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心病是严重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作为其重要的血运重建策略，能有效改善心肌供血、缓解症状并提高患者生存率[1]。然而，CABG后仍面临桥血管再狭窄等不良事件的风险，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和长期生活质量[2]。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PA）是CABG后心脏康复的核心措施，已被美国心脏协会及中国相关专家共识列为最高级别推荐[3-4]。研究证实，充足的PA能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远期生存率、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再发风险[5-7]。目前，国内外研究多关注PA总量的横断面调查或短期变化，尽管有学者开始关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PA变化轨迹，但专门针对CABG后早期动态演变轨迹及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尚且缺乏[8-11]。研究表明，患者出院后的行为模式若能持续改善并维持理想水平，可以降低心血管事件再发率、再住院率。相较于横断面调查，轨迹更能清晰揭示行为变化的阶段性规律与群体差异[12-13]。传统的纵向分析方法视所有患者遵循同一恢复模式且主要关注平均轨迹，忽视了个体间的差异，而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LGMM）可以识别异质性亚组，因此本研究采用LGMM，纵向探究CABG患者术后6个月内PA的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为制订精准化干预方案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外科行CABG的173例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14]；②首次接受择期CABG；③意识清楚、沟通无障碍。排除标准：①心功能分级Ⅳ级；②合并严重骨关节、神经系统疾病等导致活动受限；③术后6个月内因非心血管原因再次住院、失访或死亡。参考《医学统计学》[15]中样本量至少是自变量个数的5~10倍，本研究自变量共19个，考虑20%失访率，样本量114~228例。本研究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025）临伦审第11号]。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情况、手术方式、术后心功能分级、合并症情况等。

1.2.2 冠心病患者运动康复知信行调查问卷 由赵孟利等[16]编制，包括知识、态度和行为3个维度共23个条目。知识维度条目记1~2分；态度与行为维度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进行评估。总分为11~79分，得分越高表明知信行水平越理想。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4。

1.2.3 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量表 由等[17]编制，汤莉娅[18]汉化。包括害怕受伤、自身功能下降、避免运动、感知到的心脏危险4个维度，共15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计分法进行评估，总分为15~60分，得分越高表明运动恐惧水平越高。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6。

1.2.4 心脏康复锻炼自我效能量表 由Hickey等[19]编制，孙玉肖等[20]汉化。单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进行评估，总分为16~80分，得分越高表示锻炼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3。

1.2.5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由肖水源[21]编制，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总分为11~60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9。

1.2.6 中文版多维度疲乏症状量表-简表 由Stein等[22]编制，薛秀娟等[23]汉化，包括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动力下降、活动减少4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进行评估（含10个反向计分条目），总分为20~100分。得分越高表明疲劳程度越严重。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7。

1.2.7 国际体力活动问卷-长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long，IPAQ-L） 采用屈宁宁等[24]汉化的中文版。涵盖职业、家务、交通、休闲及静坐时间，共27个条目。要求受试者回忆过去1周情况。PA以MET-min/周表示。数据分析时，对偏态分布的MET-min/周作对数转换后纳入Mplus 8.3软件进行LGMM分析[25]。

1.3 资料收集方法

3名调查人员均经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问卷发放采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说明研究目的、内容及意义，由其匿名填写。若患者无法独立完成，可由家属或调查人员协助。于出院前1 d，采用面对面发放并回收问卷，调查人员现场核对完整性，若有遗漏即可补全。分别于术后1、3、6个月时进行电话随访，再次收集问卷资料。所有数据均由双人录入并核对。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和Mplus 8.3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例（百分率）[例（%）]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所有数据经Epidata 3.1双人录入，采用Mplus 8.3软件构建LGMM，模型估计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法，以处理非正态数据与缺失值。比较了1~4个潜在类别的模型，允许截距和斜率自由估计。考虑到随访时间点较少（3个），本研究采用线性增长模型以避免过度拟合。拟合评价指标包括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调整后的贝叶斯信息准则（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BIC）、似然比卡方检验，通过对比实际值、期望值差异来评估模型拟合优劣，拟合优势程度与统计值呈负相关。模型比较的指标是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罗-梦戴尔-鲁本校校正似然比检验（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LMRT），P＜0.05说明k个潜在类别模型优于k-1个潜在类别模型 [25]。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为检验主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针对手术方式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将手术方式作为协变量纳入LGMM，考察在控制其影响的前提下，PA轨迹的潜在类别结构是否保持稳定。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ABG患者的一般资料

