化为两类主要功能表型：M1型（经典激活）和M2型（替代激活），两者可根据环境相互转化，灵活应对复杂病理环境，但失衡可能导致疾病恶化。如M1持续激活引发过度炎症损伤，M2过度极化则可能促进肿瘤进展。调节M1/M2型极化平衡是控制自身免疫疾病炎症进展的关键靶点[13]。M1型巨噬细胞可由Th1细胞因子如脂多糖、γ干扰素、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刺激和激活，随后表达（CD86、CD40和CD38标志物），并分泌炎症因子，促进Th1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M2型巨噬细胞可被前列腺素E2、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3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激活，能分泌抗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0和转化生长因-β，还能产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抑制T淋巴细胞的增殖和活化，调节Th2型免疫应答，促进组织修复和血管生成。巨噬细胞的功能表型可受到其极化状态的较大影响[14]。

巨噬细胞极化受多条核心信号通路的调控，JAK/STAT信号通路与巨噬细胞的功能和极化密切相关，能驱动巨噬细胞向促炎M1型或抗炎M2型极化[15]。当巨噬细胞受脂多糖、γ干扰素等刺激时，激活JAK1/JAK2-STAT1轴以驱动M1型极化促进炎症免疫反应；相反，巨噬细胞在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3、白细胞介素-10等刺激下，激活JAK1/TYK2-STAT3/STAT6轴，驱动巨噬细胞向M2抗炎型极化[16]。TLR4/NF-κB信号通路可被脂多糖、肿瘤坏死因子-α等激活，通过胞内髓样分化因子88招募及IκB激酶（IκB Kinase，复合物活化，推动NF-κB入核上调M1型相关基因转录。MAPK信号通路（含p38、JNK、ERK亚支）参与巨噬细胞向不同功能表型的极化过程，尤其在促炎M1型巨噬细胞的分化中，抑制巨噬细胞中MAPK磷酸化可减缓促炎M1型巨噬细胞的浸润，脂多糖、γ干扰素等通过TLR4或γ干扰素受体刺激ERK/JNK和ERK/MAPK活化，从而促进巨噬细胞向促炎M1型转化[17-19]。

3 巨噬细胞极化与ITP的关系

临床研究显示，源于ITP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巨噬细胞呈现M1标志物的高表达，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及白介素-1β等促炎性细胞因子[20]。这种M1型极化优势，可加重局部和全身性炎症反应，提高T淋巴细胞的免疫应答，从分子机制方面来看，ITP疾病中的M1型极化的调控涉及多个关键信号通路[6]。在ITP患者中，M1型巨噬细胞内巨噬细胞特异性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4（macrophage-specific serine/threonine kinase 4，MST4）的表达显著增强。MST4通过促进STAT1的磷酸化增强巨噬细胞的M1型极化。基因敲除MST4可有效减弱STAT1磷酸化水平，抑制M1型极化过程，并下调相关促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的表达。此外，MST4的表达变化能影响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状态，进而调控M1型极化过程[21]。研究显示，相较于健康群体，ITP患者血浆中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升高及其mRNA表达上调，与疾病的恶性程度呈正相关；体外实验中，应用中和抗体阻断肿瘤坏死因子-α，可通过NF-κB信号通路有效抑制M1型巨噬细胞的极化、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及T淋巴细胞刺激能力，减少促炎性单核/巨噬细胞亚群的数量并抑制其功能，并最终减轻抗体介导的血小板破坏[22]。研究显示，高迁移率组蛋白1可借助TLR4激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下游的髓样分化因子88依赖性信号通路，加剧M1型巨噬细胞的极化程度[23]。此外，在ITP中，MAPK信号通路（尤其p38/JNK）的过度激活可上调巨噬细胞表面FcγRⅡa/Ⅲ的表达，促进血小板吞噬。白细胞介素-37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内p38/JNK磷酸化，阻断NF-κB核转位，下调M1型巨噬细胞极化标志物如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表达及减少FcγRⅡa/Ⅲ的转录激活，可恢复抑制性FcγR的平衡，最终减少巨噬细胞抗体介导的血小板吞噬作用[24]。

