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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深度推进与全球资本扩张的无序蔓延，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加剧等生态危机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挑战[1]。生态问题表面是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失衡，实则暗藏深刻的理论认知偏差与实践路径错位，倒逼学界从多元思想资源中探寻破解生态困境的理论方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为兼具批判性与实践性的思想体系，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本体论出发，以“生态正义”为实践导向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秩序，为剖析当代生态问题的制度性与结构性根源提供科学方法论[2]。中医学“天人合一”理念源于《黄帝内经》，以“天人同构”“顺时应气”为核心，将人视作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道法自然”“调之以平”的传统生态与疾病防治智慧，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提供东方哲学视角[3]。然而当前学界研究多局限于单一思想体系的阐释，或侧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资本批判的理论优势，或聚焦中医学“天人合一”的传统实践价值，对两者在生态认知、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上的相关性探究相对匮乏，导致两种思想资源未能形成破解当今现实困境的合力[4]。

同时，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其根源剖析不能依赖单一理论框架。资本逐利导致的生态掠夺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而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背离与生命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则需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智慧补充[5]。基于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资本逻辑的生态悖论”“生态正义的实践指向”的相关内容，以及中医学“天人合一”的经典溯源、生态内涵与疾病防治实践智慧；从本质契合、理论互补、实践统一3个维度探析两者的相关性；旨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判理论与中医学的传统生态智慧，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思想资源，同时丰富生态治理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1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范畴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根基，其核心范畴聚焦3个方面：①从存在论层面确立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本质，揭示人对自然的依赖与改造的双向互动；②从历史批判层面剖析资本逻辑的生态悖论，揭露资本逐利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③从价值实践层面明确生态正义的实践指向，将生态问题与社会公平、人的解放相联结，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行动指南[6]。这三大范畴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解释生态问题、批判不合理制度、指引实践路径的理论框架。

1.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本体论出发，否定“人征服自然”或“自然主宰人”的单向思维，确立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核心关系[7]。一方面，自然是人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通过呼吸、饮食等物质交换从自然获取能量与资源，离开自然的滋养，人类生命活动与社会生产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人并非被动适应自然，而是通过劳动实践实现对自然的“人化”改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人通过有目的的劳动将自然物质转化为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8]。这种改造并非对自然的掠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协同进化。恩格斯曾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明确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人在改造自然时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持久共生[9]。

1.2 资本逻辑的生态悖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批判性集中体现为对资本逻辑生态悖论的深刻剖析，这一悖论根植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只有不断地吸取活劳动，才能保持自己并增殖自己”，而活劳动的获取与商品生产的扩张，必然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消耗[10]。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会将生态成本外部化，一方面，资本通过缩短周转时间、扩大生产规模，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导致森林砍伐、矿产枯竭等资源危机，如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对煤炭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资本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等污染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以降低生产成本，造成大气污染、水体恶化等生态问题，形成恶性循环[11]。更关键的是，资本逻辑下“短期利润优先”与“生态可持续”存在根本冲突。生态系统的修复需要长期投入，而资本追求的是即时增殖，这种冲突使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可能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引发“资本增殖”与“生态平衡”的不可调和的悖论，也是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深层制度根源。

1.3 生态正义的实践指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价值聚焦于“生态正义”的实现，其核心是将生态问题与社会正义、人的解放相联结，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维度的正义体系[12]。生态正义要求破除“生态剥削”，马克思主义指出，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常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生态代价转嫁给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导致“同一片天空下，不同群体承受不同生态压力”的不公现象，生态正义则要求平等分配生态资源与生态责任，反对生态特权与生态剥削[13]。生态正义强调“代际公平”，马克思关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思想揭示，人类是“世代相继的整体”，当代人对自然的开发不能以透支后代人的生存资源为代价，需为后代保留可持续的生态空间，避免“断代式”的资源消耗[14]。生态正义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破除资本对生态的异化，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资本论》），使生产活动既满足人的需求，又符合自然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正义，也为当代生态治理提供实践方向[15]。

2 中医学“天人合一”理念的生态维度与理论根基

中医学“天人合一”理念是根植于中医经典文献、融合儒释道生态思想、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生态认知体系，其生态维度聚焦“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核心立场，理论根基则贯穿“敬天法天”的文化基因与“形气神统一”的生命观[16]。《黄帝内经》构建“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其蕴含“天人同构”“顺时应气”的生态逻辑，凝结“顺天养生”“治未病”的生态治理经验[17]。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中医学“天人合一”理念的生态理论体系，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境提供传统思想资源。