共纳入173例患者，术后1、3、6个月分别失访12、7、0例，失访率为10.98%。失访原因主要为患者拒绝参与（9例）、无法联系（6例）、因心血管原因再次住院（3例）和死亡（1例）。最终154例完成随访。3次随访IPAQ-L得分为700.00（334.00，1 261.00）、982.50（200.00，2 080.00）分和3 623.00（1 182.00，6 155.00）分。

2.2 CABG患者PA轨迹的潜在类别

LGMM模型拟合指标显示三类别模型为最优，见表1、图1。根据各类别初始水平及变化速率进行命名。①组1：初始水平最低（I=0.051），早期上升后便处于停滞状态（S=2.737，P＜0.001），故命名为“低水平-上升停滞组”（22.08%）；②组2：初始水平居中（I=6.643），随时间逐步上升（S=0.793，P＜0.001），故命名为“中水平-逐步上升组”（66.23%）；③组3：初始水平最高（I=8.086），呈“V”形变化（S=0.314，P＜0.001），故命名为“高水平-先降后升组”（11.69%）。根据不同轨迹类别的CABG患者术后各时间点体力活动水平比较显示，低水平-上升停滞组得分分别为1.00（1.00，1.00）、478.03（62.75，825.00）分和361.85（96.00，527.00）分；中水平-逐步上升组术后1、3、6个月得分分别为871.41（556.00，1 261.00）、1 714.25（474.75，2 490.00）分和4 600.79（2 752.00，6 155.00）分；高水平-先降后升组得分分别为4 073.00（2 611.50，5 654.00）、934.61（173.50，1 189.50）分和7 590.56（4 765.25，9 750.00）分。三组在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术后1个月：H=107.983，P＜0.001；术后3个月：H=31.214，P＜0.001；术后6个月：H=85.577，P＜0.001）。

图1 CABG患者PA潜在类别增长模型轨迹图

表1 CABG患者PA变化轨迹的模型拟合结果对比

模型AICBICaBIC熵值LMRT（P值）BLRT（P值）类别（%）11 948.651 963.831 948.0121 480.351 504.651 479.331.000＜0.001 ＜0.00166.1/33.931 454.051 487.461 452.640.9240.014＜0.00122.1/66.2/11.741 436.851 479.371 435.050.9170.001＜0.00111.8/12.2/9.9/66.1

注 AIC：赤池信息准则；BIC：贝叶斯信息准则；aBIC：调整后的BIC；LMRT：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检验；BLRT：基于Bootstap的似然比检验。

2.3 CABG患者PA轨迹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三组年龄、术前运动习惯、术后心功能分级、康复运动知信行得分、运动恐惧得分、自我效能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CABG患者的一般资料及PA潜在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例数低水平-上升停滞组（34例）中水平-逐步上升组（102例）高水平-先降后升组（18例）χ2/F值P值性别[例（%）]1.5970.450男12425（73.53）85（83.33）14（77.78）女309（26.47）17（16.67）4（22.22）年龄（岁，xˉ±s）60.79±8.2966.74±6.2056.06±15.2516.767＜0.001 BMI（kg/m2，xˉ±s）24.70±2.3024.70±3.0124.64±3.560.0030.997婚姻状态[例（%）]1.1920.551已婚14433（97.06）94（92.16）17（94.44）离异/丧偶101（2.94）8（7.84）1（5.56）工作情况[例（%）]1.2630.532在职298（23.53）19（18.63）2（11.11）退休12526（76.47）83（81.37）16（88.89）文化程度[例（%）]6.4450.375小学及以下254（11.77）15（14.71）6（33.33）初中4812（35.29）30（29.41）6（33.33）高中/中专4612（35.29）30（29.41）4（22.22）大专及以上356（17.65）27（26.47）2（11.11）吸烟习惯[例（%）]9.2440.056在吸5014（41.18）32（31.37）4（22.22）已戒504（11.76）38（37.26）8（44.44）从未5416（47.06）32（31.37）6（33.34）

