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2022年数据，乳腺癌新增病例高达230万[1]。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乳腺癌发病人数约35.72万例，高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谱第2位，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2-3]。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中国乳腺癌患者5年相对生存率已达82%以上，幸存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4]。重返工作岗位作为其恢复社会角色、实现社会价值的关键环节，已成为癌症康复的核心议题[5]。

然而，重返工作岗位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决策，而是受到多层次因素动态影响的复杂适应过程[6]。这一复杂性反映在各国重返率的显著差异上，在医疗保障与社会支持体系较完善的发达国家，乳腺癌幸存者的返岗率可达80%～90%[7-8]；在中国，受社会文化、经济水平及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影响，返岗率为29.3%～63.7%[9-10]。传统研究多聚焦于个体生理或心理因素，难以全面揭示其复杂性[11]。社会生态学理论核心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发展如何受到周围多种环境系统的复杂影响，强调个体的行为和结局与多层环境系统的交互作用，为整合各层次重返工作影响因素提供适恰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在社会生态学理论视角下全面梳理国内外关于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关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制度环境下的差异，为制订个性化、系统化的返岗干预策略与支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社会生态学理论概述

社会生态学理论强调个体行为是多层次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12]。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Charles H.Zastrow生态系统观[13]。将环境系统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被广泛应用于健康行为研究[14]。在微观系统层面，取决于幸存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治疗不良反应、体力、精力）及其直接的工作环境（如岗位要求、雇主态度）。在中观系统层面，家庭支持与工作需求的协调、医疗康复服务与工作单位间的配合，这些不同小系统间的联动至关重要。在最广阔的宏观系统层面，社会的抗癌文化、保障残疾人和重症患者就业的法律政策及企业的包容性文化，共同构成影响幸存者能否顺利回归并留任的宏观背景。社会生态学理论强调各层面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为全面理解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过程中面临的个人资源限制、人际网络压力及宏观制度约束提供整合性视角。

图1 社会生态学理论

2 影响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社会生态因素及分析

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挑战，受到社会生态系统多层面因素的交互影响。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对影响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的具体因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

2.1 微观层面：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是影响重返工作岗位决策与结果的直接内因，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身心健康状况、心理认知及社会经济与职业属性。

2.1.1 人口统计学因素

年龄是身体功能的重要体现，乳腺癌幸存者确诊时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对重返工作岗位的态度存在差异。研究普遍表明，高龄是阻碍重返工作岗位的潜在风险因素，而年轻患者重返工作的意愿通常更强[15]。年长幸存者可能因临近退休、身体功能变化或经济需求降低，其重返工作岗位意愿常较弱。受教育程度与重返工作岗位呈正相关。高学历者常拥有更多信息资源、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及更多从事脑力或弹性工作的机会，因此重返职场更具优势[16]。医护人员可针对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为幸存者制订差异化支持方案，尤其需关注低学历群体，提供更具基础性与可及性的就业指导。

2.1.2 身体健康状况

身体恢复良好、精力充足是重返工作的关键促进因素，治疗后的身体状况是决定重返工作岗位可行性的生理基础。癌因性疲乏、上肢淋巴水肿、疼痛及治疗带来的长期不良反应（如认知功能下降）是阻碍重返工作岗位的主要障碍[17]。此外，对癌症复发的持续恐惧不仅本身构成心理负担，也可能通过加剧疲劳等症状间接影响工作能力[18]。因此，在治疗期间及康复期，积极管理身体症状、减轻治疗不良反应，通过提升健康素养增强个体适应能力，是支持乳腺癌幸存者顺利返岗的关键措施。

2.1.3 心理认知因素

2.1.3.1 心理创伤与焦虑 心理认知因素显著影响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进程。面对癌症时，幸存者常伴随焦虑、无助、复发恐惧等消极心理反应，这些不仅加剧身心症状（如疲劳），也直接削弱其工作能力与复工信心[19]。因此，在干预措施中整合心理支持，对减轻焦虑、增强应对能力以改善复工结局至关重要。

