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112263
中图分类号:R259
李润洲1, 梁群2, 王振1, 李书贤1, 黄冰燕1
| 【作者机构】 |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
| 【分 类 号】 | R259 |
| 【基 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374400) 黑龙江省“双一流”新一轮建设学科协同创新成果建设项目(LJGXCG2022-097)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ZHY 2023-037) |
新发突发传染病指过去未被认知或新近出现的传染病,具有突发性、传播速度快、危害范围广的特点。这类疾病常由病原体变异、宿主迁移或环境变化引发,需依靠全球协作网络和科学防控体系应对,以减少其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威胁[1] 。
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为代表的急性传染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其恢复期患者常出现疲劳、气短、咳嗽、失眠、焦虑、嗅觉与味觉障碍,甚至认知功能下降等症状,这些症状可持续几周至数月,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现代医学称之为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2] 。疫病恢复期是机体在邪正相争后出现的功能紊乱阶段,临床表现涉及呼吸、消化、循环及神经等多系统。中医认为,该阶段的病机核心在于正气亏虚、余邪未尽,且多伴随经络气血的失调[3] 。
中医对疫病恢复期的认识源于《黄帝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疫病防治体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亦晚乎。”现代研究进一步明确,疫病恢复期多以肺脾气虚、气阴两虚、余毒未清等证型为主,然其证候交织、症状复杂,为临床精准辨证带来挑战[4-5] 。
“循经辨证”是中医辨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经络所过,病证所及”。从经络循行规律出发,为各种症状提供清晰的病机解释和治疗靶点[6] 。如肺脾气虚多关联太阴经,气阴两虚常累及太阴、少阴经,余邪未清则多见少阳、阳明经气不利。这种辨证方法能很好地解释嗅觉丧失——阳明经、肌肉酸痛——太阴经、焦虑不安——少阴经等,诸如此类的复杂症状[7] 。
研究显示,将整体辨证与“循经辨证”相结合,能构建“整体辨证把握病机-经络理论定位病所-非药物疗法精准干预”的研究范式,为中医现代化和精准化提供方向[8] 。本文综述基于此框架运用非药物疗法治疗疫病恢复期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后续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参考[9] 。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将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疫病恢复期的病理变化涉及多个脏腑系统的功能失调。辨证论治通过综合分析患者整体症状、体征、舌脉等信息,全面把握病机特点,为治疗提供方向[10-11] 。
在疫病恢复期研究中,整体辨证的应用通常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通过四诊收集患者临床症状、舌象、脉象等基本信息;其次,根据中医理论分析病位、病性,确定核心病机;最后,结合患者体质特点,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恢复期患者的辨证发现,主要证型包括以疲劳、气短、纳差为主的肺脾气虚证;以口干、心悸、失眠为主的气阴两虚证;以咳嗽、咽痒、胸闷为主的余毒未清证[12-14] 。
这种整体辨证方法能全面把握患者身体状态,为治疗提供坚实基础。同时,整体辨证注重三因制宜,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实现个体化治疗[15] 。
“循经辨证”是中医经络理论在临床辨证中的具体应用,根据经络的循行部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进行辨证分析。十二经脉各有其循行路线和所属络脏腑,当某条经络发生病变时,就可在其循行部位出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15-17] 。
手太阴肺经为首要:疫毒多从口鼻而入,首先犯肺,恢复期常见咳嗽、气短、胸闷、嗅觉失灵等,皆与肺经相关[18] 。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为关键:脾胃为后天之本,寒湿或湿热疫毒易困阻脾胃,恢复期多见纳差、乏力、腹泻、肌肉酸痛[19] 。手少阴心经与手厥阴心包经需安养:心神受扰,高热及病情危重可耗伤心血心神,故恢复期常见心悸、焦虑、失眠、脑雾等症[20] 。足少阴肾经当培补:久病及肾,元气亏虚,肾不纳气则气短喘促,肾精亏虚则耳鸣、脱发、腰膝酸软[21] 。
