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20047/j.issn1673-7210.25082018
中图分类号:R249
王芊祺, 王敏, 董凯强, 郭蓉娟
| 【作者机构】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 |
| 【分 类 号】 | R249 |
| 【基 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U21A20401)。 |
心身医学探讨精神、心理、社会等与躯体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是研究心身关系在疾病发生和发展中作用的学科[1]。心身疾病是心身医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分为心理因素导致的心理或躯体疾病及躯体疾病伴发心理疾病,累及如心血管、消化、内分泌等多个系统,患病率高,临床表现复杂,参与构成社会主要医疗负担[2-3]。基于整体观与形神关系等中医思想,中医诊疗理论蕴含心身医学思想中医学范畴伴躯体症状的“情志病”“神志病”,以及现代“情志郁病”与心身疾病存在范围重叠[4]。中医心身医学源远流长汉唐时期医家开创中医心身医学辨证论治及方药,成为中医心身医学思想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5]。
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构建“病脉证并治”为核心的诊疗体系,其所创“病证结合”的论治模式,既重视躯体疾病中的精神情志症状,又关注情志致病伴发的躯体不适,对心身医学从理论到临床的发展贡献卓著[6]。本文以“病证结合”诊疗思维为体系梳理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中的心身内容,探讨其对中医心身医学发展的贡献,以期为心身疾病现代防治提供经典理论基础。
张仲景“病证结合”思想的形成,依托于先秦至汉代的中医整体观与疾病认知理论,核心源头可追溯至3个方面:①先秦“整体观”的思想奠基。《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尚书·洪范》“五行相生相克”的脏腑关联理论,为“病”与“证”的整体关联提供哲学基础。②《黄帝内经》已初步建立“病”与“证”的关联认知。《素问·热论》以“伤寒”为总病名,按六经分阶段论述证候演变,开创“病下分证”的先河;同时《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的“病机十九条”,为“辨证”提供辨气血阴阳、寒热虚实的依据,启发张仲景“辨病与辨证结合”的思维[7]。③《难经·五十六难》对“五脏积病”的论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既明确“肥气”的病名定义,又详述证候表现与病位,进一步强化“病为纲、证为目”的认知,为张仲景“病证并治”体系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撑。
张仲景所处时代为东汉中后期,其年代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频发,疫病流行,成为导致民众心身同病的重要因素,亦为张仲景医学经验蕴含丰富心身内容及诊疗模式的形成奠定时代基础[8]。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以“病脉证并治”为章节命名(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将“病证结合”从理论萌芽升华为系统诊疗思维,其原始内涵为临证当考量病、脉、症状、病机论治,临证又有同病异证、异病同证,提示“病脉证”当结合互参,辨病、辨证、“病证结合”论治,“病脉证并治”以“病证”结合为中心[9-10]。
1.2.1 辨病为首,定疾病本质与传变规律 “辨病”是“病证结合”的前提,张仲景之“辨病”包含两重指向,一方面明确病名与核心病机,如《伤寒论》以“太阳病”“少阳病”等六经病名为纲,界定疾病的整体属性,《金匮要略》则将具有相似病位、病机的杂病归类讨论,如呕、吐与下利合为一篇;另一方面把握疾病传变规律,如《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太阳病,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通过病名关联病程阶段,为后续辨证定治提供“病”的框架[11]。
1.2.2 辨证为主,以脉症辨证候本质与属性 “辨证”是“病证结合”的关键,张仲景强调“脉症合参”以精准辨证。一方面以症状群定证候特征,如太阳病中“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为桂枝汤证,“发热、无汗、恶寒、脉浮紧”为麻黄汤证,通过症状差异区分同一病名下的不同证候;另一方面以脉象定病机属性,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脉浮者,病在表”“脉沉者,病在里”。