4 中西医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治疗ITP

4.1 西医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治疗ITP

4.1.1 临床治疗药物（已获批用于ITP，明确调控极化） 作为ITP一线首选短期治疗药物，大剂量地塞米松因其卓越的疗效和相对较低的不良反应而备受关注，临床报道其有效率为60%~80%[25]。这种糖皮质激素不仅能在短期内迅速提升血小板计数，还能通过复杂的免疫调节机制维持长期疗效。大剂量地塞米松一方面能直接通过抑制MST4激酶的表达，进而阻碍STAT1的磷酸化过程，抑制M1型巨噬细胞的极化并减少促炎与吞噬功能，同时促使巨噬细胞向具有抗炎特性的M2表型转变，重建M1/M2平衡，从根本上减轻炎症状态[21，26]；另一方面，大剂量地塞米松通过调节Th1/Th2平衡，如上调趋化因子受体3和趋化因子配体11的表达，纠正Th22/Th1极化引起白细胞介素-22、白细胞介素-16分泌失衡，从而缓解免疫系统的异常活化，还可通过糖皮质激素受体与Ets家族转录因子1的相互作用，或通过调控线粒体DNA的转录和氧化磷酸化水平，修复髓系抑制性细胞的功能障碍，促进白细胞介素-10、转化生长因子-β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免疫调节因子的释放[27-28]。

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通过模拟内源性血小板生成素，特异性激活巨核细胞表面的原癌基因c-Mpl受体，进而激活一系列下游信号通路，包括JAK/STAT3/STAT5、PI3K/Akt、MAPK信号通路，其目的在于绕过免疫介导的血小板破坏，从而直接刺激骨髓巨核细胞的增殖、分化和成熟，最终推动血小板的生成与释放，有效提升外周血中血小板计数[29]。艾曲泊帕是一种口服可获得的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其治疗除能直接刺激巨核细胞增殖分化、提升血小板生成外，还能显著减少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和γ干扰素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提高抗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0的产生，从而介导巨噬细胞从M1促炎表型向M2抗炎表型的极化，改善ITP中受损的炎症特征和免疫反应[30]。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是ITP临床一线用药，尤其适用于重症、难治性患者及需快速升血小板的场景，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是其治疗ITP的关键机制之一。与大剂量地塞米松、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采用的“抑制M1型、促进M2型”极化调控模式不同，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以浓度依赖性方式对M1、M2型巨噬细胞极化均产生抑制作用，可下调M1型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及促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削弱其血小板吞噬功能，同时抑制M2型巨噬细胞极化，实现巨噬细胞介导炎症反应的全局抑制。此外，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还可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因子分泌、诱导调节性T细胞扩增，诱导巨噬细胞表达抑制性FcγRⅡb，进一步抑制抗体介导的血小板吞噬与破坏过程。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的治疗效果存在明显个体差异，且作用持续时间较短，难以实现患者长期缓解，临床中多作为短期强化治疗手段，或与其他一线药物联合使用以增强协同疗效[31]。

4.1.2 潜在治疗药物（未获批ITP适应证，实验证实调控极化） 4-辛基衣康酸是天然衣康酸的人工合成衍生物，是靶向巨噬细胞极化治疗ITP的潜在候选药物。该药物一方面可靶向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抑制M1型巨噬细胞有氧糖酵解，直接阻断其极化；另一方面能降低琥珀酸脱氢酶活性，减少琥珀酸的蓄积，从而阻断TLR4/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抑制CD80、CD86两种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同时减少促炎性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的分泌，最终减轻其促炎损伤作用。此外，除直接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外，4-辛基衣康酸还能修复ITP患者体内M1型巨噬细胞的异常功能。经4-辛基衣康酸处理后，ITP患者M1型巨噬细胞对抗体包被血小板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可有效减少血小板的过度破坏；同时其能调控巨噬细胞与T淋巴细胞的相互作用，不仅可抑制CD4+T淋巴细胞增殖，还能促进调节性T细胞扩增，进而增强机体免疫耐受，改善ITP患者的免疫紊乱状况。但4-辛基衣康酸调控ITP巨噬细胞极化的相关研究仅完成体外细胞实验及体内动物实验，尚未启动人类ITP临床试验。其临床疗效、量效关系、给药途径及安全性需大样本量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32]。此外，低剂量地西他滨可通过表观遗传调控巨噬细胞极化，为难治性ITP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其通过去甲基化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启动子，以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依赖性方式促进M2型巨噬细胞极化，可恢复M1/M2平衡，可能作为治疗ITP的潜在药物[33]。

