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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为代表的颠覆性科技与医学的深度融合，一场以发展建设新医科为目标的医学教育范式改革被正式提出，这不仅预示着从传统生物医学教育模式向以“医文、医工、医理”交叉融合为核心的育人模式转变，更意味着医学实践向精准化、智能化的方向演进。科技伦理问题也随之从医学实践的边缘走向中心，即如何在追求医学科技快速发展进步的同时，坚持伦理先行，保证医学科技向善发展，成为医学科技伦理教育面临的关键挑战。因此，在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科技伦理教育不再是医学教育的附属品，而是培养向上向善的卓越医学人才、保障医疗科技安全、提升国家竞争软实力的关键防线，但现行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仍面临着体系不健全、内容滞后等现实矛盾，亟待系统性地探索行之有效的重构路径。

1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时代意义

1.1 助力教育强国战略，提升全球健康治理话语权

教育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基础性工程，其根本问题在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构成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议题[1]。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本质亦是教育之争、科技之争、人才之争[2]。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教育强国不仅是科技强国的基础、人才强国的抓手，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前提。尤其当下医学前沿科技引发了潜在伦理风险的现实挑战，成为全球健康治理的核心关切，积极构建并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话语体系，主动贡献与前沿医疗科技相匹配的科技伦理教育方案，是赢得国际同行尊重，掌握全球健康治理话语权的关键所在[3]。

医学科技伦理教育作为连接医学与人文的纽带，不仅是推动医学人文教育转型、培养高素质医学科技人才的关键一环，更是助力教育强国战略，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升国家科技软实力，参与乃至引领全球健康治理规则制定的战略支点[4]。通过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培养出既深谙医学前沿技术原理，又能进行前瞻性伦理判断的医学拔尖人才，进而在国际卫生组织的规则制定中掌握更多主动权，从而打破西方国家在医学伦理标准制定上的长期垄断，将中国强大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在全球健康治理中注入中国智慧，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5]。

1.2 推动医学教育范式变革，培养负责任创新的卓越医师

新医科时代的医学拔尖人才应具备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以及方法科学的艺术等核心素养[6]。医学伦理教育与循证医学教育的关系，即“道”与“术”的关系。“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7]“道”是思想境界，是指挥棒；“术”是实践行为，是执行力[8]。而医学教育中的伦理维度，可为科学的严谨和刻板带来温热的情感，让医疗科技充满生命力。

医学科技伦理教育恰是达成新医科培养负责任创新人才育人目标的核心枢纽与价值根基[9-10]。在促进医工、医理交叉融合发展的同时，必须警惕因过度依赖医学前沿科技的工具理性而导致认知惰性与人文精神淡漠，要通过系统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引导学生坚守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职业使命，树立“向上、向善、公正、为人”的医学科技伦理意识，实现医术、医德、伦理三者的有机统一，从而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卓越医学人才。例如，清华大学医学院已在各学历阶段系统融入数字化与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实现了育人体系从“医学+伦理学”的简单附加，转向“科技-伦理”一体化设计，将医学教育中的科学主义与伦理精神间唇齿相依、刚柔并济的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

1.3 引领医学科技向善发展，筑牢医学科技伦理根基

医学前沿科技正在不断冲击着传统医学伦理框架，重塑着疾病诊治乃至人类增强的技术边界。无论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还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助力疾病诊断及治疗的同时，也引发了代际公正、责任归属、技术异化等伦理争议[11-12]。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从被动地回应医学科技异化的后果，转向在新医科人才培养中前置伦理考量。将伦理模块深度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如在讲授异类器官移植技术时讨论其潜在的伦理风险，引导医学生在构思与设计医学新质高技术之初，便前瞻性地判断其可能带来的公平性、可及性及对人格尊严的潜在冲击等伦理问题，使其不仅成为先进医学科技的开创者，更成为医学科技伦理风险的治理者，进而推动医学科技创新从单纯追求技术上的可能性，转向审慎权衡伦理上的可接受性，在源头上为医学科技发展设定向善的伦理内核。

