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6040527
中图分类号:R-05
安澜, 李涵乔, 刘玉霞, 白桦
| 【作者机构】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科研处 |
| 【分 类 号】 | R-05 |
| 【基 金】 |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旨在表彰科技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激发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创新活力,进而推动科技进步,助力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1]。基于“面向人民健康”的战略导向,医学领域科技成果的质量与转化成效,直接影响疾病防控、临床诊疗水平的提升,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始终备受重视。近20年中国医学领域涌现出众多高水平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科学技术奖,不仅极大激励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忱,而且为中国医学行业科技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国务院颁布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革新作出关键规划,如缩减奖项数量、推行提名制度、延长评奖周期等成为改革重点方向,对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制度引导作用[3-6]。本文系统梳理2000—2023年医学领域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整体情况与变化趋势,旨在了解中国医学科技发展现况及国家医学科技政策评价导向,为提升医学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学科布局提供参考。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s://www.nosta.gov.cn/pc/zh/index.shtml)。通过该网站系统收集2000—2023年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通用项目信息,提取字段包括项目编号、项目名称、主要完成人及主要完成单位、推荐单位/提名者。因2021年和2022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未开展评审,故相应年份数据缺失。
基于2000—2023年的医学类获奖成果数据,分析各类医学获奖成果数量和等级、成果对应疾病或学科类别、获奖单位地域分布、获奖单位类型的情况。学科分类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的学科分类标准[7]。为保证数据准确性,在信息提取与筛选环节,由双人独立提取成果数据并交叉核对;在疾病与学科类别判定阶段,由两名研究者依据项目核心创新点分别独立判定主分类并交叉核对,若意见不一致,则函询领域专家。
2000—2023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共授予37名专家学者,其中5名来自医学领域(13.5%),分别为吴孟超院士(2005年)、王忠诚院士(2008年)、王振义院士(2010年)、屠呦呦研究员(2016年)、侯云德院士(2017年)。共有703项医学类通用项目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部获奖项目的13.6%。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共81项,均为二等奖,年度获奖数量2~7项;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共47项,均为二等奖,年度获奖数量0~4项;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达575项,包含特等奖1项(2017年);一等奖27项,年度获奖数量0~3项;二等奖547项,年度获奖数量14~38项。从长期趋势分析,医学领域年度获奖数量和医学类获奖项目占比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获奖数量由2000年的41项降至2023年的23项,同期医学类获奖项目占比由19.1%下降至11.4%。见图1。
图1 2000—2023年医学领域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数量及占比
5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中,3名研究聚焦于癌症或肿瘤,2名专注于抗传染病的药物研究。分奖种看,81项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中有38项可明确研究疾病类型,其中肿瘤或癌症(16项)和病毒性疾病(7项)数量最多。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内容以肿瘤学(15项)、医学遗传学(9项)、医学病毒学与病毒感染(9项)为主。47项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中有16项可明确研究的疾病类型,其中病毒性疾病(3项)和神经类疾病(3项)数量最多。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内容以生物医学工程/再生医学领域占比最高(17项),药物学(10项)与中药学(7项)为主。575项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有238项可明确疾病类型,其中肿瘤或癌症(62项)、心脑血管疾病(46项)及传染病(22项)占比最多。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内容的学科类成果主导方向依次为肿瘤学(68项)、药物学(59项)、中药学(56项)、中医学(39项)。见表1。
表1 2000—2023年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疾病或学科
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类别领域数(项量)占比(%)领域数(项量)占比(%)领域数(项量)占比(%)国家自然科学肿瘤学1518.5 生物医学工程/再生医学1736.2 肿瘤学6811.8 基金学科医学遗传学911.1 药物学1021.3 药物学5910.3 医学病毒学与病毒感染911.1 中药学714.9 中药学569.7 药理学78.6影像医学/核医学48.5 中医学396.8 药物学67.4 神经系统24.3 生物医学工程/再生医学274.7 疾病类型肿瘤或癌症1619.8 病毒性疾病36.4 肿瘤或癌症6210.8 病毒性疾病78.6 神经类疾病36.4 心脑血管疾病468.0 精神类疾病33.7 五官类疾病24.3 传染病223.8 血液病33.7 心脑血管疾病24.3 眼科疾病122.1 神经类疾病22.5 肿瘤或癌症24.3 糖尿病81.4
2000—2023 年共有28个省级行政区的医学科技成果获得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5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中,3名来自北京,2名来自上海。分奖种看,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前5位的地区为北京与上海并列首位(23项)、广东(9项)、湖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列第4位(4项);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前5位的地区依次为上海(9项)、北京(5项)、湖北(4项)、江苏(4项)、重庆(3项);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前5位的地区依次为北京(164项)、上海(109项)、广东(43项)、浙江(33项)、山东(32项)。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传统科研强地在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项目中依然占据领先地位,见表2。
表2 2000—2023年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单位地域分布前10位
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总和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区域数量(项)区域数量(项)区域数量(项)区域数量(项)北京192北京23上海9北京164上海141上海23北京5上海109广东54广东9湖北4广东43江苏36湖北4江苏4浙江33山东36香港特别行政区4重庆3山东32浙江36黑龙江3广东2江苏29重庆28江苏3河北2重庆23湖北25安徽2 黑龙江2辽宁18辽宁19山东2山东2湖北17陕西19重庆2陕西2陕西17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机构分布分析表明,2000—2023年医院是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最多的单位类别(290项,41.2%),其次为高等院校(243项,34.6%)、研究所院(121项,17.2%)和公司(49项,7.0%)。分奖项类型可见显著差异: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中高等院校占比最高(41项,50.6%),研究所院次之(27项,33.3%);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中高等院校占比最高(21项,44.7%),研究所院(12项,25.5%)和医院(11项,23.4%)次之;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医院占比最高(266项,46.2%),高等院校次之(181项,31.5%)。见表3。