2.1.3.2 价值观重构 研究显示，重返工作的患者更倾向于将工作视为提升幸福感和维持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而非仅出于职业义务，反映在癌症经历后对生活与工作意义的重新评估[20]。此外，未重返工作的患者更多从事体力强度大、自主权低的工作，提示工作内容与个人价值认同的匹配度可能影响复工意愿[21]。表明幸存者可能在疾病后经历价值观重构，更倾向于选择符合其新生活理念的工作，从而影响复工决策与适应。

2.1.4 社会经济与职业特征

2.1.4.1 经济因素 经济状况对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决策与过程构成复杂的双向影响。一方面，迫切的经济需求是核心驱动力，“财务毒性”可能迫使患者为缓解压力而提前返岗，形成疾病-收入中断-被迫返岗的恶性循环[22]；另一方面，经济宽裕为患者提供延迟返工的缓冲空间。王玲等[23]研究显示，较高的家庭月收入与较低的重返工作准备度显著相关，提示经济安全感使患者更专注于康复而非急于工作。此外，经济压力并非完全由就业中断本身造成，而更多与患者既存的经济脆弱性密切相关[24]。因此，临床实践中应早期评估患者经济状况，为经济脆弱者链接援助资源并提供个性化的返岗时机指导，以平衡其经济需求与健康安全。

2.1.4.2 职业技能与工作自主权 职业特征显著影响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进程与质量。幸存者返岗后常面临因健康问题导致工作效能下降的困境[25]。工作类型是关键影响因素，零售、行政等弹性岗位因易于调整，比日程固定的岗位更能支持持续就业[26]。相关研究表明提升工作灵活性能缓解身心压力、帮助患者平稳过渡，从而提升其就业准备度[27]。未来需多维协同，通过社会提供灵活工作支持、医护推广整合型康复，共同营造支持性返岗环境。

2.1.5 文化背景下的认知与行为差异

乳腺癌幸存者对疾病、工作与自我价值的认知深受其民族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国内外重返工作行为差异的深层微观基础。在重视集体与家庭价值的文化环境中，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决策，常与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维护家庭稳定紧密相连，家庭的实际需求在其考虑中占据重要地位[19]。相反，在更注重个人发展与自我价值的社会文化里，重返工作的动机则更多地来源于重塑个人社会身份、追寻生命意义等内在驱动力[20]。此外，不同文化对疾病与身体形象的观念不尽相同。在部分亚洲文化中，对癌症的污名化认知和对外表改变的强烈羞耻感可能更突出，加剧患者的心理困扰和社交回避意愿，进而从动机层面削弱返岗意愿[28]。因此，微观层面的干预应考虑文化适配性。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有效的干预需将个人康复目标转化为内在动力，并通过系统的心理引导，协助患者应对病耻感，最终重建稳固的自我价值感。

2.2 中观层面：家庭相关因素

家庭的态度、资源和需求直接影响重返工作的决策和过程，并非一个单一的支持单元，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过程与家庭内部的结构、资源、压力和角色分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既可能是强大推力又可能是主要阻力的力量。

2.2.1 家庭弹性

家庭弹性作为关键保护因素，是指家庭整体应对逆境、实现功能性恢复的能力[29]。家庭弹性不仅可直接提升幸存者的工作投入，还能通过缓解癌因性疲乏间接促进复工适应。研究显示，高弹性家庭通过建立积极信念、灵活调整分工与有效沟通，不仅能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情感和照护支持，还能减轻患者身心负担，从而增强其工作适应能力[30]。

2.2.2 家庭成员的调节作用

家庭支持是影响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的最直接因素，且这种影响具有文化特异性。研究显示，子女的数量与年龄、伴侣的支持程度是其中的关键维度[31]。子女性别在家庭弹性与重返工作岗位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宋逍等[30]研究显示，在生育儿子的家庭中，家庭弹性对工作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同时，家庭核心成员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子女照料等实际支持，以及亲戚的情感肯定，共同协助幸存者平衡家庭与职业责任，增强其整体韧性，促进社会再适应与顺利返岗[32]。

2.3 宏观层面：社会环境及政策因素

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是影响乳腺癌幸存者能否顺利重返职场的生态系统基础，其差异直接导致国家间返岗率的显著差距。这一体系是由多层次支持网络、文化观念、职场实践与政策法律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复杂网络。