续表2

项目例数低水平-上升停滞组（34例）中水平-逐步上升组（102例）高水平-先降后升组（18例）χ2/F值P值饮酒习惯[例（%）]5.0260.285在喝184（11.76）13（12.75）1（5.56）已戒9924（70.59）60（58.82）15（83.33）从未376（17.65）29（28.43）2（11.11）术前运动习惯[例（%）]12.2050.016规律7511（32.35）59（57.84）5（27.78）间断4812（35.30）29（28.43）7（38.89）无3111（32.35）14（13.73）6（33.33）手术方式[例（%）]7.0080.135 ONCAB 94（11.76）5（4.90）0（0.00）OPCAB 10926（76.48）70（68.63）13（72.22）微创364（11.76）27（26.47）5（27.78）术后心功能分级[例（%）]6.6530.036Ⅱ级10117（50.00）74（72.55）10（55.56）Ⅲ级5317（50.00）28（27.45）8（44.44）合并高血压[例（%）]3.7280.155无528（23.53）35（34.31）9（50.00）有10226（76.47）67（65.69）9（50.00）合并糖尿病[例（%）]1.0880.580无8016（47.06）56（54.90）8（44.44）有7418（52.94）46（45.10）10（55.56）合并高血脂[例（%）]3.7550.153无14430（88.24）96（94.12）18（100.00）有104（11.76）6（5.88）0（0.00）康复运动知信行（分，xˉ±s）54.09±7.6757.37±8.1751.61±7.725.1570.007运动恐惧（分，xˉ±s）33.76±5.4231.30±4.4229.28±3.436.3810.002自我效能（分，xˉ±s）51.56±9.9552.01±9.4358.17±6.703.6600.028疲乏（分，xˉ±s）2.74±14.68-2.07±12.20-1.50±11.451.8430.162社会支持（分，xˉ±s）40.65±3.8139.90±5.0740.89±4.400.5400.584

注 BMI：体质量指数；ONCAB：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OPCAB：非体外循坏冠状动脉搭桥术。

2.4 CABG患者PA轨迹类别的多因素分析

以PA轨迹类别作为因变量，以“高水平-先降后升组”为参考组，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年龄、康复运动知信行、运动恐惧、自我效能连续变量以原值带入；术前运动习惯，规律=1、间断=2，无=3；术后心功能分级，Ⅱ级=1、Ⅲ级=2。对所有纳入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康复运动知信行、运动恐惧、自我效能是轨迹类别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3。

表3 CABG患者PA轨迹类别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组别自变量βS.E.Waldχ2OR值95%CIP值容差方差膨胀因子低水平-上升停滞组常数项-12.3507.4542.7450.098年龄0.0930.0473.9061.0971.001~1.2030.0480.9221.085康复运动知信行0.1510.0626.0391.1631.031~1.3120.0140.8471.144运动恐惧0.2500.1174.5571.2841.021~1.6150.0330.7011.426中水平-逐步上升组常数项-15.6577.0734.8990.027年龄0.1690.04613.6431.1841.065~1.296＜0.0010.9221.085康复运动知信行0.1800.0609.0921.1971.065~1.3450.0030.8741.144自我效能-0.1330.0536.3080.8760.790~0.9710.0120.7301.370

注 参考组为高水平-先降后升组。CABA：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PA：体力活动。

2.5 敏感性分析

结果显示，轨迹类别仍为3类，占比（65.73%，22.07%，12.18%）与基础模型高度一致；手术方式对潜类别归属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0.05）。识别出的PA轨迹模式具有稳健性。

3 讨论

3.1 CABG后患者的PA轨迹

本研究采用LGMM，识别出CABG患者术后6个月内PA存在3种异质性变化轨迹，低水平-上升停滞组（22.08%）、中水平-逐步上升组（66.23%）及高水平-先降后升组（11.69%）。中水平-逐步上升组作为主导轨迹，显示大部分患者能够有效地遵从医务人员的出院指导，逐步建立并巩固积极的运动习惯，是目前临床康复实践中可以巩固与推广的理想模式。后两类轨迹则揭示了实际康复过程中的特定挑战，需引起临床重点关注。本研究发现患者康复过程的多样性，与赵彩萍等[26]关于CABG患者运动恐惧异质性轨迹的研究相互支持，也与Keeney等[27]提出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躯体功能轨迹相呼应。