此外，结合前文提及的巨噬细胞极化核心通路JAK-STAT、NF-κB等，部分靶向这些通路的西药如芦可替尼、托珠单抗、硼替佐米等虽未明确以“调控极化治疗ITP”为适应证，但可通过通路调控纠正极化失衡，也能为ITP治疗提供补充维度，进一步完善巨噬细胞极化调控在ITP治疗中的应用体系。

4.2 中医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治疗ITP

近年来，中医药调控巨噬细胞极化防治ITP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中医无“ITP”明确病名，但根据其皮肤瘀斑、肌衄、乏力、贫血等症状，可归于“紫癜病”“肌衄”“虚劳”这类中医病症范畴。其核心病机以阴阳失衡为总纲，贯穿全程；ITP患者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养（如劳累、饮食不节）致脾肾亏虚，气血生化无源，属“阴（物质基础）不足”；外感邪毒、情志失调致郁而化火，灼伤血络，属“阳（功能亢奋）偏盛”。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失衡则免疫紊乱，而巨噬细胞M1型（促炎、属“阳”）与M2型（抗炎、属“阴”）的极化失衡，正是中医阴阳失和在细胞层面的具体体现。巨噬细胞M1/M2表型平衡紊乱与ITP患者血小板过度破坏和造血功能受损密切相关。中医药通过“损其有余（清泻偏盛之阳）、补其不足（滋养亏虚之阴）”，靶向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平衡，实现“形神同调”。深入解析中药活性成分及中药复方靶向调控巨噬细胞极化的分子机制与作用通路，有助于为ITP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与实践参考。

加味归脾合剂是临床治疗ITP的经验良方，以经典原方归脾汤为基础，针对ITP“脾肾亏虚、气血不足”的核心病机——脾虚则气血生化无源，阴血亏虚（M2型巨噬细胞“阴”性不足），阳热相对偏亢（M1型巨噬细胞“阳”性过盛），根据中医“阳化气、阴成形”理论，通过黄芪、党参、白术健脾益气，当归、龙眼肉养血活血，改善“气血亏虚”导致的血小板生成不足，同时新增仙鹤草、茜草等止血药，快速控制出血症状，佐以酸枣仁、远志宁心安神，强化“益气养血+收敛止血”功效，实现“标本兼顾”的治疗目标。加味归脾合剂干预通过抑制JAK2/STAT3信号通路，下调脾脏组织中磷酸化JAK2与磷酸化STAT3的蛋白表达，进而逆转Th17/调节性T细胞亚群失衡。此外，STAT3信号受抑后可减少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生成，同时升高白细胞介素-10、转化生长因子-β等抗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推动巨噬细胞向抗炎修复方向极化，进一步强化其对ITP的治疗效应；加味归脾合剂呈明显剂量依赖性，高剂量组对巨噬细胞极化的调控及炎症的抑制效果优于低、中剂量组，体现中药“量效关系”的特点[34]。

健脾滋肾泻火方通过针对ITP“脾肾亏虚、火伤血络”的核心病机——脾肾亏虚为“本”（阴不足），火毒灼伤血络为“标”（阳过盛），以“健脾滋肾、泻火宁络”为核心治法。一方面，方中黄芪、白术等通过健脾益气功效增强机体免疫稳态，下调异常炎症表达，女贞子、菟丝子等滋阴补肾药能调节免疫细胞功能状态（填精益髓以养阴），从上游切断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诱因，符合“健脾滋肾”的治本之道；另一方面，牡丹皮、茜草等泻火凉血药含有的丹皮酚、茜草素等活性成分（清泻阳亢之火），可直接作用于NF-κB信号通路关键环节，既抑制NF-κB p65基因的转录及蛋白表达，又降低其磷酸化水平，阻止NF-κB转录因子入核启动促炎基因表达，符合“泻火宁络”的治标之法，最终通过下调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水平，间接抑制下游M1型巨噬细胞极化，减少促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分泌，同时促进M2型巨噬细胞极化、增加抗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0释放，实现标本兼顾的治疗效果。临床研究显示，与强的松相比，健脾滋肾泻火方不仅能有效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平衡，而且在炎症因子谱的调控上更全面，凸显中医药多通路、多靶点调和阴阳的治疗优势[35]。