2.1 思想根基的经典溯源

中医学“天人合一”源自《黄帝内经》，从生命起源、人与自然关联层面奠定思想根基。《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直接点明人是天地之气交融的产物，并非独立于自然的存在，确立“天人同源”的本体论基础[17]。《素问·生气通天论》开篇即言：“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皆通乎天气。”强调“通天”是生命存续的根本，人与自然通过“气”实现物质与能量的贯通，构建“天人相通”的联结逻辑。《灵枢·岁露论》进一步阐释：“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将“天人关系”拓展至日月运行的节律维度，揭示人与自然的同步性。此外，《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的论述，更将“天人合一”从“存在论”升华为“认识论”——人需以天地为参照理解生命活动[3]。“天人合一”融合道家“道法自然”、儒家“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智慧，形成“以医载道”的思想根基，成为中医生态认知的核心范式。

2.2 生态内涵的核心解析

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核心生态内涵，可概括为“天人同构”“顺时应气”“形气神共融”3个维度。①“天人同构”体现人与自然的结构统一性，《素问·生气通天论》载：“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指出人体的窍道、脏腑、关节与天地之气相通，如同“果蒂悬于母体”，与天地构成有机整体[18]。《素问·六节藏象》进一步细化：“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说明人体五脏与天地五行、四季形成对应同构关系。②“顺时应气”体现人与自然的节律协同性，《灵枢·本神》明确：“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强调人需顺应四季寒暑变化调整自身活动，避免违背自然节律[19]。《素问·六微旨大论》“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的论述，更点明人处于天地气交的核心地带，需随“气交”变化调节生命状态。③“形气神共融”体现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性，《素问·上古天真论》“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指出人体形躯、气血、精神的和谐，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三者共同构成“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彰显“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核心立场[20]。

2.3 实践智慧的要义阐发

中医学“天人合一”的传统实践智慧包含两个相互关联且各有侧重的核心维度，分别是聚焦如何对待自然的生态实践智慧与关注自然对人身心的影响及应对的疾病防治智慧，共同体现为“顺天养生”“治未病”“调和阴阳”3个方面，既各自形成完整逻辑又相互支撑，构成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体系。①“顺天养生”兼具生态实践与身心养护的双重内涵。《素问·上古天真论》载：“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明确养生需以阴阳规律为准则，饮食、起居、劳作均需契合自然；这种顺应是对自然节律的敬畏与尊重，避免因人类生活方式无序破坏生态平衡；同时是人类通过契合自然的生活安排，减少自然节律紊乱对人体的不良影响，维护身心康健[21]。《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春三月，此谓发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即根据春季“生发”之气调整作息；“夏三月，此谓蕃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则顺应夏季“繁茂”之气安排活动，正是根据季节之气调整作息，将生态实践与疾病防治两种智慧融入日常的具体体现。②“治未病”的实践智慧以疾病防治为核心，与生态实践密切相关。《素问·八正神明论》强调：“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其本质是既主张通过维护生态平衡、避免过度开发等行为减少致病诱因，属于生态实践智慧的范畴，又倡导在生态环境变化尚未引发人体疾病前，通过调整自身适应自然变化，是疾病防治智慧的核心[22]。《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论述，更将“顾护正气”与“顺应自然”紧密结合，认为增强人体对自然的适应力是疾病防治的关键，而维护适宜人体生存的生态环境，则是“顾护正气”的重要前提，两者共同构成治未病的完整实践逻辑。③“调和阴阳”的调节原则清晰涵盖生态实践与疾病防治两个层面。《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不仅指调节人体阴阳，而且包括协调人与自然的阴阳平衡。《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既指向人类活动需考虑当年气候特点，避免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天和”，体现生态实践智慧，又强调疾病诊疗需契合自然节律，避免因干预不当导致人体与自然的阴阳失衡，彰显疾病防治智慧[23]。

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融通辩析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理念，虽源于不同的思想传统，理论范式与表达体系存在差异，但在应对生态问题的核心认知上存在深刻的内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并非表面的概念重合，而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本质规律的共同把握，为整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破解当代生态困境奠定基础。

3.1 人与自然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均将人与自然视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否定“人是自然的主宰”或“自然是人的附庸”的二元对立思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人从自然获取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自然依托人类的合理呵护维持生态平衡，两者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中医学“天人合一”以“天人同构”为核心，人是天地之气交融的产物，人体的窍道、脏腑与天地节律相通[24]。两者均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共生与共荣”，任何割裂两者联系的认知，都可导致生态失衡与生命危机。两者均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反对盲目改造自然的非理性行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表明自然规律具有客观性，人对自然的改造必须以“合规律性”为前提；中医学“天人合一”同样以“顺时应气”为核心准则，要求人根据四季寒暑变化调整生命活动，避免违背自然节律。遵循自然规律延伸至医学实践，强调诊疗需契合当年气候特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报复”的警示，还是中医学对“顺时养生”的倡导，本质上都指向“人需顺应自然规律而非违背”的生态认知，这是两者在人与自然观上的核心契合点[25]。