张仲景“病证结合”思想经后世医家不断阐释、拓展,形成延续至今的学术脉络。宋金元医家以“释经”为核心,深化“病”与“证”的理论关联: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以“胃强脾弱”阐释《伤寒论》“脾约证”的病机,首次从病机角度明确“病”与“证”的对应关系[12]。明清医家以“临证实践”为导向,丰富“病证结合”的临床应用:尤怡在《金匮要略心典》中,继承张仲景痰饮病理论,以“痰饮”为总病名,按“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分证,同时创立“治痰七法”,使“病证结合”思想在临证诊疗角度进一步发展[13]。近现代医家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将“病证结合”与现代医学认知结合,拓展其内涵: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出“西法断病”明晰病的认识,“中药治病”辨证遣方用药,如以“阿司匹林”辅助辨病,以“白虎加人参汤”辨证治疗“温病”,首次尝试“中西医病名对应下的病证结合”[14]。
创立病名为张仲景对心身医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对躯体不适合并精神情绪异常的复杂临床表现,张仲景以《伤寒论》六经病名为关键基础进行辨析归类,从而将其纳入辨证体系。《金匮要略》创立“百合病”“脏躁”等一类以精神情绪异常为主要表现、伴发躯体不适的疾病名称,如《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有“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15]。《伤寒杂病论》辨病名的重要性启示现代中医看待心身疾病可一定程度上结合现代医学的明确诊断,以识别累及系统、排除严重单纯器质性疾病为治疗前提。
张仲景对心身医学病因病机认识源于《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言“百病生于气”,喜怒忧思等本属人体正常的情志变化,但超出生理范围则可作为情志病因,导致疾病发生或在外感内伤杂病病程中为重要环节[16]。《伤寒杂病论》虽未论述具体社会及体质因素,但结合成书时代背景可推测社会心理因素或已考虑在内。《灵枢·通天》提出“太阴、少阴……”等体质类型,与张仲景六经为病体系存在相关性,不同体质类型可能引发不同心身症状[17]。《金匮要略》中针对体质差异的用药剂量裁定或用药禁忌依据,提出“强人”“尊荣人”“衄家”等表述,本质是“病证结合”框架下“因人制宜”诊疗思想的延伸。此外,《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载“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 大黄蛰虫丸主之”,明确“忧”为情志致病因素;“梅核气”由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脏躁”因情志不遂、郁而化火伤阴引发(《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奔豚病皆从惊恐得之”(《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上述论述均体现情志致病的广泛性,与心身疾病多系统受累的特点高度契合[18]。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怒伤肝”“怒则气逆”,《难经·论病·四十九难》论述五邪所伤致病,其中“忧愁思虑伤心”,可见情志过极通过损伤相应脏腑功能致病。在此基础上,《伤寒杂病论》进一步认识到机体虚损、阴阳失调可致情志异常,情志变化程度或持续时间过极可引起气机紊乱,进而脏腑功能失调,最终心身症状共存,为心身同病的主要病因病机[17]。如《伤寒论·平脉法》“卫气弱为惵,荣气弱为卑”,卑惵以恐惧、羞怯为主要表现,惵卑相抟则五脏六腑俱虚,生理功能减退。《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曰:“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因虚、积冷、结气”为妇人杂病三大主要病因,情志异常、气机失调可致妇人杂病(《金匮要略·卷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二十二》)。七情过极致脏腑虚损为“虚”、致气机紊乱为“郁”,为后世从“虚郁互损”探讨抑郁症、功能性消化不良、肿瘤等心身疾病的中医病机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启示现代医家进一步探索七情过极致病与心理应激致病病机相关性[19-21]。
基于肝脾五行理论“土虚木乘”,《难经·论针法·七十七难》言:“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重申“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并进一步指出“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创四逆散等方调和肝脾,通过凸显脾在疾病进展传变中的关键性及临床实践扩展肝脾关系。现代研究显示,脾为抑郁症病理过程进展传变的关键拐点,为心身疾病“同病异治”的重要辨证依据,启示实脾打破病机“恶性循环”论治心身疾病[19,22]。