将整体辨证与“循经辨证”相结合,可构建更完善的疫病恢复期诊疗新模式。首先,通过整体辨证把握患者基本病机;其次,运用“循经辨证”理论分析具体症状与经络系统的对应关系;最后,建立“证-经”对应关系模型[22] 。
肺脾气虚证:核心经络为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兼及足阳明胃经,症状表现为极度疲劳、气短懒言、食欲不振、大便稀溏等。气阴两虚证:核心经络为手太阴肺经、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症状表现为疲劳、口干咽燥、心悸失眠、盗汗等。余毒未清,肺络不畅证:核心经络为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症状表现为持续性轻微咳嗽、咽痒、嗅觉障碍、胸部紧束感等。
这种融合模型不仅能全面把握病机,还能精确定位病变经络,为非药物疗法的精准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如对肺脾气虚证患者,治疗应重点调理太阴经和阳明经;对气阴两虚证患者,则应注重太阴经和少阴经的调理[23-26] 。
针灸疗法是疫病恢复期最常用的非药物疗法之一。基于“证-经”对应关系,针灸选穴从传统的“辨证选穴”深化为“辨经选穴”,主张“宁失其穴,不失其经”的应用针灸,对疫病康复期的针对性显著增强[27-29] 。
2.1.1 肺脾气虚证的针灸治疗 核心治法为培土生金,补益肺脾。选穴以手足太阴经、阳明经为主。主穴:肺俞(BL13)、脾俞(BL20)、足三里(ST36)、太白(SP3);配穴:中脘(CV12)、气海(CV6)、章门(LV13)。操作要点:采用补法,可配合温针灸或艾条灸。重点在脾经和胃经循行路线上寻找压痛、结节等反应点,作为阿是穴进行加强刺激[30] 。在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中,以足太阴、阳明咽痛为例。太阴咽痛因脾经“挟咽”,乃脾家伏火循经上炎所致,其特点为咽痛常伴口臭、烦渴、口唇干燥或弄舌,治当泻脾经伏热;与之相对,阳明咽痛则根于《灵枢·经脉》中“胃足阳明之脉……循喉咙”,其证多见咽痛剧烈,并见消谷善饥、口臭、烦渴引饮、便秘等“燥、实”之象,则属胃腑实热上攻,治以通腑泻浊为主,临证需详察病机,分明经纬[31] 。
2.1.2 气阴两虚证的针灸治疗 核心治法为益气养阴,宁心安神。选穴以太阴、少阴经为主。主穴:太渊(LU9)、神门(HT7)、太溪(KI3)、三阴交(SP6);配穴:内关(PC6)、照海(KI6)、复溜(KI7)。操作要点:采用平补平泻法,刺激不宜过强。可配合耳针选取心、肾、神门等穴位。针刺少阴经穴位能调节自主神经功能,改善心悸、失眠等症状。红外热成像研究显示,针刺后患者膀胱经循行部位的温度分布更均衡,表明经络功能改善,体现中医“经络所过,主治所及”的治法特点[32-33] 。
2.1.3 余毒未清证的针灸治疗 核心治法为宣肺通络,清化余邪。选穴以太阴、阳明、少阳经为主,主穴:尺泽(LU5)、曲池(LI11)、外关(TE5)、丰隆(ST40);配穴:合谷(LI4)、列缺(LU7)、阳陵泉(GB34)。操作要点:采用泻法或平补平泻法,重点刺激肘膝关节以下的五输穴。临床观察显示,针刺阳明经和少阳经穴位对改善嗅觉、味觉障碍具有显著效果,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三叉神经功能和局部血液循环有关[34-35] 。
艾灸温通经络、补益元气的特性,尤其适用于恢复期虚寒湿瘀的病机。温阳益气:常选用足三里、气海、关元、中脘等强壮要穴进行温和灸或隔姜灸,能显著提升患者阳气,改善畏寒、乏力等症状[36-37] ;宣肺散寒:针对久咳不止、痰白清稀者,艾灸大椎、肺俞、风门等背部腧穴,可温散肺中寒邪,宣通肺气。临床研究显示,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加艾灸治疗患者的疲劳量表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改善均优于单纯康复治疗患者[38-40] 。
推拿疗法通过手法刺激经络穴位,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目的。基于“循经辨证”的推拿治疗注重沿经络循行方向操作,重点疏通核心病变经络[41] 。
2.3.1 循证-循经推拿的操作规范 肺脾气虚证:沿脾经和胃经在下肢的循行路线进行按揉、推擦,重点刺激阴陵泉、地机、足三里等穴位。背部可重点按揉脾俞、胃俞、肺俞等背俞穴。气阴两虚证:沿心经和肾经在上肢的循行路线进行轻柔按揉,重点刺激神门、通里、太溪等穴位。可配合头面部按摩,如揉按百会、四神聪等。余毒未清证:沿肺经和大肠经在上肢的循行部位进行推擦,从云门、中府推至尺泽、曲池、合谷。胸部可施以分推肋间隙的手法[42] 。
2.3.2 临床疗效评价 循经推拿可显著改善疫病恢复期患者症状。一项60例小儿肺炎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接受循经推拿治疗患者肺功能指标(如第一秒用力呼气量、用力肺活量)和生活质量评分改善均优于常规康复训练患者,其机制可能与调节自主神经功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免疫功能有关[43] 。