3.2 理论维度的互补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批判性”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建构性”形成理论合力，共同破解生态认知困境。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工具，深刻揭露资本逻辑的生态悖论。资本为追求无限增殖，将生态成本外部化，导致“资本增殖”与“生态平衡”的根本冲突，这种批判性聚焦生态问题的根源解构，为打破不合理的生态异化制度提供理论武器[26]。中医学“天人合一”则侧重“生态认知的建构”，通过“天人同构”“形气神共融”的理论框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体系，《素问·上古天真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理念，《素问·八正神明论》“上工救其萌芽”的“治未病”思想，均从“如何实现天人和谐”的角度提供建构性方案[27]。前者“破”——破除资本对生态的异化；后者“立”——确立天人和谐的生态认知，两者形成“破立结合”的理论互补，避免单一理论“只批判不建构”或“只建构不批判”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宏观理论视角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微观理论视角形成理论呼应，覆盖生态认知的全维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立足社会制度与全球视野，从宏观理论视角剖析生态问题的结构性根源。资本全球化下的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剥削”现象、当代人透支后代资源的“代际公平”现象，其生态正义理论聚焦“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宏观关系调节[28]。中医学“天人合一”则立足个体生命与具象认知，从微观理论视角阐释天人和谐的认知逻辑，《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柔则养筋”的形体养护理念，《灵枢·本神》“节阴阳而调刚柔”的情志调摄思想，均从个体的形气神养护层面阐释天人和谐的微观理论内涵[17]。前者从“社会制度”“全球治理”的宏观理论视角指引方向，后者从“个体生命”“形气神统一”的微观理论视角丰富内涵，两者共同构成宏观与微观贯通的生态理论体系，避免单一理论“大而无当”或“小而不全”的缺陷。

3.3 实践逻辑的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实践逻辑均否定“绝对改造”或“绝对适应”的极端路径，追求“合理改造”与“主动适应”的辩证平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张“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但这种改造不是盲目征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是“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核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即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的合理改造，满足自身需求[29]。中医学“天人合一”的实践逻辑同样强调“顺天而治”，在适应自然中适度调节，诊疗需契合自然节律，不违背“天和”；但这种适应并非被动顺从，通过“柔形体”的主动训练，提升人体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实现“以柔应天”[17]。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合规律的改造”，还是中医学“主动式的适应”，本质上都追求“改造与适应”的辩证统一，避免“征服自然”导致的生态报复，或“被动适应”导致的生存局限。集体行动与个体自觉的统一层面均强调“社会层面的集体实践”与“个体层面的自觉行动”相结合，形成生态治理的立体路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聚焦集体实践，主张通过破除资本对生态异化的社会制度变革、推动生态正义全球落地的国际协作等集体行动解决生态问题，正如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其核心是通过集体力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形式[30]。中医学“天人合一”则重视个体自觉，将生态实践融入日常养生，要求个体通过自觉行动践行天人和谐。前者强调“集体层面的制度保障”，为生态实践提供外部条件；后者强调“个体层面的行动自觉”，为生态实践奠定群众基础。两者共同构成集体、个体联动的实践逻辑，避免单一依赖“集体行动而缺乏个体参与”或“个体自觉而缺乏制度支撑”的生态治理困境，最终实现生态实践的全员参与和持续推进。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立足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以“整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为核心目标，系统探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理念的内在融通逻辑。在本质层面，两者以“有机整体论”破除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形成“顺应自然规律”的认知共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辩证统一”确立整体论立场，中医学“天人合一”以“天人同构”“顺时应气”构建有机整体观，两者共同否定“主客对立”的生态认知误区。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批判-宏观”维度与中医学“建构-微观”维度形成互补：前者聚焦资本逻辑的生态悖论与生态正义的实践指向，从制度层面解构生态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后者依托传统生态智慧，从认知与实践层面提供“天人和谐”的建构性方案，两者协同填补单一理论“重批判轻建构”“重宏观轻微观”的局限。在实践层面，两者均追求“合理改造与主动适应”“集体行动与个体自觉”的辩证统一，为生态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与个体践行的立体路径。这种融通不仅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境提供批判解构与建构指引的双重思想资源，而且丰富生态治理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为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土化发展提供新路径。

未来可从理论深化与实证验证两个方面推进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天人合一”理念的现代诠释，结合生态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构建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的转化桥梁；同时以中医学“顺时应气”“形气神共融”的实践智慧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土化内涵，完善宏观批判与微观践行的理论体系。运用双重视角开展实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理论构建公平分配框架，以中医学“天人同构”“调和阴阳”理念优化区域适配性方案，为破解“生态剥削”“代际不公”提供兼具理论支撑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方案。通过理论与实证的双重推进，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理念的深度融通，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兼具东方智慧和现代理性的思想支撑及实践路径。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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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¹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²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³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证候全国重点实验室
【分类号】	R2-03
【基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zyyzdxk-2023160）广东省中医院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中医二院〔2025〕17号）广东省中医院范小平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21KT1709）。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融通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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