通过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将外在伦理原则内化为医学科研共同体的内在信仰与职业操守，着重培养医学生进行伦理风险评估与审查的能力，为构建覆盖研发、转化、应用全链条的医学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筑牢根基。在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科技伦理教育扮演着科技向善引领者与伦理先行奠基者的重要角色，为狂奔的科技套上伦理缰绳，构筑起抵御伦理风险、保障医学创新行稳致远的教育堤坝，让医学前沿科技真正成为促进人类健康的阶梯，而非伦理风险的来源。

2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科技伦理教育面临的现实矛盾

2.1 先行理念与滞后体系的耦合矛盾

医学科技伦理教育面临的首要矛盾是教育理念先行与配套培养体系滞后之间的系统性耦合矛盾。自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到2023年9月多部门联合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再到细分领域《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管理服务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已不言而喻，但与之相匹配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却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13]。

首先是课程体系的碎片化。在多数医学院校中《医学伦理学》是一门独立开设的必修课，而非作为主线贯穿于新医科人才培养体系中，且未能与《智能医学》《基因工程》等前沿医学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学生在学习医学前沿专业知识时，缺乏同步的、情境化的科技伦理反思训练，导致其产生技术归技术，伦理归伦理的认知割裂，无法有效解决跨学科的科技伦理问题。

其次是实践体系的残缺。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方法仍以课堂内的理论讲授为主，缺乏与临床科技前沿紧密联动的实践环节，知行分离的教学模式无法培养医学生的伦理决断力与行动力。关于医学科技伦理问题的讨论常常仅停留在抽象原则层面，与现实世界中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责任界定、罕见病药物研发的资源分配、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神经隐私与身份认同等复杂且具体的现实伦理困境严重脱节。

最后，评价体系中的能力导向缺失。现有的评价体系往往只侧重于对医学科技伦理知识的记忆性考核，缺乏对伦理敏感性、批判性思维及在真实情境中解决医学科技伦理问题能力的有效评估，使得医学科技伦理素养的评价难以真正落地。综上所述，这一矛盾的实质是未能将育人理念高效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贯穿医学人才培养全周期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制度化安排。

2.2 技术导向与伦理教育的脱节矛盾

医学新质高技术的临床转化与应用，不仅以指数级速度重塑着医学版图，还对医疗从业者的医学科技伦理素养及临床伦理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具备扎实熟练的前沿科技应用能力，又要能够合理应对科技应用场景中的伦理价值冲突。但当前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知识生产、课程更新与师资队伍建设仍遵循着线性发展逻辑，响应速度明显滞后，与快速更迭发展的医学前沿科技之间形成了不断扩大的速率鸿沟，不仅削弱了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实践价值，也埋下了医学科技应用的伦理风险隐患[14]。

2.2.1教学内容的时效性不足课程内容多聚焦于经典伦理原则的阐释，对前沿技术引发的新兴伦理问题覆盖不足，教学内容的更新周期远无法匹配医疗科技创新的发展周期，导致医学科技伦理教学难以触及医学科技前沿最紧迫的伦理争议[15]。当课程教材历经数年编写、通过审定出版时，其所依托的前沿科技与科技伦理议题可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如关于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的伦理焦点已经从技术可行性转向临床应用的伦理治理与社会公正。

2.2.2师资队伍的结构性偏差讲授医学科技伦理课程的教师需要同时具备扎实的科技伦理素养及医学前沿科技应用知识，然而当前从事医学科技伦理教学的教师以伦理学或医学人文专业为主，大部分教师缺乏医疗行业的临床实践经验，难以精准把握当前医疗行业面临的科技伦理困境，导致教学内容与医疗场景出现“两张皮”问题。当学生面对临床诊疗中大数据隐私的边界、AI诊断错误的归责等现实困惑时，滞后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难以提供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削弱了其权威性与指导价值。