两者皆可祛邪排毒,疏通经络,适用于恢复期余邪未清、经络瘀滞的状态[44-45] 。刮痧:常选择膀胱经、背俞穴进行刮拭,以出痧的形式祛除体内瘀毒,改善咳嗽、背痛等症状[46-47] ;拔罐:常用闪罐法于肺俞、定喘,留罐于肌肉丰厚的疼痛部位,如肩井、天宗等,能祛风散寒、活血化瘀[48] 。此类疗法偏于“泻法”,对明显体虚患者需慎用,或与艾灸等补法结合应用。
导引是一种结合呼吸调节、身体运动和意念锻炼的传统中医养生方法,包括八段锦、太极拳、六字诀等。基于疫病恢复期不同“证-经”辨证,可针对性地选择和调整导引功法[49] 。
肺脾气虚证:推荐练习八段锦,重点强化“调理脾胃须单举”和“双手托天理三焦”等招式。这些动作能深度牵拉和调理脾经、胃经、三焦经,促进气血运行。气阴两虚证:推荐练习六字诀,重点练习“呬”字诀(润肺)、“吹”字诀(补肾)。配合静坐、冥想以养阴安神。余毒未清证:推荐练习太极拳,注重“云手””“搂膝拗步”等招式,配合深呼吸训练,如缩唇呼吸、腹式呼吸[50] 。现代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导引疗法的作用机制,定期练习八段锦不仅能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而且通过功能磁共振显示,太极拳练习能调节默认模式网络和突显网络的功能连接,可能与其改善情绪和认知功能的作用有关[51] 。
除上述主要疗法外,其他非药物疗法也在疫病恢复期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2.6.1 食疗药膳 根据“药食同源”理论,针对不同证型推荐相应的食疗方案。肺脾气虚证:山药粥、薏米红豆粥、黄芪炖鸡;气阴两虚证:百合银耳羹、麦冬粥、石斛泡水;余毒未清证:梨、荸荠、罗汉果泡水[52] 。在“循经辨证”指导下,食疗药膳实现从“辨证施食”到“分经调治”的深化,其核心在于运用食物的“性味归经”属性[53-54] 。共同促成“证-经-食”对应的精准食疗模式,是“病-证-经-法-技”一体化模式的重要环节之一。
2.6.2 穴位贴敷 将药物制成膏剂贴敷于特定穴位,通过经络传导发挥治疗作用。常用方案包括肺脾气虚证:黄芪、白术等健脾益气药贴敷于足三里、脾俞;气阴两虚证:麦冬、五味子等养阴药贴敷于三阴交、肾俞;余毒未清证:杏仁、桔梗等宣肺药贴敷于肺俞、膻中[55-56] 。
尽管基于整体辨证与“循经辨证”的非药物疗法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研究质量有待提升,现有研究多为小样本量观察性或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缺乏大样本量、多中心的高质量证据,且盲法实施存在困难,可能影响结果客观性;②疗法操作难以完全标准化,不同操作者的技术差异易导致疗效波动,在保持个性化特色的同时需提高可重复性;③作用机制研究待深化,多数研究仍停留于临床疗效观察,对其调节免疫功能、改善炎症状态的具体通路需更多基础研究支持;④现有证据多聚焦短期疗效,缺乏长期随访数据,难以评估其疗法在疫病恢复期患者康复中的远期获益情况。
为推动非药物疗法研究的未来发展,重点应关注以下4个方面:①深化“证-经”关系研究,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舌象、脉象等数字化信息及实验室指标,构建疫病恢复期辨证与循经对应模型[57] ;②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设计并实施大样本量、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或实用型临床试验,以提供高级别循证依据;③加强机制探讨,借助组学技术、功能影像学及生物信息学等手段,揭示非药物疗法调节机体功能的内在通路;④推动技术融合创新,结合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算法及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研发智能辅助诊疗与个性化康复系统,以提升疗效的可及性与依从性。
将中医整体辨证理论与“循经辨证”理论相结合,运用于疫病恢复期非药物疗法研究,是中医药精准化治疗的重要探索。整体辨证如同纲领,从整体把握病机规律;“循经辨证”犹如地图,精确定位病变经络;非药物疗法则为手段,实施精准干预。三者有机结合,构建 “病-证-经-法-技”一体化的完整诊疗体系。这种研究范式不仅能提高临床疗效,还能促进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发展。
未来研究应坚持中西医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临床与基础结合的方向,通过多学科交叉合作,深入挖掘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科学内涵,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医智慧和中国方案。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 Zapatero-Belinchón F J,Kumar P,Ott M,et al. Understanding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viruses to facilitate pandemic preparedness [J] . Nat Microbiol,2024,9(9):2208-2211.