2.3.1 社会文化与公众认知

社会文化和公众认知是影响重返工作意愿与进程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国家间返岗率差异的重要原因。疾病污名化与身体意象困扰构成主要障碍。在某些文化背景下，疾病尤其是癌症，仍与负面标签紧密相连。一项来自印度的研究显示，超过2/3的幸存者将社会耻辱感视为返岗的主要障碍[28]。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疾病的忌讳，可能加剧患者对身体形象改变的焦虑与羞耻感，从而使其回避公共职场。相比之下，更具包容性与理性的社会认知有助于减轻幸存者的心理负担[33]。因此，积极推动公众教育、消除病耻感是营造支持性复工氛围的重要任务。

2.3.2 职场环境与雇主态度

工作场所的适应性与包容性直接决定重返岗位的成功率。研究显示，积极的工作环境支持（如雇主理解、同事协助）能有效促进复工，尤其有助于缓解疲劳、疼痛等症状对工作的阻碍，反之则增加心理负担[34]。Langer等[35]研究显示，若仅有情感支持而缺乏实际的工作任务调整，仍有近1/3的女性幸存者无法成功复工。由于幸存者的需求存在显著异质性，未来需推动建立个性化、灵活的工作安排方案，并将雇主主动纳入重返工作计划，通过多方协作以提升整体成功率。

2.3.3 公共政策与制度保障

政策与保障机制对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至关重要，直接决定幸存者能否有条件专注于康复并有序复工。在欧洲及北美发达国家，支持癌症幸存者重返工作已被系统纳入政策议程，其重点正从普遍的反歧视，转向针对康复需求的积极干预与个性化支持[36]。有研究已证实将职业康复作为早期综合康复的一部分，与传统康复相比，能有效缩短病假、提升长期工作保留率[37]。相比之下，中国现行政策框架更侧重于治疗和恢复初期的权利保障与经济补偿。以《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38]为核心，确立医疗期与病假工资，体现保治疗、保生活的积极作用。然而，相关司法实践分析指出，此类规定在应对癌症等需长期康复的疾病时，已显现局限性与碎片化[39]。这导致医疗保障虽覆盖主要治疗费用，但对长期康复与职业训练的支持明显不足。幸存者普遍面临职业能力评估、复工过渡与技能再培训等支持的缺失，陷入“保了休假，未保回归”的困境。这也是中国患者生存率与返岗率存在显著差距的重要原因。为弥合差距，未来政策需借鉴国际经验，着力探索建立“医疗-职业-社会”一体化支持模式，将系统的职业康复服务融入全程管理，通过跨部门协作为幸存者可持续重返岗位提供制度保障。

3 小结与展望

乳腺癌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受到个体、家庭、职场与社会政策等多层面因素的系统影响。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揭示中国乳腺癌患者在生存率与返岗率间的复杂成因，为构建系统化的临床支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未来研究与临床实践需协同推进：①医护人员应探索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职业-社会”一体化支持模式，将职业康复服务融入全程管理，强化个性化健康管理与职场适应训练；②政策制订者需深入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化影响因素，推动建立兼具文化敏感性、涵盖职业训练与过渡支持的制度保障体系；③应加强多部门协作，倡导企业构建包容性职场文化与灵活用工制度，共同营造有利于幸存者重返工作的社会氛围。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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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return to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cology

XIAO Zili ZHANG Jiali LIU Li HU Xiuying▲

Innovation Center of Nursing Research and Nursing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West China School of Nursing,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Return to work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ign of overall recovery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but also related to economic independence of patients, reconstruction of self-identity, promotion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return of social function. However, this process is influenced by complex factors at multiple level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cology, this articl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return to work from micro(individual), meso (family) and macro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levels, provide multi-level, evidence-base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medical staff, public health policy makers, and enterprise managers to build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survivor; Return to work; Social ecology; Influencing factor

[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7（b）-0192-05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12138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2024YFFK0102）。

[作者简介] 肖自利（1997.3-），女，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2024级护理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乳腺癌，老年护理。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5-11-26）

（修回日期：202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