对糖皮质激素耐药或复发的ITP患者，多因长期激素干预致“阴阳俱损”——激素属“纯阳之品”，长期使用耗伤阴液、损伤脾肾。加味黄芪建中汤组方源于《金匮要略》黄芪建中汤，具有补脾益肾、补髓生血的功效，全方以黄芪建中汤为基础，加减后强化脾肾同补功效。其针对ITP“脾肾亏虚”病机，方中通过黄芪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契合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的理论；菟丝子和枸杞子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仙鹤草收敛止血，辅助改善出血症状，契合“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的治则，通过脾肾功能恢复，推动阴阳消长平衡，重建免疫稳态。研究显示，加味黄芪建中汤通过上调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3转录活性，抑制JAK2/STAT3信号通路的磷酸化表达，从而促进巨噬细胞向M2抗炎表型极化，治疗后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3蛋白表达上调，JAK2、STAT3磷酸化水平下调，且加味黄芪建中汤联合艾曲泊帕治疗相较于单纯艾曲泊帕治疗而言，不仅能有效促进M2型巨噬细胞极化、抑制M1型极化，还能显著平衡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0等细胞因子谱，对免疫紊乱的纠正更彻底，其机制正是中医“整体调节、阴阳同调”思想的体现[36]。

5 小结与展望

ITP作为常见的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巨噬细胞极化失衡是ITP发病的核心病理环节，其通过JAK/STAT、TLR4/NF-κB、MAPK等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促进M1型巨噬细胞极化，导致血小板被过度吞噬，并引发免疫炎症反应，成为ITP免疫紊乱的关键所在[37]。中西医以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平衡为核心治疗靶点，两者各具优势、互为补充。西药以“快速提升血小板计数、预防急性严重出血”为核心目标，在急症处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如大剂量地塞米松通过抑制MST4/STAT1信号通路逆转M1型巨噬细胞极化，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通过调节细胞因子改善巨核细胞增殖分化，快速缓解出血症状。但西药存在疗效无法根治、复发率高、个体差异大、安全性短期、不良反应常见如代谢紊乱、长期并发症风险累积及激素耐药等局限；中医药则凭借多成分、多靶点、整体调节的独特优势，为ITP治疗提供差异化思路，如加味归脾合剂、健脾滋肾泻火方等复方分别靶向JAK2/STAT3、NF-κB等信号通路，标本兼顾系统修复免疫微环境，又凭借天然成分的低毒特性更适合患者长期干预。然而，中医药机制研究的复杂性、临床证据等级低及技术方法与转化应用的滞后等，使中医药在ITP防治领域的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未来需要借助单细胞测序、网络药理学等技术，打破中西医壁垒，深入分析中药复方的调控机制及推动西药的剂型优化与靶点创新，开展更规范的临床研究，进一步创新融合优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形成“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完整治疗体系，以帮助ITP治疗突破现有困境。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Panch S R，Raman G，Bussel J B. Refractory ITP：revisiting definitions，diagnostics，and management paradigms [J].Hematology，2025，2025（1）：312-323.

[2] Weycker D，Hanau A，Hatfield M，et al.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n US clinical practice：incidence and healthcare burden in first 12 months following diagnosis [J].J Med Econ，2020，23（2）：184-192.

[3] Lawrie D A，Mannering N，Hansen D L，et al. Time trends in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immune thrombocytopenia：a nationwide cohort analysis [J]. Br J Haematol，2023，202（3）：690-692.