[2] Wang J,Xu M,Li X,et al.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hopelessness in relation to depression and traum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 [J] . J Affect Disord,2023,329:81-87.
[3] 申一鸣,邵冰,蒋华,等. 中医药治疗“新冠后症状”经验荟萃[J/OL] .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1-6[2026-07-07] .https://link.cnki.net/urlid/21.1187.r.20240816.1609.002.
[4] 申一鸣,邵冰,蒋华,等. 基于“疫病瘥后”论治“新冠后症状”经验荟萃[J] .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24,38(12):45-48.
[5] 苏宇情,都芮,宋博涵,等. 刘奎《松峰说疫》疫病学术思想探析[J] .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2):5658-5661.
[6] 陈洪,张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期民众精神心理问题的中医康复策略[J] . 中医学报,2025,40(10):2087-2091.
[7] 张旭东,赵吉平,刘清国,等. 试论《黄帝内经》之循经取穴[J] .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0):4864-4867.
[8] 李阔,邱瑞瑯. 基于“天时”与“人和”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预防对策[J] . 中医学报,2020,35(3):477-482.
[9] 杨必安,曹丽娟,姚鑫,等. 中医历代防疫概说[J] . 中医学报,2021,36(1):54-57.
[10] 张平,吕文亮,陈炜,等. 基于古医籍疫病“瘥后”临床用药经验研究[J] . 中医药导报,2022,28(1):156-160.
[11] 田思玮,代金刚. 《诸病源候论》对疫病认识的贡献[J] .中医药学报,2020,48(5):62-65.
[12] 闫国良,张树瑛,李淑芳,等. 肺系疫病海派中医临床诊疗专家共识[J] . 上海中医药杂志,2024,58(Z1):73-76.
[13] 彭彬,王国为,王永涛,等. 基于“四复四损四不足”探讨疫病的愈后调养[J] .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4,30(9):1473-1476.
[14] 周崇怡,叶放. 基于周仲瑛“伏毒论”辨治肺系疫病瘥后诸症[J] .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0(7):735-739.
[15] 储茂锋,郭锦晨,赵芬芬,等. 基于新安医学理论治疗疫病恢复期的思考[J] .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4,33(3):4-7,20.
[16] 曾慧琳,刘兵. 经络辨证之辨“在经在络”[J] . 中国针灸,2024,44(5):574-578.
[17] 刘瑞芳,陈启亮,张斐,等. 经络辨证的数据挖掘与探讨[J]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0,22(1):205-211.
[18] 田鸿芳,韩德雄,刘婧,等. 以“辨病位”为核心构建针灸临床诊疗体系的思考:以《针灸学》治疗篇为例[J] .中国针灸,2022,42(3):345-349.
[19] 祝鹏宇,孟庆媛,刘金涛,等. 孙申田针灸临床特色撷英[J] . 中国针灸,2022,42(1):75-78.
[20] 殷宏振,肖瑞秀,麻春杰,等. 《瘟疫论》疫病瘥后诊疗思想在新冠肺炎患者恢复期调养中的启示[J] . 四川中医,2023,41(5):45-48.
[21] 赵阳,刘刚,张文钊,等. 孙思邈《千金方》防治疫病的针灸方法浅析[J] . 上海针灸杂志,2023,42(1):94-98.
[22] 谷晓红. 中西医协同模式下的疫病康复策略: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综合征为例[J] .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8):757-763.
[23] 李涛,黄银兰,马英锋,等.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古代针灸治疗时行瘟疫的选穴规律[J] .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22,44(2):188-194.
[24] 陈少华,肖永芝. 《备急千金要方》疫病外治法[J] . 中医药导报,2024,30(12):124-128.
[25] 郑立夫,郑碧云,唐纯志,等. 从脏腑致病角度分析导引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应用[J] . 中医学报,2020,35(5):916-919.
[26] 向阳,张敏,曾楚华,等. 薛生白“余邪清透”学说对疫病瘥后调护的指导作用浅析[J] .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4,33(10):10-13.
[27] 周彦吉,刘长信,张佳佳,等. 基于针灸防治疫病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分析[J] . 西部中医药,2022,35(8):6-10.
[28] Zheng S Y,Wang X Y,Lin L N,et al. Lumbar temperature change after acupuncture or moxibustion at Weizhong (BL40) or Chize (LU5) in healthy adult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 J Integrat Med,2025,23(2):145-151.