《伤寒杂病论》记载大量情志精神症状,如烦、懊恼、狂、惊等“心”的异常表现。与“身”的异常同在辨证过程中有重要意义,可见所蕴含的心身医学思想。若出现“心烦喜呕”即可选用小柴胡汤,作为少阳主证之一可为遣方依据。热结膀胱之蓄血证中“如狂”“发狂”可作为判断病程进展、选择桃核承气汤或抵挡汤的依据(《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虚烦不得眠”的基础上,“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憹”(《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可用于判断疾病严重程度。张仲景以神志症状参与判断疾病预后,如《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少阴病见“吐利躁烦,四逆者死”“不烦而躁者死”等[16,18]。
临床疾病证候情况复杂,脉象尤为重要。《伤寒杂病论》中部分脉象记载先言情志特征,为后世心理脉象的产生奠定基础。“百合病者……其脉微数”,部分情志精神症状与脉象相关,“其人发狂……脉微而沉”,病恐怖则“脉形如循丝”(《伤寒论·平脉法》)。《金匮要略·惊悸吐血下血胸满瘀血》言寸口脉“动即为惊,弱即为悸”,《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又以寸口脉“浮而紧”辨肝乘脾致谵语,脉象是辨明心身疾病病因病机的依据。“循衣摸床,惕而不安……脉弦者生,涩者死”(《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若躁烦与脉数急并见为已传变,可见证候表现结合脉象是判断心身疾病传变预后的依据。现代医学认为心理活动可引起脉象改变,把握心理脉象有助于准确诊断心身疾病[23-25]。
张仲景创六经辨证体系,梳理《伤寒论》心身症状可见六经主要情志精神异常存在差异,揭示心身疾病分证论治重要性。太阳经心身症状以表证及入里化热为主,太阳经病则营卫失调,外邪袭表,精神心理症状主要包含“烦”“烦躁”“心烦不得安”“不得眠”等,蓄血则为“狂”。阳明病主胃肠燥热结实,精神心理症状多属邪热上扰所致,多见“谵语”“心烦”,甚则“独语如见鬼状”,阳明蓄血为“善忘”。少阳为枢,厥阴主阖,以调畅气机为主要功能,均可见“默默”“心烦”“烦躁”“躁不得卧”等。脾为后天之本,太阴病心身症状以倦怠乏力、精神不振为主,肾为先天之本,少阴为病进一步见全身性虚衰症状,精神心理症状可有“心烦,但欲寐”“不烦而躁”等萎靡不振表现[17]。
张仲景“病证结合”论治体现于异病同治与同病异治,注重身体与心理精神症状共同解决,以方药为主。
《伤寒杂病论》所载柴胡类方以“和法”治疗证属枢机不利诸症,在少阳病、少阳病兼阳明病、太阳病、以及杂病腹满、黄疸中均有应用。栀子豉汤可用于治“虚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憹”(《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又可用于“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治郁热上扰的虚烦之“证”,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既治“烦躁”,基于心阳浮越共同病机,又可治“男子失精,女子梦交”[26]。冠心病为典型的心身疾病,在中医学理论中可归为胸痹,张仲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兼夹病邪等差异采用橘枳姜汤、瓜蒌薤白半夏汤、乌头赤石脂丸等不同方剂治疗胸痹,体现“同病异治”原则。
现代研究显示,遵循“病证结合”治疗中医心身疾病的效果确切,卯涵壬等[27]诊疗患者“全身疼痛、气短乏力、情绪不佳、时常发怒”,从厥阴病论治、随证加减收效显著。一项关于高血压病合并抑郁肝阳上亢证患者临床研究显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在降压及改善抑郁上有一定疗效[28]。基于“病证结合”制备的相应疾病范畴特定中医证型动物模型,为中医药治疗心身疾病提供临床前研究依据。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部分心身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创立病名,以六经病名、内伤杂病病名为纲,以情志过极、气机异常完善心身为病病因病机。以辨证为诊疗关键环节,所创六经辨证体系有助于指导心身疾病的证候归纳,辨证过程引入心理精神症状及情志心理脉象为依据所创经典方剂临证多遵循“病证结合”原则,为心身疾病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之法,部分则可依据疾病基本病理变化辨病论治,随证加减。其学术思想蕴含的“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为现代中医心身医学临床实践提供经典依据。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袁勇贵,岳莹莹. 中国心身医学学科发展方向和机遇[J].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0,39(5):557-561.