表3 2000—2023年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单位类别
类别医学数奖量国(项家)科学技术占奖比总(%和)数医量学(项类)国家自然占科比学(%奖)数医量学(项类)国家技术占发比明(%奖)医学数类量国(项家)科学技术占进比步(%奖)医院29041.21316.11123.426646.2高等院校24334.64150.62144.718131.5研究所院12117.22733.31225.58214.3公司497.00036.4468.0
从完成单位数量来看,2000—2023年获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成果(医学科普类奖项除外)中多家单位合作完成项目数量达457项(65.7%),显著高于单家单位独立完成项目数239项(34.3%)。纵向来看,2000年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以单家单位独立完成为主,单家单位独立完成项目占比达65.9%(27/41);2001—2007年多家合作与单家独立完成项目数量高低呈现交替波动趋势;2008年后多家单位合作完成项目占据主导地位,占比逐渐升高,其中2023年达到峰值95.7%(22/23)。见图2。
图2 2000—2023年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单位数量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是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级别荣誉与权威认可。本研究通过对2000—2023年医学类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的系统分析,既反映中国在医学成果组织和布局方面的显著成效,又揭示医学领域当前存在的不足,为提升医学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学科布局提供参考。面向健康中国战略需求,新时期中国医学科技领域应着力推进以下工作。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类通用项目占全部获奖项目的13.6%,提示医学科技始终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生命健康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然而,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年度获奖数量与占比均呈波动下降态势。获奖数量的下降与中国科技奖励“重质量、轻数量”的评价导向密切相关,授奖名额的缩减直接影响医学领域的获奖数量;获奖占比的下降则提示其他学科的快速发展可加剧奖项竞争,同时医学研究自身周期长、风险高、产出慢等特征削弱其优势[8]。
从奖种分布来看,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成果占医学获奖总量的81.8%,而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与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不仅占比低,且无一等奖奖项,反映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原始创新能力的薄弱已成为医学科技发展的突出瓶颈。吴孟超、王振义、屠呦呦等顶尖学者虽获最高荣誉,但整体上医学领域仍缺乏具有国际引领性的源头理论突破和原创技术体系,已成为制约医学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瓶颈。未来亟须强化对医学基础理论与前沿技术原创性研究的重视,致力于催生更多从无到有的关键创新成果,以创新驱动医学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医学类获奖成果主要围绕中国居民的高发病和重大疾病展开,其中以研究与癌症或肿瘤相关疾病的成果为首,心脑血管类疾病与传染性疾病次之。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肿瘤学、药理及药物学、中医药学、生物医学工程领域获奖成果处于领先地位,反映国家对于重大疾病和高发疾病的政策倾斜[9]。这与国家科学技术奖始终坚持国家战略导向,面向人民健康,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有关[3]。今后中国医学科技应继续坚持以解决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问题为核心导向。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期,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增速持续加快,由此带来的慢性疾病、伤害、精神疾病及多病共存等健康挑战日益凸显,对医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提出新的紧迫要求[10]。面对这一趋势,医学领域应前瞻性布局,围绕老年医学、康复医学、主动健康管理等方向加大部署与投入,推动科技资源向老龄健康领域适度倾斜,形成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科技合力。同时,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医学科研深度融合,推动精准医疗和个性化治疗的发展。脑机接口、智能诊疗机器人、3D打印器官等前沿技术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为疾病治疗提供新方案[11]。
分地区来看,绝大多数科技成果来源于科研资源和人才高度集中的头部地区。这一现状源于传统科研强地长期积累的人才高地、平台集群与政策叠加优势,在创新资源相对稀缺的阶段可有效推动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但也客观反映中国医学科技力量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多数省份尤其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医学前沿攻关能力明显不足。这种区域间科技实力的差距,可加剧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不平衡,导致西部和东北地区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不足、患者跨省就医负担加重,阻碍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推进[1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13]。因此,今后科技资源建设布局可适当考虑向西部和东北地区予以政策倾斜与资源调配,推动先进科技成果快速在该地区的转化与应用,同时鼓励远程医疗协作、跨区域人才交流与基层医疗体系建设,促进优质资源均衡布局与区域协同发展[14]。
医院凭借获奖总数优势和在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凸显临床医疗在技术应用与成果转化中的核心角色;高等院校虽获奖总量次之,却在体现源头创新的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医学类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占比最高,提示其已成为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的中坚力量。企业迄今未获一项医学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反映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今后应着力推动医院、高校与企业在共建实验室、人才流动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实质性协同,构建知识创新、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紧密咬合的创新生态,使医学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服务人民健康的现实生产力。
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多机构协作占比的显著提升,提示全国范围内跨区域合作的医疗合作日益加强,是医疗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中国强化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相契合。随着前沿领域知识与技术复杂性的持续增长,跨地域、跨学科及跨领域的知识整合已成为突破科研瓶颈的关键路径。协同攻关模式通过整合互补性资源与技术专长,可显著提升复杂科技问题的攻关能力,加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促进全国范围的科技创新与进步。
医学类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展现中国医学科技发展水平与行业成就,涵盖重大疾病诊疗突破、中医药创新及公共卫生协同等成果。但反映中国医学基础研究薄弱、医学区域发展失衡、产学研链条断裂等突出问题。今后医学科技创新应坚持强化医学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原始创新,着力突破源头理论和技术瓶颈;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调配促进区域协同发展,通过机制创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构建基础深厚、转化高效、布局均衡、主体协同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医学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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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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