基于轨迹特征，建议构建“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支持体系，确保患者在整个康复周期获得连续性的照护与指导[28]。王莉等[29]研究指出，患者在出院前由心脏康复专科团队完成综合评估并制订个体化康复“五大处方”，同时通过结对帮扶培训社区护士，借助区域慢性疾病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患者资料的一键共享；社区护士接收并执行康复计划，提供就近的康复指导、随访与教育，通过绿色通道将病情异常患者上转至定点医院；患者及家属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居家自我管理，可通过管理平台实时反馈数据、获取咨询或预约上门护理服务。

根据轨迹特征实施全程动态化、个性化的康复策略：对于低水平-上升停滞组，应在术后1~3个月的关键窗口期启动结构化心理干预。具体形式可参考Schneider等[30]的实证方案，实施为期8周、每周1次的认知行为疗法，内容包括识别与挑战灾难化思维、行为激活、目标设定与分级暴露等。实施方式可采用团体辅导、一对一电话/视频随访或基于移动健康平台的互动模块，以确保干预的可及性和依从性。对于高水平-先降后升组，深入分析发现，该轨迹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组患者年龄相对较轻，术后早期疼痛缓解快、精力恢复快，可能短期内超过既往活动水平。但桥血管内膜重塑及全身炎症反应的消退是一个持续数月的生物学过程，此外，该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最高，高自我效能通常能促进行为，但与不完整的康复知识或对疼痛的不正确解读，会导致患者行为失当[31]。因此，针对高水平组患者，则需在出院时重点宣教，在出院后1个月内重点防范过度运动，协助其制订循序渐进、强度适宜的个性化运动处方，确保康复进程平稳推进。

3.2 CABG后患者PA轨迹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康复运动知信行、运动恐惧、自我效能是区分不同PA轨迹类别的关键因素。与高水平-先降后升组相比，高龄与高康复运动知信行水平者更易归属中水平-逐步上升组；高运动恐惧水平是低水平-上升停滞组的显著预测因子。而自我效能则呈现出复杂影响，其过高可能导致康复早期行为波动，见于高水平-先降后升组。另外，BMI的差异可能对PA轨迹产生潜在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分层探讨。

3.2.1 年龄 高龄是限制患者PA提升的重要障碍[8-9,32]。年龄增长带来的心肺与肌肉功能衰退，加之CABG手术创伤（如胸廓活动受限，摄氧量降低等），共同加剧了患者的乏力感，致使其难以突破低水平-上升停滞组的平台期。因此，对于老年患者，待生命体征稳定后，尽早启动并长期坚持呼吸肌（腹式呼吸、呼吸球）、股四头肌的针对性锻炼，并通过强化随访提供支持，以延缓功能衰退、促进安全康复。

3.2.2 运动恐惧 运动恐惧与PA水平呈显著负相关[33-34]。本研究中高运动恐惧是低水平-上升停滞组的显著预测因子。患者常将术后不适（如切口痛、乏力、下肢轻微水肿等）视为心脏风险信号，产生强烈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外化为活动回避行为，如久卧、久坐、拒绝外出等。因此，干预需前置，即在住院期间进行症状预见性宣教，并于出院后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定期评估、纠正错误认知，从源头瓦解恐惧[35]。

3.2.3 自我效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对不同PA轨迹群体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特点。适中的高自我效能是中水平-逐步上升组的促进因素（OR=0.876）。这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即良好的自我效能感能促使患者更主动地采纳并维持健康行为[36-37]。这也显示此类患者能遵循医嘱，制订并执行个性化、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从而形成稳定、持续提升的PA轨迹，可能与患者良好的疾病认知、过往成功经验及有效的社会支持有关。然而，过高的自我效能可能成为高水平-先降后升组波动的风险因素。该组患者在术后初期自我效能得分最高，但其PA轨迹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波动。根据“乐观偏差”理论，个体倾向于高估自己对积极实践的掌控力并低估风险。在本研究中，可能与患者在胸骨愈合期与心肺功能恢复早期进行超出身体耐受范围的活动有关[31]。此外，过高的自我效能也可能源于对疾病严重性的低估，使其忽视了康复所需的谨慎与渐进性。对于低水平-上升停滞组，自我效能并显示出独立的预测作用，可能与高龄、术后并发症等有关。这提示临床工作者，需警惕患者过度自信而忽视了康复的渐进性。因此，针对此类患者，重点在于引导患者遵循客观恢复规律，制订循序渐进的个性化方案，将其康复热情转化为安全、持久的行为。