2.3 国际经验与本土语境的兼容矛盾

从《希波克拉底誓言》到《日内瓦宣言》，从《赫尔辛基宣言》到医学伦理四项基本原则，西方国家在医学伦理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原则与范式，长期掌握着主流话语权[16]。然而，将这些源自特定文化背景的国际主流经验直接应用于中国医疗临床实践与社会本土语境时，因中西方存在显著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差异，常面临兼容性困境与解释性张力。尽管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理念及研究范式，令中国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快速成长，但因忽视了中国固有的基本国情和学情，也导致医学科技伦理教育丧失了诸多本土文化特色。

一方面是中西方医疗现实问题域的错位，国际医学科技伦理界讨论的焦点未必完全契合中国医疗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在超大人口规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国情下，如何确保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此类先进技术的公平可及性，具有鲜明的本土特殊性[17]。若在医学科技伦理教育中缺乏对中国这些本土问题的深入挖掘与回应，便会显得疏离而空泛。

另一方面是中西方伦理价值预设的巨大差异。以个人主义为重要基石的西方生命伦理学，将尊重自主置于首要地位，强调患者的自主意愿与独立决策，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注重家庭本位与社会和谐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关于患者的临床诊疗决策常被视为一个家庭乃至社会关系网络共同参与的过程。如果在临床实践中一味生硬套用尊重自主原则，可能会忽视家庭支持的角色、医生的专业权威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协调作用，导致伦理原则与临床决策的冲突。

此外，由于学界对中国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话语体系建设重视程度不高，部分学者过度强调向西方学习而忽视了中西方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思维习惯上的差异，轻视了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挖掘和中国特色医学伦理教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造成中国医学科技伦理教育本土特色不足。

3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重构路径

3.1 整合重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制度体系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落地见效的根本保障，在国家、高校和学生等多个层面统筹规划制度安排，推动医学科技伦理教育从碎片化、附属性软要求转变为系统化、制度化、全周期的硬约束，实现顶层制度设计与实施举措的纵横贯通[18]。

首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联合出台《新医科科技伦理教育指导纲要》，明确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在新医科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划定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诊疗、脑机接口、生物样本库建设等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重点内容，并针对不同阶段制订多层次的培养目标，如本科生侧重于医学科技伦理意识启蒙，研究生及规培医师侧重于临床伦理决策能力培养，医学科研人员侧重于提升科技伦理审查与风险防控能力[19]。

其次，医学院校需将科技伦理教育嵌入人才培养的制度设计。在课程制度上，既要构建“通识伦理课+专业伦理课+前沿伦理研讨课”的三级课程体系，除传统医学伦理课程外，增设人工智能医疗伦理、基因技术伦理等选修课；还要将科技伦理有机融入人工智能医学、精准医疗、基因组学等医学前沿专业课程，让学生在研究前沿科技原理的同时进行伦理反思[20]。在实践制度上，既要求临床实习、科研实验等环节必须纳入伦理实践内容，重点培养学生的科技伦理敏感性、决断力与沟通能力，还要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建设数字标准化病人系统、虚拟仿真伦理实验室等智慧教学平台，创设高仿真、可重复、低风险的沉浸式医学科技伦理训练场景，让学生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中锤炼伦理决断力[21]。

最后，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与动态监测制度。广泛采用基于真实复杂或模拟案例的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伦理审查报告、反思性叙事写作等评价方式，将学生的科技伦理认知水平、临床伦理决策能力、科技伦理实践表现等纳入学业评价体系，与奖学金评定、执业资格准入等挂钩。同时，建立科技伦理教育动态监测体系，对医学生科技伦理素养水平实行长期追踪，并将评价结果反馈以改进课程教学，形成“教学-评价-反馈-改进”的质量闭环。

3.2 着力打造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共同体

医学科技伦理的生命力源于真实复杂医学科技实践场景中的具体伦理问题。因此，打破高校教育场域与临床、科研场域的壁垒，构建一个多元主体深度参与、资源高效流动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共同体，是解决学生对科技伦理知行脱节，应对医学前沿科技快速迭代的必然选择[22]。

