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6011987
中图分类号:R197.1
黄琪, 朱雪, 汪吟寒, 王宏艳, 李茜, 梁海雯, 刘彩
| 【作者机构】 | 天津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
| 【分 类 号】 | R197.1 |
| 【基 金】 |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项目(2025033)。 |
中医药健康产业是推进健康中国与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在政策推动与需求升级下产业规模与质量持续提升。国家强调由“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并以质量与标准体系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1-3]。既有研究表明,中医药健康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存在显著时空分异与空间集聚,即全国与长三角均呈梯度格局并伴随阶段波动,省际异质性反映要素配置与平台约束,道地药材、技术创新及地方政策对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4-10]。但指标整合、滞后类型识别与空间演变刻画仍不足[11-13]。因此,本研究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与莫兰指数分析其时空演变,为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依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大健康产业外延,参考何秋洁等[14]、褚倩等[15]学者研究,基于代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中医药健康产业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作为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数据取自2011—2021年的《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16]、《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17]、《中国社会统计年鉴》[18]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19];区域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缺失值采用均值法进行补齐。
表1 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
指标层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单位指标性质中医药健康产业体系中医药医疗卫生资源中医类机构数个正向中医类实有床位数张正向中医医院病床使用率%正向中医药行业中药材种植的企业法人单位数(各地)个正向中医药人力资源中医类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人正向中医执业医师数人正向中医药财政收入中医机构财政拨款收入千元正向中医机构财政拨款占卫生健康部门财政拨款比%正向中医类医院均门诊收入千元正向中医类医院均住院收入千元正向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经济规模人均GDP元正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正向经济结构城镇化率%正向第三产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正向经济效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正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正向
注 GDP:国内生产总值。
耦合度值取决于中医药健康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发展及依赖程度[8]。本研究采用正向指标,其中Xij为i省级行政区j指标原始数据;Xij′是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Xmin是第j项指标在所有省级行政区中的最小值;Xmax是最大值;Ej表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反映该指标在各省级行政区间的差异程度,Ej值越小差异越大、信息量越丰富、权重越高;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公式如下:
1.3.1 耦合协调函数 耦合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来自自身和外界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协调度反映要素或系统间的协调态势[6]。本研究分析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交互耦合态势。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S1、S2分别表示中医药健康产业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综合发展值;C为两系统的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0,1];T表示整体效益指数,取α=β=0.5;F(X)、G(Y)等同于S1、S2。参考李震等[21]的研究将D的大小划分为10类。
协调发展水平以0~1的连续区间进行分级,可概括为三大阶段:低水平的失衡阶段、居中的过渡阶段和高水平的协调阶段。失衡阶段按程度递进细分为极度、严重、中度与轻度失衡;过渡阶段主要包括濒临失衡与勉强协调,反映系统由失衡向协调转变但稳定性不足;协调阶段则依次为初级、中级、良好与优质协调,代表系统协调程度持续增强、发展质量逐步提升[7]。
1.3.2 空间自相关 对比分析31个省级行政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结果。采用ArcGIS 10.8.1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计算全局莫兰指数,并在一致的空间权重矩阵与同一随机化检验流程下进行显著性评估。莫兰指数分析各地区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空间相关关系,其公式如下:
其中,I为全局莫兰指数;n为研究单元总数,即31个省级行政区;Xi为第i个省级行政区在某一年的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即前文计算得到的D值;Xj为第j个省级行政区在同一年的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
为各省级行政区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第i、j两省级行政区间的空间关系权重。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近似为[-1,1],取值接近1表示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接近-1表示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接近0则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绝对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强[22]。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到2011—2021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区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依据国家统计局确立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标准,将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中、西3个部分。为进一步对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情况进行分析,如图1、表2所示。从时序演变与协调等级来看,三大地带呈现差异化动态特征。东部长期位居最高层级,北京、浙江、上海、江苏稳定于中级协调,广东、山东维持初级协调。2011—2019年整体温和上升,2020年外生冲击下同步回落,2021年迅速反弹,长三角与珠三角韧性更强。中部8省全程集中于过渡阶段,河南、湖北、湖南维持勉强协调,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长期濒临失衡,协调提升依赖政策驱动,抗扰动能力偏弱,2021年部分省级行政区有所反弹但修复有限。西部协调等级整体偏低,四川、重庆虽达勉强协调,多数省级行政区长期处于濒临失衡乃至轻度、中度失衡,2020年后部分省级行政区骤降后修复迟缓,经济承载不足与产业链残缺叠加,易陷入“低位集聚-增长乏力”的路径惯性。