3.2.4 康复运动知信行 本研究对象的知信行总分较高，可能与研究对象多来自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江浙沪地区，健康素养与信息获取能力较高有关[38]。本研究中低水平-上升停滞组表现出的“知行断层”现象，可以从行为转变的“能力-机会-动机”模型理解，患者虽具备知识，但是在能力上受限于术后切口痛、下肢肿胀、营养不良等症状[39-40]；机会上可能缺乏安全专业指导。此外，对症状的错误判断（如将活动后正常气短视为加重信号）进一步强化了回避行为。因此，突破“知行断层”需进行多维度干预，通过药物及非药物方法管理症状以提升能力，构建外部支持性环境来创造机会，共同促进患者恢复。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LGMM，识别出CABG后患者6个月内PA轨迹存在3种异质性类别，为护理人员在出院评估与随访分层提供依据。未来临床护理工作者应早期识别并关注高龄、运动恐惧水平高、自我效能失衡或知信行不足的患者，实施动态评估与精准干预。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单中心便利抽样，可能存在选择偏倚；②PA为主观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③手术方式等部分临床变量分布不均衡，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控制了手术方式，PA轨迹类别并未发生变化。此外，本研究中手术方式的分布情况与目前CABG手术发展趋势一致[41]。未来建议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量的纵向研究，并结合客观监测工具，以验证轨迹的普适性，并深入探究其内在机制。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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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hysical activity change trajector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QIN Shiyu1 LI Xianhua2 NI Xueping3 XIN Xiao4 WANG Qingqing1 HUANG Wenni1 YIN Shiyu1

1.School of Nurs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1318, China; 2.Outpatient Office,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3.Department of Nursing,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4.Daytime Chemotherapy Center, Ruijin Hospit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trajectories of physical activity (PA)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Methods A total of 17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ABG in the Cardiac Surgery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t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November 2024 to March 2025 were recrui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Baseline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questionnaire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the Tampa scale for kinesiophobia heart, and the Cardiac Exercise Self-Efficacy Instrument.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were assessed at one, three, and six months postoperatively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long. 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was amplied to identify PA change trajectorie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A total of 154 patients completed the follow-up.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long scores at the three follow-ups were 700.00 (334.00, 1 261.00), 982.50 (200.00, 2 080.00), and 3 623.00 (1 182.00, 6 155.00)points. The PA trajectories of patients after CABG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potential categories: low level-rising stagnation group (34 cases, 22.08%), medium level-gradually rising group (102 cases, 66.23%), high level-first decreasing and then rising group (18 cases, 11.69%).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preoperative exercise habits, postoperative cardiac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cores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cores of exercise fear and scor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OR=1.184，95%CI：1.065-1.296，P＜0.001),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regarding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OR=1.197，95%CI：1.065-1.345，P=0.003), kinesiophobia (OR=1.284，95%CI：1.021-1.615，P=0.033), and self-efficacy (OR=0.876，95%CI：0.790-0.971，P=0.012) were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A trajectory class membership. Conclusion Distinct heterogeneous trajectories of patients within 6 months after CABG, which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age，exercise rehabilitation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inesiophobia, and self-efficacy.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can use these trajectory pattern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to identify high-risk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low-level stagnated increase group, at an early stage and implement precise and dynamic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hysical activity; Change trajectories

[中图分类号] R65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6）08（b）-0063-08

DOI：10.20047/j.issn1673-7210.26010192

[基金项目]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门诊体系优化建设的探索研究项目（SHDC12024607）；瑞金医院-青年培育项目（KY20242232）。

[作者简介] 秦世玉（1995.6-），女，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2023级护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血管护理。

[通信作者] 李贤华（1975.3-），女，硕士，副主任护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护理管理。

（收稿日期：2026-01-05）

（修回日期：202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