[29] 徐一菲,庄宛滢,毛萌,等. 针灸疗法在古代疫病防治中的应用与诊疗思路探讨[J] .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5):2464-2467.
[30] 王锐卿,刘敬萱,张子迪,等. 针刺干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可行性分析及应用方案探讨[J] . 针刺研究,2020,45(5):345-350.
[31] 陈宝山,张光荣. 咽痛的六经辨治[J] .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2):6392-6394.
[32] Jiang Y,Hu H,He X,et al. Specificity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surface and viscera in the pathological state of COPD:a prospective,controlled,and assessorblinded trial [J] . Front Physiol,2023,14:1051190.
[33] 谭君花,王蕾,余德海,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气阴两虚出院患者的中医肺康复[J] . 护理学杂志,2021,36(9):19-21.
[34] 刘征,王昱皓,于楠楠,等. 基于“鼻不闻香臭,口不仁”症状探析针刺在新冠病毒感染防治中发挥的作用[J] .针灸临床杂志,2023,39(4):79-83.
[35] 龚亚斌,侍鑫杰,张艳,等. 针刺疗法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临床应用与实践[J] . 中国针灸,2021,41(2):142-144.
[36] 陈晓桐,李琪,黄馨云,等. “天灸”溯源及潜在应用价值探析[J]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1,23(9):3169-3174.
[37] 丁晓. 系统辨证脉学指导下循经灸法的临床应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2):909-911.
[38] 薛莹,徐菁,穆韵浓,等. 艾灸防治疫病的研究进展[J] .中国医药导报,2023,20(31):52-55.
[39] 龚玉,张旭东,袁静云,等. 艾灸防治疫病的古代文献分析[J] .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1(6):1-4.
[40] 滕雨可,熊静,郭雨怡,等. 艾灸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的优势与价值[J]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0,22(3):697-700.
[41] 杨寄渝. 基于“皮部”理论的推拿手法对家兔机体局部免疫功能调节机制的研究[D] . 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2016.
[42] 王艳国,孙武权,詹强. 儿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小儿推拿干预专家共识(第一版)[J] . 天津中医药,2020,37(10):1114-1118.
[43] 薛霜,沈琳玲,叶子丰,等. 循经推拿配合定喘散穴位贴敷干预小儿肺炎喘嗽60例效果观察[J] . 湖南中医杂志,2021,37(9):104-105,112.
[44] 范玺胜,佘延芬,刘君,等. 刮痧疗法干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的分析和建议[J] . 河北中医药学报,2020,35(3):54-57.
[45] 唐青,汤文政,郭啸南,等. 论中医系统论视阈下循经刮痧的辨治内涵[J] . 世界中医药,2025,20(6):989-993.
[46] 梁靖一,孔维正,陈健鹏,等. 大浪淘“痧”:清代痧症文献溯源[J] . 上海针灸杂志,2023,42(3):312-317.
[47] 王莹莹,吉佳,杨昆吾,等. 循经刮痧研究[J] .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1,27(3):527-530.
[48] 孙莹莹,沈冠峰,李霖芝,等. 刮痧疗法防治疫病的应用探讨[J] . 中医外治杂志,2020,29(6):76-77.
[49] 章文春. 论中医气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治疗中的作用[J] .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32(2):16-18.
[50] 翟苏妹,李卓嘉,樊艺杰,等. 中国传统武术预防与辅助治疗新冠肺炎的研究[J] . 体育科技,2021,42(4):20-21,25.
[51] Li G,Huang P,Cui S,et al. Tai Chi improves non-motor symptoms of Parkinson’ s disease:one-year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mechanisms [J] .Parkinsonism Relat Disord,2024,120:105978.
[52] 张瑞. 基于“治未病”干预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的中医药膳管理研究[D] . 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23.
[53] 宋阳,刘理想,赵凯维,等. 百合药用食用考略及其药食两用关系探讨[J] .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2):276-279.
[54] 牟艳嫣,郑卫军,卢肇骏,等.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食物养生和心理状态调查的后疫情时代心理调理启示[J] . 健康研究,2020,40(6):606-610,623.
[55] 刘媛媛,胡亚男. 中医外治法防治疫病概述[J] .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1(4):4-7.
[56] 郑婕,罗嘉欣. 穴位贴敷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用机制探讨[J] . 中医学报,2021,36(3):461-464.
[57] Hong Y,Zhu S,Liu Y,et al. The integr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 . J Pharm Anal,2025,15(8):101157.
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non-dru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during convalescence perio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long channel”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