图1 东、中、西部地区各省级行政单位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协调趋势
表2 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分级分布
阶段级别耦合协调度值区间协调类型省级行政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协调阶段第8级0.70~0.80中级协调北京(0.795)、浙江(0.725)、上海(0.715)、江苏(0.713)第7级0.60~0.70初级协调广东(0.684)、山东(0.621)过渡阶段第6级0.50~0.60勉强协调天津(0.591)、四川(0.545)、河南(0.534)、重庆(0.530)、湖北(0.527)、湖南(0.527)、福建(0.517)第5级0.40~0.50濒临失衡河北(0.490)、安徽(0.486)、云南(0.470)、内蒙古(0.467)、辽宁(0.469)、陕西(0.456)、江西(0.446)、广西(0.445)、黑龙江(0.421)、山西(0.428)、吉林(0.418)、贵州(0.406)失衡阶段第4级0.30~0.40轻度失衡新疆(0.382)、海南(0.356)、甘肃(0.360)、宁夏(0.328)第3级0.20~0.30中度失衡青海(0.297)、西藏(0.265)
结果显示,各年度莫兰指数始终显著为正(Z>2.58,P<0.01),指示样本期内存在稳定的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即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为“相似相聚”的总体趋势。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合理性、时效性问题,采用关键节点年份选取的方法选取2011、2014、2018、2021年的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具体体现为全局空间集聚强度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阶段变化:2011—2018年下降,提示相似地区的成组性与空间依赖有所走弱;2018—2021年回升,反映集聚性再度增强。见表3。
表3 2011—2021年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莫兰指数Z值P值2011年0.4754.284<0.0012014年0.4474.065<0.0012018年0.4343.958<0.0012021年0.4764.360<0.001
运用ArcGIS 10.8.1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中国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集聚表(表4)。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具有显著“局部集聚”特征,多数省级行政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提示邻近联动并非普遍存在,而主要集中在少数关键板块。“低-低”集聚长期锁定于西部,以新疆、青海等构成相对稳定的低值群,反映经济基础、要素供给与产业链短板叠加形成共同滞后与路径依赖;2021年青海退出,提示低值板块开始分化但惯性仍强。“高-高”集聚范围较小,2018年以前集中于安徽、江苏,体现高协调更依赖区域一体化与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核心极”;2021年江苏不再显著,提示高值核心发生重组、优势并非固化。四川多期呈“高-低”,显示自身较强但对周边带动不足,存在“孤岛式高值”。总体呈“核心集聚-边缘锁定-局部孤岛”的空间结构。
表4 2011—2021年中国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局部空间自相关聚集类型分布
省级行政区2011年2014年2018年2021年高-高聚类安徽、江苏安徽、江苏安徽、江苏安徽高-低聚类四川四川四川无低-高聚类江西无无无低-低聚类新疆、甘肃、青海、西藏新疆、青海新疆、青海新疆无差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贵州、云南、陕西、宁夏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宁夏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宁夏
中国中医药健康产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出各区域协调水平在研究期内经历阶段性波动与结构性分化的特征,东部地区始终处于较高层级,中西部地区则呈现政策驱动下的渐进改善态势。有研究指出中医药健康产业或健康服务业存在明显空间不均衡,并强调经济基础、创新资源与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作用[22-23]。从本研究时序结果看,梯度差异可能不仅对应发展水平差异,也与两系统结构匹配与同频能力有关。东部地区在要素集聚、产业链完善与服务供给方面相对占优,更易形成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相互促进。中、西部地区虽具备一定资源禀赋与政策空间,但转化平台、人才集聚与支付能力等约束仍较突出,产业扩张与经济承载力出现节奏错配的风险更高[7]。同时,部分年份出现回落与修复,提示外部冲击与供需调整速度对协调水平具有影响。东部地区修复更快而中部地区波动更明显,可能反映财政调节、产业链韧性与要素回流能力存在差异[24]。据此,协调治理除关注水平提升外,也有必要兼顾降低波动与增强韧性[25]。
中国省际耦合协调度有稳定的空间正相关,协调水平高(低)的省级行政区更易空间相邻。已有研究讨论区域经济与产业协调领域空间溢出与邻近联动的普遍性[4]。本研究发现空间依赖强度有阶段性波动,整体先降后升。前期集聚强度走弱接近扩散与追赶带来的趋同,后期回升或与产业分工深化、资源再配置及优势回流有关,强化对少数区域的空间锁定[26-27]。此结果提示空间相关需识别,也需结合时间维度理解变化。政策上,扩散期可侧重跨区域协作提升扩散效率,在集聚期通过制度安排缓冲挤出效应,推动协调从单点改善转向网络化提升。
中医药健康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明显局部性,多数省级行政区未达显著,邻近联动集中于少数板块。从局部格局看,西部地区低集聚的相对持续性或因产业链短、市场半径有限、技术与人才供给不足、现代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形成共同滞后与路径依赖[28-29]。治理上或需采用区域尺度组合干预,如跨省产业链补齐、平台互联与要素通道建设,以减弱板块锁定[30-31]。同时,高集聚范围有限且有阶段性调整,高协调更依赖核心极与资源配置效率,优势未必长期固化[32]。部分高值省级行政区对周边带动有限,外溢效应有提升空间[33]。可通过标准互认、平台共建与产业协作机制建设增强制度化联动,提高协调能力的跨省传导效率[34]。
基于2011—2021年省级数据,本研究从耦合协调视角考察中医药健康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及空间演化。研究发现,样本期内耦合协调度总体提升,空间格局长期呈东高、中稳、西低的梯度分层,不同区域波动幅度与修复速度有差异。全局空间自相关持续显著为正,提示省际协调水平有稳定的空间依赖特征,集聚强度呈阶段性调整,体现扩散趋同与再集聚并存。局部版面空间异质性突出,西部地区低值板块较稳定,高值核心阶段性重组,部分高值地区对周边带动不足。
据此,协调治理需兼顾做强优势与补齐短板。东部地区巩固高位协调,通过标准互认、平台共建与完善跨省服务网络增强外溢带动,让优势向周边传导[33]。中部围绕产业与经济系统匹配度提升,培育龙头企业、强化创新平台与人才支撑,改善支付能力与消费承接,降低协调水平波动[25]。西部地区以区域尺度推进组合干预,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补齐、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建设要素通道,减弱板块锁定[35]。国家层面完善跨区域协作机制与绩效导向安排,引导资源相对均衡配置,推动协调从单点改善走向网络化提升。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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