3.2.1构建医学科技伦理育人共同体通过汇聚医学院校、医院、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各方力量，组建由科技伦理专家、临床医师、生物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构成的跨学科育人共同体，建立跨机构联合教研室，推行“临床导师+伦理导师”的双导师制[23]。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发临床伦理案例，将医疗领域大数据隐私保护、人工智能算法公平等现实问题转化为教学素材，并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医学科技伦理研讨，邀请科研人员分享医学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经验，同时联合科技伦理协会制定医学科技伦理行为准则，强化医学科技伦理规范认同。

3.2.2构建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实践共同体通过充分发挥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实践基地作用，将科技伦理教育融入临床实习、住院医师规培的全过程，让医学生在参与查房、病例讨论、知情同意沟通中感知和学习科技伦理规范与原则。同时积极向外拓展实践平台，鼓励学生进入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医学新质高技术研发项目、社区健康促进项目等，将伦理查房、伦理委员会讨论常态化，使其亲历医学科技伦理治理的实际工作。此外，科研院所应开放伦理审查会议，让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申报的伦理审查，理解科研伦理的操作原则与规范。

3.2.3构建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发展共同体一方面，组织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科研伦理审查、临床新技术伦理评估、行业标准制定等治理活动，使育人过程与治理实践深度融合，将抽象原则与鲜活的技术细节、临床困境无缝对接。另一方面，还需肩负起师资能力持续更新的使命，建立教师发展常态化机制。通过定期举办医学前沿科技伦理交流论坛，围绕医学科技伦理前沿议题进行深度研讨，保持知识体系的前沿性。同时，组织任课教师到顶尖生物实验室或人工智能企业参访，鼓励教师与科技专家合作研究，确保教师的知识体系与时代同步更新发展。

3.3 积极构建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自主话语体系

医学科技伦理教育须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从话语移植到话语生成的创造性本土转化，构建植根中国文化、彰显中国智慧、与中国医疗实践适配的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自主话语体系，从而化解国际经验与本土语境的兼容矛盾。

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自主话语体系的根基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医学科技实践的双重挖掘。一方面，充分阐释儒家“仁者爱人”、道家“天人合一”、中医“大医精诚”等思想中蕴含的生命观、健康观与伦理智慧，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价值养分[24]。例如，将儒家的“仁爱”理念与“尊重自主”原则相结合，发展出更强调共情性与关怀伦理的“仁爱自主”沟通模式。此外，紧扣中国当代医疗实践中的真问题，如智慧医疗资源分配公平、老龄化社会的安宁疗护决策等，从中提炼出本土医学科技伦理议题与解决方案。

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自主话语体系的载体在于开发本土化教学资源与方法。在教学资源上，由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共同体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临床场景、科研项目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学科技伦理案例库，全面映射中国现有的科技伦理困境，如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下如何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的可及性。在教学方法上，积极引入叙事医学实践，鼓励学生书写和反思中国的疾病叙事与医患故事，在具体叙事中活化科技伦理原则，实现伦理价值认同的内化[25]。通过分析这些问题，让学生在情感共鸣中自然地内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培养解决本土复杂医学科技伦理问题的能力。

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自主话语体系的升华在于形成可参与全球对话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标准。中国在数字医疗、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全球医学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独特样本，不仅可用于教育教学，更应对这些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炼与概括，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框架，积极参与医学科技伦理治理国际指南及标准的制定。例如，医疗人工智能的算法审计、重大突发传染病中的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等议题，提出融合中国智慧的治理方案，从而在全球医学科技伦理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国际影响力。

4 结语

在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科技伦理教育是践行教育强国战略、培养卓越医学人才，促进医学科技向善，提升全球健康治理话语权的系统工程。但在落地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理念与体系错位、技术与教育脱节、国际经验与本土语境不匹配等多重现实矛盾，需要通过统筹规划，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体系构建，基于多元协同理念，打造医学科技伦理教育共同体，扎根中国文化底蕴，构建医学科技伦理教育自主话语体系，在这三重举措的共同作用下，培养出能够真正驾驭医学前沿科技、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信念的医学拔尖人才，为全球医学科技伦理治理贡献兼具全球视野与中国智慧的应对方案。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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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 ²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分类号】	R-052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24YJ CZH189）四川医院管理和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SCYG2025-53）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GJB1425301）。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科技伦理教育的困境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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