[4] Yi J M，Na S W，Jeong M K. Bojungikki-tang enhances M1-like macrophage activation and promotes antitumor responses through IFN-γ co-stimulation [J]. J Ethnopharmacol，2026，358：121059.

[5] Wang Y，Mao J，Wang Y，et al. Macrophage-induced immunomodulation in oral tissue repair and regeneration：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 J Adv Res，2025，2025：S2090-1232（25）00954-3.

[6] 胡美薇，杨阳，陈春梅，等. 巨噬细胞极化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治疗中的作用研究进展[J]. 现代实用医学，2024，36（10）：1389-1392.

[7] Marie L，Laura M，Ivannah P，et al. The inflammatory effects of a repeated exposure of human macrophages to PM2.5 from house dust-SRM 2585 are partially reversible and disrupt the LPS/CD14 signaling pathways [J]. Cell Immunol，2025，418：105048.

[8] Holtrop T，Brandsma A M，Feitsma L J，et al. Preclinical assessment of two FcγRI-specific antibodies that competitively inhibit immune complex-FcγRI binding to suppress autoimmune responses [J]. Nat Commun，2025，16（1）：10068.

[9] Xiong Y，Li Y，Cui X，et al. ADAP restraint of STAT1 signaling regulates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Cell Mol Immunol，2022，19（8）：898-912.

[10] Norris P A A，Segel G B，Burack W R，et al. FcγRⅠ and FcγRⅢ on splenic macrophages mediate phagocytosis of anti-glycoprotein Ⅱb/Ⅲa autoantibody-opsonized platelets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Haematologica，2021，106（1）：250-254.

[11] 唐莉莉. Tim-3调节巨噬细胞MHC-Ⅱ表达的分子机制及其意义研究[D]. 北京：军事科学院，2021.

[12] Owen A M，Luan L，Burelbach K R，et al. MyD88-dependent signaling drives toll-like receptor-induced trained immunity in macrophages [J]. Front Immunol，2022，13：1044662.

[13] Luo M，Zhao F，Cheng H，et al. Macrophage polarization：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ammatory diseases [J]. Front Immunol，2024，15：1352946.

[14] 贾瑞，惠毅，闫曙光，等. 巨噬细胞M1/M2型极化与免疫炎症性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J]. 中国免疫学杂志，2021，37（22）：2791-2797.

[15] Xia T，Zhang M，Lei W，et al. Advances in the role of STAT3 i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J]. Front Immunol，2023，14：1160719.

[16] 赵九洲，姜晓旭，李宏伟，等. JAK-STAT信号通路与巨噬细胞炎症调控的研究进展[J]. 癌变·畸变·突变，2020，32（5）：402-404，408.

[17] Deng G，Zheng B，Dou M，et al. Scutellarin alleviates re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by inhibiting the MAPK pathway and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J].FASEB J，2024，38（13）：e23769.

[18] Zhou Y，Takano T，Li X，et al. β-elemene regulates M1-M2 macrophage balance through the ERK/JNK/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 [J]. Commun Biol，2022，5（1）：519.

[19] Wang L，Zhang W，Cen R，et al. ALA-PDT regulates macrophage M1 polarization via ERK/MAPK-NLRP3 pathway to promote the early inflammatory response [J]. Lasers Surg Med，2022，54（10）：1309-1320.

[20] 魏秀容，杨子江，张秀娟. 巨噬细胞极化及其在临床疾病治疗中的潜在应用价值[J]. 生理科学进展，2024，55（4）：296-303.

[21] Cao J，Ji L，Zhan Y，et al. MST4 kinase regulates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by phosphorylating STAT1-mediated M1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J]. Cell Mol Immunol，2023，20（12）：1413-1427.

[22] Zhao Y，Xu P，Guo L，et al.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blockade corrects monocyte/macrophage imbalance in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Thromb Haemost，2021，121（6）：767-781.

[23] Liang Z，Zhang G，GAN G，et al. Activation of the HMGB1-TLR4 pathway impacts the functionality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disrupts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Br J Haematol，2024，205（4）：1516-1531.