[2]杨树伟,张会敏. 心身疾病现阶段诊断及防治研究[J].继续医学教育,2014,28(7):64-66.
[3]吴爱勤,袁勇贵. 临床心身医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3.
[4]罗少涵,岳广欣. 形神一体观下“情志郁病”病机特点[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27(7):125-129.
[5]钞建峰,贾慧. 中医心身医学思想的源流及其发展探析[J]. 辽宁中医杂志,2019,46(7):1410-1412.
[6]黄兰英,龚鹏,刘玉良,等. 《伤寒杂病论》心身疾病诊疗方法浅析[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8(2):137-139.
[7]顾健霞. 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看现代中医临床思维[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4,26(5):444-445.
[8]韩奕,耿建国. 张仲景时代与生卒年考[C].//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二届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2004.
[9]郭逸文,付广威,桑希生. 论中医学实践对病证结合思路的误解[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5,31(6):983-985.
[10]乔世杰,付超,蔡姿尧,等. 中医状态视域下张仲景“病脉证并治”诊疗模式新释[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5,40(5):2191-2196.
[11]白龙,任慧霞,朱珂,等. 以五脏病证为例探讨中医学辨病论治体系[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11):6303-6308.
[12]雎世聪.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学术思想研究[D]. 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19.
[13]欧晓波. 尤怡对《金匮要略》痰饮理论的阐发及其证治思想研究[D]. 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6.
[14]童舜华,童瑶,段逸山. 张锡纯病证结合论治思想探析[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3,5(3):258-259.
[15]续冠胜. 《金匮要略》心身疾病病证结合诊疗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22.
[16]张仲景,钱超尘,郝万山. 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17]赵琼. 张仲景心身医学思想探讨及应用研究[D].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22.
[18]张仲景,何任,何若苹. 金匮要略[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19]高维,郭蓉娟,杨丽旋,等. 基于“虚气流滞”病机理论探讨抑郁症“虚-郁-滞”生物学实质[J]. 环球中医药,2023,16(6):1172-1176.
[20]罗梦雪,毛心勇,苏晓兰,等. 魏玮从虚、郁、瘀、滞论治功能性消化不良[J]. 吉林中医药,2021,41(11):1442-1445.
[21]吴泳蓉,周婷,田莎,等. 从“虚-郁-滞”病机浅谈肝癌的发病机理[J]. 环球中医药,2019,12(12):1796-1799.
[22]高维,郭蓉娟,于姚,等. 从肝脾论治郁病源流初探[J].环球中医药,2019,12(12):1787-1790.
[23]司帆,任慧霞,朱珂,等. 仲景脉法体系探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2):681-683.
[24]王明珠,滕晶. 中医五神辨治体系下的心理脉象[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2(4): 669-671.
[25]寿小云,刘天君. 浅谈中医七情心理脉象[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18(3):22-25.
[26]杜林柯,王萌,周永学. 《金匮要略》从脏腑论治神志病学术思想探析[J]. 中医学报,2020,35(2):257-259.
[27]卯涵壬,彭俊,李兰. 从《伤寒论》厥阴病论治情志病[J].浙江中医杂志,2024,59(10):863-864.
[28]汤艳莉,王继明,庄庭怡,等.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味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合并抑郁肝阳上亢证的临床观察[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0,26(13):132-137.
Exploration on contrib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Zhang Zhongjing to psychosomatic medic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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