[24] Zhao Y，Ni X，Xu P，et al. Interleukin-37 reduces inflammation and impairs phagocytosis of platelets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TP） [J]. Cytokine，2020，125：154853.

[25] Frederiksen H，Ghanima W. Response of first line treatment with corticosteroids in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of adults with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Eur J Intern Med，2017，37：e23-e25.

[26] Feng Q，Xu M，Yu Y Y，et al. High-dose dexamethasone or all-trans-retinoic acid restores the balance of macrophages towards M2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J Thromb Haemost，2017，15（9）：1845-1858.

[27] Hou Y，Feng Q，Xu M，et al. High-dose dexamethasone corrects impaired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 function via Ets1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Blood，2016，127（12）：1587-1597.

[28] Hou Y，Xie J，Wang S，et al.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modulates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 function via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Cell Mol Immunol，2022，19（7）：764-776.

[29] Xu M，Xie Q，Luo L，et al. Integrin αvβ8-mediated TGF-β1 activation regulates sustained response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after TPO-RA withdrawal [J]. Blood，2025，147（7）：783-799.

[30] Di Paola A，Palumbo G，Merli P，et al. Effects of eltrombopag on in vitro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n pediatric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J]. Int J Mol Sci，2021，22（1）：97.

[31] Saha C，Kothapalli P，Patil V，et al.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suppresses the polarization of both classically and alternatively activated macrophages [J]. Hum Vaccin Immunother，2019，16（2）：233-239.

[32] Liu Q，Liu A，Leng S，et al. Itaconate derivative 4-OI inhibits M1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restores its impaired function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through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J]. Chin Med J（Engl），2025，138（16）：2006-2015.

[33] Shao X，Xu P，Ji L，et al. Low-dose decitabine promotes M2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via enhancing KLF4 binding to PPARγ promoter [J]. Clin Transl Med，2023，13（7）：e1344.

[34] 田华捷，杨辉，胡晓莹，等. 加味归脾合剂通过JAK2/STAT3信号通路对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小鼠免疫平衡的影响[J/OL]. 中华中医药学刊，1-11[2025-10-30].https：//doi.org/10.13193/j.issn.1673-7717.2026.05.015.

[35] 李晓靖，周永明，李捷凯，等. 健脾滋肾泻火方对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3）：1215-1220.

[36] 胡美薇，杨阳，陈春梅，等. 基于巨噬细胞极化研究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糖皮质激素耐药或复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作用机制[J]. 中药药理与临床，2025，41（1）：110-116.

[37] 宋传龙. 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巨噬细胞亚群失衡干预措施及其机制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24.

Research progress on action mechanism exploration of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based o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KANG Huiying1 WANG Aidi2 LIU Yang1 YANG Wuxia3 WANG Zhen1 YAN Yuting1 LIU Baoshan2

1.Schoo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 China; 2.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0, China; 3.Schoo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Tianjin 300203, China

[Abstract]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TP) is a common clinically acquired autoimmune hemorrhagic disease that can be life-threatening due to visceral bleeding in severe cases, therefore making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ITP crucial.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mbalance is a key pathological factor in pathogenesis of ITP, M1-type polarization mediates excessive phagocytosis of sensitized platelets via Fcγ receptor and secretes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which is regulated by signaling pathways including JAK/STAT, TLR4/NF-κB, directly triggering immune disorders and platelet destru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ake regulating this polarization balance as core target,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western medicine agents such as high-dose dexamethasone and thrombopoietin receptor agonists can rapidly reverse M1-type polarization, increase platelet counts, but have a relatively high recurrence 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relying on multi-component and multi-target characteristics,regulates polarization balance, is suitable for long-term intervention due to its low toxicity, yet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omplex mechanism research and low-level clinical evide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core role of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n ITP and targeted regulatory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iming to provide new therapeutic ideas.

[Key words]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Immune inflammation; Signaling pathway

[中图分类号] R5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7（a）-0170-06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216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2374354）。

[作者简介] 康慧迎（1996-），女，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2023级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血液肿瘤。

[通讯作者] 刘宝山（1968-），男，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血液肿瘤。

（收稿日期：2025-12-21）

（修回日期：2026-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